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Z55·2161109·1350 |
| 作者：吕思勉 著 | |
| 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1月第一版 | |
| 定价：16.00元亚马逊5.90元 | |
| ISBN：9787560975757 | |
| 页数：160页 |
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
——《历史与文学》
历史是谨慎的，历史是少言的，历史却需要真相，站在“现在时”的吕思勉似乎已经距离历史有些距离了，当以回首的方式“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时候，这一条史学的原则又如何体现？吕思勉面对历史的时候，其实他设置了一个参考背景，那就是文学，而对于三国来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文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文学，“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文学。
可以说，文学里的三国在给人们带来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历史本身，吕思勉回忆自己教授历史多年，很多学生对历史知之甚少，但是“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在他看来，这自然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作为中国行销最广的书籍，《三国演义》几乎成为了通俗教育的一种范本，而在他看来，这只是文学之一种，并非是史实的记载和评述，“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的这首诗很生动地描述了说书的在通俗教育中的作用，而口头的说书变成书面的平话，只是文学意义上的升级，而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消闲”：“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这其实就指出了小说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文学是用以消闲的，所以在演义中，重要的一种手法便是假设，而它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感情，那些离奇变幻的情节，那些拍案惊奇的故事，都是表达一种文学趣味，所以既可以洋洋洒洒来叙述发生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评析那些人物，这是文学的一种自由。但是这种创作在吕思勉看来，却是一种“浅薄”：“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很明显，吕思勉把文学归类为“浅薄”之学，称之为幼稚，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是为了满足一种私欲，“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满足自我的感情当然和满足私欲，所以在“私”层面意义上，文学离讲述“事实的真相”的历史很远。
获得无意义的知识，是一种私，刺激并满足感情，是私，这甚至不只是文学的趣味，在历史中同样有一种要不得的私，《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作为中国历史学著作之一，《汉书》的地位很高，但是在吕思勉看来，这无非也是班固满足私欲的一种表现，“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这是一种有功利性的私，因为和汉朝有家族利益这种私的存在，所以班固在写作《汉书》的时候，掺杂了太多个人的主观，而这种主观把作为国民的公物变成了“一家的私物”。
这是吕思勉的破，“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而私的反面当然是公，所以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公”，撇出私的目的和趣味，导向公的作用，吕思勉在驳斥文学的浅薄的同时，也慢慢建立了自己澄清谬误的历史观。而在纷纭变幻的三国时代，吕思勉以“史话”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来谈三国的人和事，其实也是对于三国通俗文学作品反唇相讥的一种手法，演义取得了特殊的教育效果，那么通俗的史学作品是不是也能起到另一种澄清谬误的教育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谬误在哪里？宦官真的只是阉割的人所做的官？亲戚二字是在古代就是指异姓而言，从而变成了诟病的“外戚”？董卓的扰乱仅仅只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政治问题？在种种的问题中，吕思勉其实侧重于对曹操进行评述，侧重于在魏武帝的史实中阐述“公”的意义。
在“褒刘贬曹”的《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奸臣，是奸贼，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对他最不齿的事情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吕思勉认为，《三国演义》的这种说法全来自于流行于民间的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在吕思勉看来，曹操能够击败各路群雄，在北方立足，也是一种“相当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方面当时的天子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对于一个傀儡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挟不挟的必要性？而从曹操本身来说，他也根本不需要“挟天子”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二十岁被举为孝廉，后来做了济南相，在政治上应该初露锋芒；后来辞职之后，他的想法甚至是出世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是一种高尚的志趣，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当他出兵讨伐董卓、破降黄巾军三十余万，才是他政治生活真正的开始。
为了汉室，他讨伐了董卓，为了大局，他扑杀了伏皇后，为了稳定，他征讨吴国和蜀国，种种都使她成为汉末的政治领袖，“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所以在最后，他执守臣节，不肯篡汉，这一点吕思勉认为是一种道德：“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三国演义》说他是汉贼，就是一种低级趣味，而在和“狭天子以令诸侯”无关的成功中，她考的是“政治清明，善于用兵”。也正是因为如此，吕思勉认为曹操是当时的英雄，就像他引用明朝王阳明说的那句话：“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
而这样一种英雄完全是建立在公的基础上，吕思勉在《论学集林·蒿庐论学丛稿》的《论“魏武帝”》中说：“夫惟无意于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仅欲作郡守，后又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虽至起兵讨卓之后，犹不肯多合兵是也。惟不讳为身谋者，其为公家谋乃真。使后人处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国家倾危，身之受祸非所计，更不为子孙计也。然其诚否可知矣。”不为私之利，只为公家谋，所以曹操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吕思勉对他的评价是：“从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
“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在从两汉到魏晋，中国历史的确走向了一种大裂变，究其原因，吕思勉认为这种政局降落的原因就是道德的沦落，让那些狡诈之人得势，在他看来，应该对这种政治道德沦落负责的不是曹操，而是司马懿，他“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对比明显，一个是坚贞坦白的真英雄，一个却是满足私欲的窃权者。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光明面，而另一个则是黑暗面。
而在评述这段封面时代尾声的时候，吕思勉在魏武帝之外，还提到了另一个人物，那就是诸葛武侯，“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他认为，当历史进入到封建尾声的时候，他们却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光荣。而在诸葛亮的身上，最大的体现也是一种为公思想，在《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中他引用给出师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献给国家，也是对于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而这种“读史者以为美谈”的故事所传递出的“公心”其实也并非诸葛亮独有，夏侯惇又“陛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的想法，徐邈有“赏赐皆散与将士，无人家者”的实践，邓芝也有“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的品德，吕岱有“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的做法。，“其所为皆与亮同。”甚至，陈表说：“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而朱桓则立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的志向，种种做法，却更是牺牲自己，“则尤有进焉者矣。”
列举这些史实的目的很明确，当吕思勉读《三国志》中曹操的故事，“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当谈及诸葛亮为公的举动，“读史者以为美谈”。这种包含个人感情的抒发，也是为了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意义，虽然吕思勉反对“前车之鉴”的说法，“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史事绝不相同，失败者只在历史本身之中，但是在历史真相中启示后来，却也是一种史学观，所以在谈到“外戚”的演变时，他说：“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在谈及曹操的用兵时，引用他的说法：“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吕思勉提出的问题是：“自清末孕；民国，军人纷纷，有一人知念此者乎？”
并非映射，只是期盼，期盼一种“为公家谋”的人，期盼一种坚贞坦白的真英雄，期盼一种平定天下的好首领，“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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