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毛主席在菊香书屋和老友埃德加·斯诺会晤时，斯诺问主席：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主席回答说：
“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党内面临分裂考验，甚至有可能发生致命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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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埃德加·斯诺
幸运的是，命运似乎看出了谁一心为公，毛泽东凭着过人的智慧，运筹帷幄，不仅在弱势中挺了过来，还提前结束长征。
1933年9月25日起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苦战一年后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开始了长征。
1934年10月17日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以1936年10月22日最后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为结束标志，历时两年零五天。
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后改编成陕甘支队）则于1935年９月北上夺取关乎中国命运一战——腊子口战役，突破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同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先期结束了长征。今天我们看来，它是薄薄的一段史料。
几乎同时的1961-1966年间，香港贫民窟里贫困潦倒的一个老者，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研究人员的邀请，开始撰写《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和毛主席的双雄斗，也导致张国焘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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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毛泽东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红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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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草地会师
下午5点多钟，张国焘一行策马赶到懋功北面的抚边。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接。张国焘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感慨万千。
会师仪式上朱德致欢迎辞，张国焘致答词：“我代表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一切都像想象的那样，甚至比想象中还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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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草地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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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周恩来
他先找到周恩来。对周恩来说的“３万人”深感吃惊。周恩来警觉地注意到，张国焘的脸色都变了。张国焘又去找朱德。朱德以实相告：“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
朱德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震惊，提醒他这一万多人是精锐中的精锐。还郑重提醒张国焘要重视毛泽东的意见，搞好与他的团结。指出毛泽东懂军事，富有独到的预判能力，善于解决问题。在遵义会议上获得大家认可，负责军事问题。并告诉他，政治局委员们包括自己都同意毛泽东从速北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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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张国焘的心态一夜间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自己兵力上的优势，深藏的欲望开始冒头了。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初次交谈并不畅快，交谈中，问起红四方面军之前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是从军事角度，从红军发展前途的大局考虑，说的也正是长征以来红军极其关注而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张国焘却认为是讥讽他会师的诚意；
当得知张国焘在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擅自放弃整个川陕苏区，让一直苦苦寻找新的根据地的毛泽东再次大为惋惜，却引来张国焘反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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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张国焘
张国焘从青年时期崭露头角，口才好，有组织能力，便一直身居要职，党内资历无人匹及。以往他是说一不二，长期的优越感使他习惯于发号施令，不甘屈居他人之下。
现在与中央会合了，虽然会师时表态服从中央领导，但那是服从他心里那个臆想的“有三十万红军”的党中央。是能扭转四方面军的不利局面，摆脱困境的党中央。而非眼前这个看上去疲惫破旧的红一方面军，随着个人野心膨胀，他的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中央红军这方面，因为中央机关在一方面军中，所以一路过来，迎战的都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战力、军容损失不小。但是实战中形成了正确的路线和战略认识，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部队也都是骨干。之前的败退是王明路线造成的，毛泽东主政后已经扭转了这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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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决议
党中央意识到了和张国焘在形势认识上存在分歧，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必须先要解决这一分歧。因此召开了两河口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在会议讨论的战略方针，行动方针和战略指挥几个重大原则方针中，张国焘都和党中央不一致。
尤其是战略指挥，如果同意中央意见，张国焘就要落实他之前表态的接受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军队混编统一指挥，张国焘就不像原来说一不二了；
最让张国焘不能忍受的，就是加强政治工作，即四方面军中建立保卫局工作系统，要求张国焘介绍保卫局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调四方面军中的警卫员交中央培训，然后再回原职。
张国焘大为反感，这岂不是要对他和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吗！他一口拒绝，等于告诉中央：四方面军的内部事务，中央不得干涉。
但在其他人都认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唯一正确的方针的情况下，张国焘表面上也勉强接受，随后发言中他充分暴露了害怕敌人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欲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这次的会议决定中，不点名批评了怯战避敌思想。尖锐地指出，要坚决反对避战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的倾向，这些动摇是目前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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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照片
张国焘把两河口会议视为一个人对一群人的“群英会”。他没有反思是否是自己的认识不足和心态不好造成他和与会领导的重大分歧。而是认为在政治局内的“自己人”太少造成意见无人支持。
他表面被迫同意北上过草地方案。内心则想要挟兵索权。
1938年在延安，8月4日到6日的沙窝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讨论确定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
针对第一个议题，会议强调：
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借第一个议题发言清算中央政治路线，意图以此夺权。被毛泽东用一句话挡过：“确定中央路线正确与否，不能只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来决定，而是应该全党共同参与。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将来七大解决。”从而使会议转入第二个议题——研究组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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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窝会议增补的张国焘提名的红四军干部进政治局
这个议题会前也已沟通确定，但是张国焘突然变卦。以六大精神——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为由，抛出自己拟定的更多名单，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十分忠于张国焘。
毛泽东委婉地说：“现在准备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则换了个角度继续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会场形成僵局。
这些被提名的干部本身对党和革命的忠诚没有问题，问题是大家都看出来张国焘想在政治局形成多数达到控制党中央，因而中央各位领导都坚决不在中央委员的人数上松口，同时从大局出发，也作了一定让步，以便团结张国焘。决定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为正式委员。陈昌浩以政治局委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两河口会议以后，中央又陆续召开了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几次会议来统一思想，但张国焘无心认真分析红军面临的内外局势和北上方针来消除认识上的分歧，而是醉心于通过一次次会议一步步夺取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也一步步达到了目的。
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有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帅指挥。赋予张国焘军事指挥权。
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张国焘充满杀气的夺权运动中，白白浪费掉，目前形势急迫，时间更宝贵。张国焘对北上没有信心，一心想达成他南下的谋划。因此对中央的指示一直阳奉阴违，将红军拖入困境。而中央为求共同北上，转变张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了十分忍耐的方针，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张国焘让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共同约徐向前、陈昌浩开会，明确指出目前红军的危机处境，分析南行和北上的利弊，想方设法阻止右路军南下，但在张国焘的命令下，陈昌浩也不得不动员部队准备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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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1935年9月9日，陈昌浩正在发表动员四方军高级将领南下讲话。前总参谋长叶剑英获取了张国焘的一封密电，要求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至不远处毛泽东处，让毛泽东看了密电。
9月9日黄昏，毛泽东面见陈昌浩，最后一次争取陈昌浩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没有成功。为了避免中央被迫南下，9月9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在下巴西3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巴西会议”。
会议认为，继续说服和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已经没有可能，且中央处境危险，此外蒋敌环伺，拖延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最后一致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1、3军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连夜秘密北上。
临出发之前，中央仍连夜印发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给留下的红军战士，并代表中央致电张国焘，要北上，不要南下。
就这样，经过万里长征考验的一方面军各部悄然北上，离开驻地，与第四方面军脱离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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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子口战役敌军碉堡复原
党中央会议决定将北上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由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毛主席毅然决定，北上过程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前方的天险腊子口。因为这已经是眼下北上的唯一之路，再无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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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和朱德
9月16日下午，战斗打响，红二师四团战士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背插马刀、携带短枪，迎着炮火发起冲击。
头顶是呼啸的子弹，身下是咆哮的河水。红军数次猛攻，皆因地形险要，不能展开大规模进攻，而无法接近桥头。毛泽东亲自指挥战斗，电告进攻部队，天亮之前拿不下腊子口，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半夜时分，红四团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经过缜密侦察，发现了敌人布防的两个漏洞：
一是敌人过于自信腊子口天险，在两侧的山崖顶上没有设防，二是居高临下防御的碉堡没建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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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吊索奇兵突袭腊子口两路大捷会师
针对敌人布防的弱点，作战方案决定分两路出兵，一队从腊子口右侧的崖壁攀登至敌人后侧。一队仍然从正面掩护并做突击姿态，待悬崖突围的队伍信号呼应后，夺取独木桥。天亮之前，正面突击部队与迂回部队胜利会师，终于夺下了腊子口天险。
腊子口桥头的碉堡内外，手榴弹破片层足足有半尺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腊子口，靠着红军的勇猛、机智创造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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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子口战役
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向北进军最关键的一仗。突破了长征中最后一关，打通了顺利进入陕甘地区的通道。战斗的规模虽小，作用却关乎全局，中央红军此后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第一个结束了长征。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最为有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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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
这一战成为军事史上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是一届又一届的军事学员学习的范本。
眼看张国焘的分裂要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才从国外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当即严令，要求他立刻北上。处于困境的张国焘借坡下驴，终于率领左路军北上。
1936年6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最终与毛主席顺利会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思想错误。但是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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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及家人在加拿大
张国焘陷入了个人私利的死胡同里出不来。受不了所谓的＂打击＂，利用在1938年4月初祭黄帝陵的机会，逃离出走苏维埃边区，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此后他加入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1945年之后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
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杂志的主旨是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随蒋介石败走台湾，却被蒋介石弃之如敝屣。1949年离开台湾去了香港。1968年投奔儿子，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冬，冻死于加拿大的一家养老院。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名为《我的回忆》。
如果张国焘始终秉持探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道路的初心，而非执着个人名利，犯下丧失原则的严重错误；如果不自视清高，更多地看到和吸取其他人的优点；如果不把能力用在党内斗争，而是着眼于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能力，即便不能成为共产党的第一领导人，也会是身居高位，名留青史的革命功臣。
当他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那么多曾经的战友甚至部下，站在了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时，内心作何感想已不可知。当他末路潦倒于异国他乡寒冷的养老院时，是否后悔1935年一味争权夺利的不值呢？
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国家如是，个人亦如是，究竟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这篇故事是否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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