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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天地之道，以阴阳之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之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周易》道天地之经以藏其度，而《素问》极天人之变以阐诸经。天地之理，尽赅《易》中，而易理又尽在医中。医易融汇，恰似乳水，博大而不飘渺，深邃而不虚无，医易同源，医易一理，岐黄鸿术奇技，皆本于《周易》与《内经》，医易三昧，何其奥妙。展望二十—世纪，必将是医易科学的世纪，医易科学必将以势不可挡的威力成为汇通中西医最强大的动力，去为地球人类的健康文明再现辉煌。
　　
　　关键词：周易、中医、黄帝内经、医易相通、医易同源、人体小宇宙。
　　
　　一
　　
　　人类已跨入二十一世纪，整个人类文明在危机、挑战和机遇中，酝酿着根本性的转机。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交流、互补、融合和创新，意味着整个人类文明面临重建。东方传统的科学文化，其现代价值日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宇宙哲学体系与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人体科学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东方文明的智慧结晶。深入开展易学与中医学的相关研究。并结合现代科学的前沿探讨，将可引发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典籍，渊远流长的学术专著。集先贤之大成，宗诸门之精华。总天地万物之精理，概宇宙化生之本源。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以太极为其“气一元论”宇宙观，以象数理为其思维工具和方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关于万物统一性的理论形式。阐发了宇宙背景能量在特定时空中的分布规律，深刻揭示了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数千年来，它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文学、论理、艺术、宗教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医学一直持续不断的产生着重大影响。并自十七世纪以来，更被译成多种文字而走向世界。于是，西方利用东方古老的《周易》启迪出许多新科学、新技术与新理论，并进而将《周易》变成一种方法学，当成决策科学与管理科学加以崇拜，从而使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了其应有的重要地位。
　　
　　《内经》是“中医之宗”，是中医理论的圭臬。源于《周易》，又从《周易》的方法论出发，集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哲学和医学之大成，从天、地、人、生综合系统观的高度，落实为人体科学与医学的完整体系。它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大自然的延伸与精华。人与宇宙交感的基础就在于人是宇宙的精微(小宇宙)，“善言天者，必有于人”，阴阳五行论正是把宇宙和人的关系作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关系来把握，小宇宙作为大宇宙的精确副本，使得人们对大宇宙的知识成为可能。其实人与自然服从着宇宙的同一法则——道。天道即是人道。人道依存于天道，天道服务于人道。而天道与人道的这种整体合谐也正是迄今为止中医相对于西医的最大意义，为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做出了无与论比的贡献。．
　　
　　“天地之道，以阴阳之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之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张景岳《医易论》)。诚如前贤所言:“《周易》道天地之经以藏其度，而《素问》极天人之变以阐诸经”。天地之理，尽赅《易》中，而“易”理又尽在医中。医易融汇，拾似乳水，博大而不飘渺，深邃而不虚无，医易同源，医易一理，岐黄鸿术奇技，皆本于《周易》与《内经》，医易三昧，何其奥妙。
　　
　　二
　　
　　医与易最早的结合，始见于《周易》本身，六十四卦中《无妄》、《损》、《兑》三卦都涉及了疾病、繁衍等医学问题，可以说是以“易”说医或引医入“易”的例证。
　　
　　随后在《内经》形成的数百年中，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没有留下姓名的古代医学家们吸吮了《周易》的精华，把阴阳五行之说引入了医学，使其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这是“医理”与“易理”结合的典范，也是《内经》最卓越的成就。其次，《内经》法《周易》之象，创造了中医独特的脏象学说，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石。再次，在《周易》太极阴阳气化理论的基础上，《内经》发展了运气学说和气机升降学说。
　　
　　到了汉代，医易专论虽不多，但从医籍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周易》思想对一些名医的影响。如张仲景的《伤寒论》，自始至终无不体现着《周易》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六经辩证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周易》卦的六位阴阳变化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易》的六位是确立《伤寒沦》六经的基础；《周易》的变化是《伤寒论》辩证论治的先导；《周易》的阴阳交感是《伤寒论》阴阳思想的基石。
　　
　　又如华佗根据《内经》的经络学说，运用“易理”，将眼部按后天八卦分成八个经区，从而建立了眼的八卦分区模式；以左眼为主，病人仰卧，头向北方，把眼分成八个等区，以西北起，顺时针方向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右眼其八卦序列为逆时针方向。乾对应肺与大肠经，坎对应肾与膀胱经，艮对应上焦经，震对应肝、胆经，巽对应中焦经，离对应心与小肠经，坤对应脾、胃经，兑对应下焦经，根据这些经区的血管变化，可测知任何一经所发生的病变传到那一经，形成了以《周易》思想为指导的眼诊法。
　　
　　六朝时代，医书存世不多。可考者唯有《中焦经》，其中也渗透了《周易》的思想，可惜文字不多。
　　
　　至隋唐，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医第一部病因、病机的专著，把《周易》阴阳消长、盛衰的规律融入医学中，他吸取《周易》的阴阳观念。应用于人体的生理及病历之中，并以八卦配合方位表示邪气的刚柔，更可贵的是把《周易》的阴阳刚柔理论应用于导引养生。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十分重视医易关系，“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这句名言，1300年来，一直为医家所尊崇。在其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医理与易理融汇贯通，在不少篇章中渗透了“易”为“医”之体，“医”为“易”之用的思想。最遗憾的是，孙真人没有留下一两篇“医易”专著，实在是“医易”学中的一大憾事。
　　
　　医学家王冰，在整理研究《黄帝内经》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以《易》释《内经》，在不少地方他直接引用《周易》原文注释《内经》。如《内经》中多次提到“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王冰在条下注曰：“谓变化生成之道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之谓道也。”类似注文不下19条，充分体现了王冰应用“易理”发展“医理”，颇有成就。
　　
　　宋代以《易》解医的代表是大医家林亿，从他的《新校正》中，可见其《易》学造诣之深奥，首先，他准确的指出了王冰引用“易理”中所出现的失误，同时他也引用《周易》来解释中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王冰注：“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林亿《新校正》云：“详阴长阳杀之义，或者凝之。按《周易》八卦布四方之义，则可见矣。坤者，阴也，位西南隅，时在六月七月之交，万物之所盛长也，安谓阴无长之理？乾者，阳也，位戍亥之分，时在九月十月之交，万物之所收杀也，孰谓阳无杀之理。以是明之，阴长阳杀之理可见矣。
　　
　　《内经》认为，阳可主杀，阴可主长；王冰认为天之阳主生，而地之阳主杀，地之阴主藏而天之阴主长，与《内经》之意有别，林亿则以《周易》为依据，论证《内经》阳杀阴藏是合理的。
　　
　　三
　　
　　宋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历代医家关于医易的论述虽多，或将“易”理融于医理之中，或散见于其它论述之中，都未有完整的论文，即使是章节性的短论，亦不多见。及至元金，以“易”解医之人增多，在不少医家的著述中，即有章节性的短论，也有完整的论文，还有一些专门著作，其影响较大的有：刘完素对阴阳学说的剖析；李杲以“易”说药录；朱震亨以“易”论医录三家。
　　
　　刘完素特别重视对“阴阳学说”和“五运六气”的研究，并认为医家的“法之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方论》，首创“火热论”，其理论即渊薮于《周易》“乾阳，离火”，并在《周易》“乾刚坤柔”、“损刚益柔”及《素问》“抑阳益阴”的影啊下，主张“降心火，益肾水”。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思想。为中医温热学派的掘起及寒凉学派的形成开了先河。
　　
　　李杲以“易”说药录中，用“易”理阐述药理，论述精当，融“易”理于药理之中，可以说是独解新经之论。
　　
　　朱震亨参合易理，融合诸家，发先贤未发之蕴，极先贤未极之理，独辟新径，会通易医，《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是其理论核心。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的观点。并强调“相火”对维持生命的重要意义，他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并用“易”理对生育、房事作了透解的论述。
　　
　　至明代，易医发展达到高峰，影响最大的有三家之说。即孙一奎的《医易论》；张景岳的《医易义》；赵献可以“易理”创“命门学说”。
　　
　　孙—奎精通《周易》，医道高深，著有《赤水玄珠全集》。他在《医旨绪余》(见《赤水玄珠全集》)中对“医易”的专论，极为精辟，其友人陈履祥在《医旨绪余后序》中赞曰：“东宿(孙—奎之号)之于‘易’也，深乎!······东宿之书，以随证用药终焉，其又得太极生生之用矣!”他独创的提出了人身的太极是两肾间的命门原气(即气功)，这是他用《易》理于医学的一大贡献。
　　
　　张景岳自幼聪慧，博览穷研诸子百家，精通《易》理，天文、兵法，尤精于医术。他精研《内经》编成《类经》。“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以类分门，详加注释，并然有条有理。又撰《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晚年他集前人之大成及毕生的经验，博采众说，辑成《景岳全书》，对后世医学贡献较大。
　　
　　张景岳溶医理、易理及道家精气神学说于一炉，从而形成其一家之说。此前，历代医家对“医易”之论虽多，但大都散见于其的论著之中，且多为短文。张景岳集先贤之大成，宗诸门之精华，对“医易同源，医易相通”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类经》、《类翼》中有《医易义》、《大宝论》、《真阴论》、《太极图论》、《阴阳体象》等篇，从此可见，“医易”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景岳方形成了一门“医易学”，它对医学与易学的结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景岳探求哲理在于“摭《易》理精义，用资医学变通”，他认为“虽阴阳已备於《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他非常重视阴阳二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指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医易同源”的关键；他对《周易》“变易”与“不易”概括为“常”与“变”的关系，阐述了“知常达变”的重要性，实深为《周易》之精旨矣。他主张理、法、方、药，在临症中的灵活变通，“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拔一寸之机，发千均之弩。为虚为实者易之，为寒为热者易之，为刚为柔者易之，为动为静者易之，高下者易其升降，表里者易其浮沉，缓急者易其先后，逆顺者易其假真”。体现了“易理”在中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他法《周易》之卦象，以观测病象，丰富了中医藏象学说的内容，实为可贵，是医易学说的集大成者。
　　
　　赵献可“尤善于《易》而精于医”。擅长将易理贯通于医学之中，撰有《医贯》。他在《周易》太极图的启示下，创立了肾间命门学说，并引据《周易》与《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将两肾与命门的属性及位置作了区分，又指出了其间的关系。对中医命门学说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阴阳论》与《相火龙雷论》是其“医易同源”的重要文献，从中足见其精深的造诣，其中既有对阴阳相火原理的探讨论述，又有临床应验。
　　
　　入清论其“医易”的有章楠、邵同珍、唐宗海影响较大。
　　
　　章楠以医术闻名，对温病学有一定的贡献。著有《医门棒喝》，其中《论易理》一文，对于如何正确理解“易理与医理”中阴阳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邵同珍“遗于《易》而精于医”。著有《医易一理》—卷，将人的全体配合八卦，绘图贴说，简而明，精而当，补前人所未及。他认为，造化——阴阳也，太极两仪阴阳所由分也，四象阴阳之太少也，八卦阴阳之上中下也。譬人身脏腑，五官呼吸，生育皆应其术。他以脾胃为太极，明其体，言主宰之理，先天也，以中宫为太极，明其用，言流行之气，后天也。
　　
　　唐宗海是早期试图汇通中西医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好古而不过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提出“中西汇通”，“损益于古今，参酌乎中外。”他认为中医应吸收一些西方解剖生理学的知识，试图以西医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的基本理论。曾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晚年致力于医易研究，称：“惟于易道”见有合于医理者，必引伸之，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并作《医易通说》二卷，是存世不多的医易专著中内客比较系统、全面的佳作。
　　
　　《医易通说》不但对周易作了概论，而且在医易相关方面，还着重论述了人体八卦，比较详尽的阐明了《周易》八卦与人身八卦的理论及人体各器官的功能；对心肾与坎离的关系，着重从生理、病理与治疗方面的应用上加以论述。并对“交易”极为推崇，尤其突出坎离交泰，认为坎离交泰体现了“易”的“交易”原理。
　　
　　此外，对“河图”当为九数，“洛书”当为十数的考辨；对辰为天门，戌为地户的改定；对七色与八卦方位的关系；对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关系的论述等等，均见其学识之通博，独立思考之功力。之中所论，多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确实独到。
　　
　　民国以后，医易的研究除恽铁焦(著有《医药医案集》)等少数医家之外，问津者很少，著述亦不多见。
　　
　　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周易》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谈《易》变色状况，医易的相关研究也遭同样命运。八十年代起国际上曾先后在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地召开过《周易》学术研讨会。作为《周易》的故乡，我国于l987年l2月在山东大学举办了《周易》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二佰多人出席，显示了以多科学交叉研究《周易》的新势头，使“易学”在当今世界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医易相关的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的局面，1989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医易研讨会，有论文集《医易新探》问世。同年在贵阳又召开了“医易相关研究贵阳国际学术讨论会”，有论文集两册问世。同时，一批研究《周易》与中医学关系的著作相继出版。l990年11月，在山东泰安又召开了一次“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并将优秀论文汇集成书，准备正式出版。停滞了七十多年的医易研究，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展望二十—世纪，必将是医易科学的世纪，医易科学必将以势不可挡的威力成为汇通中西医最强大的动力，去为地球人类的健康文明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