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悻悻而归！
在晚上的酒桌上，他又被何绍基骂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杭州，每次与何绍基吃饭的时候都非逼他他讨论书法，其实都是故意挑衅，好找到一个话题来狠狠的骂他！更过份的是，还要再与同桌的老乡，肆无忌惮嘲笑奚落一番赵之谦才做罢！
何绍基这样的为老不尊，赵之谦实在是气不过，便写信给何绍基的一个学生叫梦惺的人回骂道“类村夫俗子行径，殊可笑也……”。
赵之谦给何绍基的学生梦惺所写的《致梦惺函》中，明确写到何绍基是如何侮辱自己的：太史之视弟如仇，前在杭州，同宴会者数次，太史逼弟论书。意在挑战，以行其詈……然犹向其乡人大肆诟厉，类村夫俗子行径，殊可笑也……弟于书，视让老则同而异，于何、许，则风牛马不相及矣。大意是：在酒桌上，何绍基仗着自己德高望重，先让赵之谦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一顿臭骂，还和自己的老乡一起大肆耻笑。赵之谦拿自己的作品给同在酒席的书法家吴让之看，吴让之表示赞同，拿给何绍基看，又是一顿臭骂。既然如此，赵之谦你就别一而再的去参加这样的饭局不行吗！不行！一者何绍基长赵之谦三十岁，是长辈。再有，何绍基当时，无论在政坛还是艺坛，都是绝对的大佬，而赵之谦则是一寒酸后生。能与名满天下的何东洲同席，与有荣焉！赵之谦早年对何绍基肯定是仰慕的， 他在一件对联的落款写道，“何道州（何绍基）书有天仙化人之妙”。实际我们从赵之谦早期的作品，还能明显看出何绍基的影子。也许是受不了何绍基的侮辱，赵之谦三十五岁之后的作品风格与便迥异何绍基了，按赵之谦自己的话说是:“则风牛马不相及矣。”两人都以碑帖结合而名垂书史，但赵之谦的碑是以北碑为主，而何绍基的碑，则是以唐碑与汉碑为主。而今，赵之谦与何绍基都是国展中的流行书风，赵体甚至更压何体一头，这要让地下的何绍基知道，还不得跳起脚来大骂三天三夜才解恨？！清代碑学中坚力量何绍基、赵之谦，两人年齿相差三十余岁。据赵之谦信札记载，同治九年两人在杭州见过数面，其以长辈相称何氏，颇为推崇，但每言及书学理论与创作问题时，便以争吵告终。“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地道，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后已，甚无趣矣。”
在清代碑学由独尊北碑陷入危机而转向碑帖兼容的历史语境中，何绍基、赵之谦皆起到开风气之先的巨大书史作用。在趋同文化背景下，私淑弟子关系里，何绍基为何对声望远不如己（当时）的晚辈大加批驳有若仇敌？赵之谦为何对钦佩的“风流老辈”初师而后鄙？造成二人芥蒂的是彼此碑学观念的分歧。二者皆强调书法之本在于篆分意度，不作篆隶终究昧所从来，但是，何绍基入古为新，赵之谦复古为新。二人对“古”的理解不同，故所追求“古”的内蕴、表现“古”的样式亦不同。何绍基虽夫子自道“生于南人简札未曾留意”，但其对颜稿行一脉的精意足见其熟谙帖学，只不过并非二王家法。何绍基是清代碑学大潮中少有的持尊唐思想的书家之一，在其眼中的晋唐传统和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所关心的是另一种“晋唐传统”，认为真正的晋唐传统和北派书风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同的。在强调碑的骨力同时，帖的韵致及帖学笔法的精致表现，这在清代碑学家中绝无仅有。赵之谦正是在北碑创作中引入被何绍基不满与批评的二王帖学，才使其北碑创作臻于清代碑学高峰。何、赵碑学观念不同，碑帖取法、创作旨趣和目标有异，但碑帖融合无疑滥觞于何绍基，赵之谦碑帖融合新变之途实启自何绍基，从碑学的原创性视角，赵之谦出乎何绍基又超乎何绍基。何、赵所谓因书法观念分歧引起的“恩怨”，不过是锐意进取、开宗立派精神下，取法近人，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上的插曲。当一个人的快乐失落于另一个人的魅力之下时，只有反抗的冲动才能维护他的尊严，于是两个最可贵的知音变成最强劲的对手，景仰、模仿、抗衡、背离，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需要一场竞逐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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