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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闲谈庄家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旧约·传道书》

       影响价格变动的最直接因素就是资金的流动，“如果想让一只股票上涨，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停地买进它”。

        任何市场都会有逐利的大资金介入。当大资金深度介入某个市场品种或者市场板块，试图影响该品种或者板块价格走势进行交易获利时，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庄家。

一 建仓

      在股票市场中，获取某个公司的股票除了在场内交易市场买入外，还可以通过发行市场的增发与配售，场外交易市场的大宗交易、协议交易等。其中协议交易价格不受证券法规的价格限制，也不存在持股锁定期限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A股市场上形成的几个比较有名的资本系基本采用了收购法人股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当时法人股由于不能像普通股那样在交易市场向公众出售，所以流通性差，其价格也相对于普通股具有很大的折扣。例如，2000年11月幸福实业（600743）的普通股价格为11元，其法人股拍卖成交价为1.15元。这就为大资金低成本控股上市公司，进而进行资本运作提供了便利。

       由于股票协议交易是在场外，所以大比例的股权交易过程也不会直接影响到场内交易市场的股票价格。

二 运作

       当庄家建仓完毕后，一般就会进入所谓的运作阶段。常听到的是价格操纵，但这种交易操作是受到相关证券交易法规的限制的，比如持仓申报制度、要约收购制度、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合规等，所以常见的规避方法就是将持股分散在多个表面毫无关联的证券账户里。

      在央视新闻报道的“大连电瓷股价操纵”案中，操涉案人员就先后动用了495个账户，这些账户分散隐藏在78家券商里，地点遍布20多个省市。

      除了上面单纯交易运作外，还有就是利用上市制度配合运作，比如供股、合股、信息披露等，而这种操作实际上庄家利用了公司股东的身份，所以性质不容易确定，唯一判别的的标准可能就是是否有损中小股东的权益。

       由于中国A股市场禁止合股，审核配股和增发股份，所以以利润分配形式出现的“送股”和“转增股份”比较常见，而低成本的信息披露更受庄家的喜爱。在“大连电瓷”案中，涉案人员就利用自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在后期买入时，让公司发布利好公告，配合推升股票价格。

       而“合股与供股交替使用”的手法在香港股市中比较常见，这类股票通常被称作“老千股”。公司股本先是通过“合股”的方式变小，提高市场价格。然后大量股票被抛售，股价下跌。接着再通过大比例高折价的供股方式融资，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逼迫”看好后市的持股者掏钱参与。如此反复榨取市场资金。使用这种手法操作的应该算不上通常所说的二级市场庄家了，更像是财技玩家。他们控制着上市公司，其获利的方式不仅是在股票市场的交易上，更重要的是在股票市场的融资上。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威利国际”，仅2007年-2017年期间，便累积合股6次，2007年的12,500股仅相当于2017年时的1股，而复权来看，股价相对当时跌幅高达99%以上。

三 派发

      庄家在运作末期，如何变现获利离场关系到坐庄的最终成败。除了通常的二级市场派发之外，股权质押、协议交易、基金转换、公司回购等等，但前提是别人愿意接盘，毕竟金融市场消息满天飞。

       在交易市场中庄家之所以能成为庄家，是因为它能调动巨量资金，控制上市公司，影响价格走势。但其行为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而庄家最终能否成功在市场套现，依旧是市场参与各方的博弈结果，正如华尔街谚语所说的“你可以把马儿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喝水”。

      中国股市上曾经比较有名的亿安科技、中科系、德隆系的失败，也不外乎说明了坐庄不一定成功。

这里我们以“中科创业”，这一经典庄股案例看一下庄家是怎么操作的。

第一阶段 朱大户陷困求援

　　根据吕梁的供词，1998年7月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而此时朱焕良已坐庄康达尔一年多，掌控了康达尔公司90％的流通盘。

      由此推断朱焕良应该在1997年7月之前就已经介入康达尔，而1997年5月份香港爆发禽流感，7月供港活鸡业务所占比重较大的康达尔股价出现暴跌，同时成交量呈缩减态势，表明市场对该股前景并不看好，因此高位吸筹的朱焕良没有机会出来，便被套在其中，其最初的持股成本应该在12元左右。

       1998年7月康达尔的价格创出24.1元的新高，但根据吕梁的表述及这段时间成交量的变化，可以推断这段价格拉升可能是朱焕良对倒实现的，而市场交易的低迷使其无法完成出货。

第二阶段 K先生规划救困
　　

       1998年11月，吕梁以13元/股的协议价格，通过“转托管”的方式从朱焕良那里得到277.9万股的康达尔，并利用这笔股票开始相关融资活动，从此启动了坐庄之旅。之后通过转托管和盘面对倒的方式从朱焕良手中获得3000万股康达尔的流通股。据吕梁手下操盘手庞博称,从1998年12月至1999年5月，是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接盘及吸筹阶段。

      1999年春，吕梁以K先生的名义，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文中讲大势的吕梁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提示到“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1999年4月和5月，吕梁为了绕过证监会批准豁免全面收购要约的手续，由海南燕园、海南沃和和民乐燕园三家公司分别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加上朱焕良的北京英特泰公司原已持有康达尔的2.53%股份，四家共持有37.14%的股权，比第一大股东深圳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36.1%股权要多。在四家联手造成控股事实的基础上，康达尔公司的董事会也进行了改选。在11名董事中，吕梁方派出7人，由此掌控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

       1999年5月，吕梁趁“5.19”行情一口气将中科创业从28元左右拉至1999年7、8月份的45元上下。在这一轮行情中，庞博称暴涨行情大部分都是由吕梁直接下指令，有时甚至亲自到主要仓位营业部看下单。不过，吕梁在下达指令前，经常会与朱焕良通气。

      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中科创业股价一直在30元至40元间区内徘徊。庞博对法庭交待说，这段时间是吕梁自买自卖成交最高的阶段，很多对敲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原因是，一、盘整时期需要不断对敲来维持价格和成交量；二、大部分融资在年底到期，需要从股市提钱还款。

      1999年8月，为配合康达尔的股价稳定，吕梁组织了一篇关于康达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个整版。　

       1999年12月吕梁将公司更名为深圳市中科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把深圳中科创业改造为“高科技＋金融”的新型企业，并借此进行利润包装，为其在二级市场上炒高深圳中科的股价服务。

         2000年1月，中科创业再度大幅上涨。

第三阶段 同盟破裂酿崩盘

       2000年4月左右，朱焕良背着吕梁卖出股票，吕梁开始接。而这一情况，据吕梁称，是在国庆节前统计时发现多出了800万股才发现的。

       2000年5月15日中科创业实施“10股送1.2股转增2.6股派息0.3元”的分红方案，借以降低流通股价。

       2000年10月，吕梁手下的重臣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吕梁获悉，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因担心“老鼠仓”被强制平仓，吕梁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2000年底以前结清。

       2000年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砸9个跌停板，跌去50个亿市值。

       2001年1月10日中国证监会表示对涉嫌操纵中科创业股价者进行调查，当日股价以跌停板开盘，以涨停板收盘。

       “中科创业”案件共涉及资金约54亿元，有100余家出资单位或个人签订了合作协议或委托理财，地点遍及北京、上海、浙江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牵涉120多家证券营业部，总共通过1500个个人帐户，期间最高持有中科创业股票5600余万股，占整个流通盘的55.36%。而对于中科创业的崩盘，作为吕梁主操盘手的丁福根认为有四大原因：一、越到后期，吕梁盘面上的筹码越多，由此导致现金短缺，托盘无力；二、委托理财融来的资金大多年底到期，而此时吕梁手里现金越来越少；三、大量的老鼠仓纷纷抛售；四、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太高。

       最后，如果股票市场中没有庄家会怎样？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股市刚诞生的前4年里，沪市“老八股”里的飞乐音响、豫园商城，深市“老五股”里的深发展（现已更名为平安银行）、万科的价格走势图。那是一个唤醒资本的时代，也许还没有成型的庄家，没有涨跌幅、T 1交易制度的限制，只有投资者对股市的狂热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