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在书法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通过对其从临摹到创作之路的分析.我们看到其成就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着他的勤奋与不懈努力一步步实现的。对于后人，何绍基不仅留下了令人叹服的书法艺术，还留下了可贵的书学思想和学习方法，这些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先分后合，循序渐进
何绍基在临摹碑帖时，并非盲目地死临而是在动笔之前为自己立下目标 为何而临?从临摹中要得到什么?怎样临?何绍基尝论书有五难，其中“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可知他并不以为临摹难在与原作惟妙惟肖，而是难在能够通过临摹自成一家。因而，他在临摹中常不拘成法，即便同一时期临同样的内容，也面目各异:"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
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用此法临古，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其实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如此临摹训练了他分析作品的能力，如此临摹有助于他更深入地领会原作真谛，如此临摹能更好地化为己有，更好地从临摹走向创作。依此而行，何绍基逐渐参透古法，并能将古人的精华真正吸收并且随意组合运用，诚如马宗霍所说:"且必如此而后能入乎古，亦必如此而后能出乎古。能入能出，斯能立宗开派。
二、取法宽博，不囿时说
清代中后期，书坛盛行书分南北之说，并演化成碑派与帖派之分。两派相互攻击，竞自标榜，碑派则--领风骚。何绍基适值其时，也对学碑迷恋有加，然其并非盲从者，而有着自己的志气与个性。他曾在诗文中表露:“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阅理万端读古卷，消长得失惟反躬。外缘既轻内自重，志气不一非英雄”。在时代的大潮中，何绍基有着自己的书法观--坚持以“篆分遗意”为尚，不囿时说，超越派别之见。他尝说:“君看南北碑，均含篆籀理”。
右军南派之宗，然而《曹娥》《黄庭》则力足以兼北派。”“细观此帖及《定武兰亭》，知山阴实兼南北派书法之全。”不论碑与帖，不论北派与南派，不论魏碑与唐碑，只要其中有“篆分遗意”，有真正的书法技道。何绍基都会纳为自己的取法对象。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中写到:"然余尝见其(何绍基)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施不可。”何绍基不拘时流，不因崇碑而废帖，也不因学帖而废碑而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来看待碑帖，实践了碑帖的融会，终成一代大师。于书之外，何绍基还兼习绘事，书画相互影响。借鉴，其晚年书法在笔法、墨法及章法上极具画意。
三，诸体通会，以神为尚。何绍基在一首诗中写道:“学书重骨不重
姿，早窥古意薄羲献。”具体地说，他心目中的古意即为篆分之意。在
“登峰欲造巅，溯水当求津”的不断探索过程中，何绍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篆分乃书法之源头和根本:“真行原自隶分波，根矩还求篆籀蝌”。在他看来，书法虽有多种书体、字体之区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篆分之意不仅存在于篆书、隶书中，还存在于楷书、行书，草书中。因而，他并非孤立地对待各体的学习，而是力求互相贯通，互相影响。例如他的楷书极具行书。分书意味，其行书在晚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对篆、分书的体味和临摹。而且他也大胆尝试将不同书体的风神面貌互相搬移。当然，何绍基在诸体通会的过程中，总能以篆分之意作为精神管领，从而于内在神采上求得相融相谐，因而避免了表面上的混乱之嫌。
何绍基曾谈到“古人刻石，先神气而后形模，往往形模不免失真，神采生动殊胜，后人刻石，专取形模，不求神气，书家嫡乳，殆将失传。描头画角，泥塑木雕，书律不振，皆刻石者误之也。””由此可知，何绍基对形神的关系深有见地。从其临摹的作品来看,何绍基确以神采为上，形质次之。观其临作，在形的把握上有时相差无几(如临《道因法师碑》《麓山寺碑》《争座位稿》等)，有时却大相径庭(如临《兰亭序》《自叙帖》、《张迁碑》等)，而对于神则是无不中的。王潜刚《清人书评》有言。“缓叟临书,无论何碑，只是一个字体。吾见其临汉碑数十种，只如一种。书家固贵神似”“可谓的论。对于何绍基而言，神才是终极目标。综观何绍基的书法艺术，从初期到中期，从中期到晚期，一直在不断探索，不断进步。其书风的每一次演变，都不是恣意胡为，而是独立思考与不懈努力的结果。最为可贵的是他虽到晚年仍临池不辍，使其作品依然生机勃勃，了无习气。学书或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一名习书者,笔者深有体会，如果一个阶段不临池、不吸收营养，作品中便易堆加习气，匠气，这一点，虽大家亦不能幸免。何绍基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精彩的书法艺术资源，也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苦学精神和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我们若能够师其艺，师其法，更师其精神，便可将何绍基书法真正学到家。
游健诗工喜授娃，
书联圣手草尤嘉。
浸淫颜字用回腕，
炼帖融碑又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