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毛泽东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了一次另立“中央”的会议。
在会上，张国焘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四人的党籍，并下达了对四人的“通缉令”。
为了丑化毛泽东等人，张国焘让人在会场张贴了一幅漫画，漫画上，一只硕大无朋的啄木鸟，正伸出巨嘴对着毛、周、张、博四人啄去。
张国焘在什特意拿出这张漫画得意地说：“今天我们在卓木碉开会，'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就是啄木鸟嘛！我们要像啄木鸟一样，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中共最高领导或负过总责，张国焘要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显而易见是想取代以上几人，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正是这种对权力的过份追逐，让张国焘这位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将毛泽东视为自己的死对头，最后走上了叛党的道路。
1918年10月，25岁的毛泽东来到北京，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很欣赏毛泽东，于是在北大图书馆给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助理员的职位，月薪为八块大洋。
在毛泽东来到北大的前两年，张国焘就已在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成为这所著名大学里的一名学生。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张国焘在图书馆里借阅到了一本《新青年》。读完这本刊物后，他牢牢记住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名字。
从那以后，张国焘阅读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也同当时北大校内一些有名的教授往来密切，还结交了不少青年才俊。
这些人中，信仰各种主义的都有，张国焘却能够靠着超群的口才和大脑和头脑，在这些人中左右逢源，这也成了张国焘引以为荣的资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国焘积极参与，成了北大的一名学生领袖。
在天安门发表演讲时，张国焘因同前来警察发生冲突而被捕入狱，成了第一批被逮捕的讲演者之一。这也让他在学生中获得了很大的声望。
张国焘出狱后，被推举为北京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会上，他被推举负责总务工作，可张国焘却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有名的学生领袖，居然没有让他当上学联主席，于是生心不满，拒绝接受学联安排的总务负责人一职，返回了北京。
张国焘后来解释过自己返回北京的原因：“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当时正好杜威、罗索几位著名学者到北大讲学，这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
回到北大后的某一日，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李大钊家中。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道：“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也听过张国焘的名字，知道他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于是连忙迎上前，主动伸出右手向张国焘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
没想到，张国焘并没有伸手与毛泽东相握，只是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便大刺刺地坐了下来，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完全把毛泽东晾在了一边。
张国焘第一次见面便给毛泽东难堪，让毛泽东一直记忆犹新。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起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的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他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虽然如此，毛泽东还是试图在张国寿与李大钊交谈时能够插上嘴，表明一下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看法。
毛泽东每次试图发言，李大钊都会停止自己的讲话，鼓励毛泽东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李大钊是希望毛泽东与张国焘能多加交流，甚至成为朋友。但张国焘显然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的毛泽东，多次打断毛泽东的说话。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当时我的职位低微，对于张国焘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他们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
这次见面后不久，毛泽东便离开北京回到了湖南，并在湖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受到了陈独秀的器重与赏识。
1921年6月，毛泽东收到了让他赶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通知。接到通知后，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从长沙出发，参加这次伟大的大会。
6月29日傍晚，毛泽东与何叔衡秘密从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出于保密，两人都没有告诉朋友自己将要去参加一场伟大的大会，因此当天给两人送行的，只有毛泽东新婚燕尔的妻子杨开慧。
杨开慧的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里面是毛泽东换洗的衣服，以及他喜爱的豆豉辣椒及杨开慧特意煮熟的、传说吃了能保一路平安的几只茶叶蛋。
党的一大代表大多都是年轻人，最年长的何叔衡也只有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不过才19岁，代表们的平均年龄为28岁，恰巧正是毛泽东的年龄。
在这次大会上，张国焘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与上次在李大钊家的倨傲不同，这次张国焘居然主动对毛泽东打起了招呼：“润之，一路辛苦！”之后又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了两人在北大的那次见面。
张国焘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大的主持人，在张国焘的眼里，毛泽东这位一大的记录员是威胁不到自己的地位的。
适时地做出一点“谦虚”的姿态，能够拉拢和迷惑其他对自己不熟悉的代表们，让自己可以顺利爬到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正如张国焘所料，在一大上，他被选进了中央局，分管组织工作。
张国焘后来曾向自己的心腹何畏回忆过当时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毛泽东穿着一件布长衫，像一位白面书生，身上永远脱不了湖南的土气，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在大会中，也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但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两人的第三次见面，是在1923年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第一次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而张国焘则落选了。
但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张国焘又被选为中央局委员，重新回到了中央。毛泽东在四大之后去了湖南考察，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党的五大之后，按照党的安排，张国焘和周恩来去南昌准备南昌起义，毛泽东则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这时起，直到1935年，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就在南昌起义万事俱备的时候，张国焘却打起了退堂鼓。他提出中止起义，与张发奎一起打回广东，再由南向北发展革命的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抵制。
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罕见地拍着桌子对着张国焘吼道：“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
恽代英也站起来指责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又要阻止我们的行动，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张国焘见大家都反对自己，只好垂头丧气地说：“好吧，我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决定吧！”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5日这天，毛泽东早早地来到了两河口场口，不多时，张国焘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也赶到了两河口。
毛泽东见到张国焘后，主动走上去抱住张国焘，高兴地说道：“国焘同志，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张国焘也表现得很是热情，他与毛泽东热情拥抱，又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并热情地说：“你们辛苦啦！”
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之后，张国焘又握着毛泽东的手，感慨地说：“老毛，我们分开八年了！”
毛泽东也感慨地说：“是啊，我们是1927年7月分手的，距今有8个年头了！当年一别，我们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今天在川康边界相聚，真让人感慨万千啊！·”
在欢迎仪式上，张国焘代表四方面军，欢迎中央的到来，并表示“今后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这是张国焘的心里话吗？显然不是。
这次会师时，毛泽东见到红四方面军张贴了许多“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标语，于是问四方面军的干部：“你们怎么知道中央红军有三十万？”
那位干部告诉毛泽东：“是张主席推算出来的。”
多年之后，徐向前曾回忆说：“当时我就觉得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他们从江西一路打过来，伤亡、减员一定非常严重，不可能有这么多。
但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现在我们四方面军有八万人，按五倍算中央红军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是，中央红军这么强大，如果自己能成为最高领导人，那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但会师之后，张国焘很快发现一方面军无论人数还是装备，都远逊四方面军。仔细一打听，他才知道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只有8.6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人，枪支弹药也剩得不多了，哪里有他所想的三十万之众？
而当时张国焘指挥的四方面军拥有战斗人员8万多人，装备和后勤补给也很充足，可谓兵强马壮。
因此张国焘的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个的疑问：眼前的一方面军，还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部队吗？这支疲惫之师还有多少战斗力？……
想到这里，张国焘在失望之余，心中却又产生了一种得意之情，心态开始出现了变化。在他看来，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根本不用把中央放在眼里。连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都发现从这时起，“张国焘处处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
分了在中央制造分裂，张国焘以“了解遵义会议情况”为名找到博古，向博古挑唆说四方面军不同意遵义会议的决定，说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总书记，应该由博古继续在中央负总责。
张国焘没想到的是，博古虽然军事能力有所欠缺，但党性却极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分明，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和试探，表示自己坚决服从遵义会议的决议。
后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表扬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
在博古这里碰了钉子后，张国焘决心直接向中央和毛泽东摊牌。
在两河口会议上，中央确定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后，张国焘却提出了反对北上的理由：“从这里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
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贸然前往，非常危险。”
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除了否定中央北上的方针之外，还指责中央和军委的路线不正确，要求改组军委。
会后，毛泽东找到政治局的几位同志商量对策，张闻天提出把我自己担任的总书记一职让给张国焘。
毛泽东断然否定了张闻天的想法：“不行，总书记的职务不能给他，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
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还是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决定成立一个统管一、四方面军的总司令部，由朱德担任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可是张国焘却还是不满足，仍然坚持自己的“南下计划”。
对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政治局没有一个支持的。连不擅长指挥的博古都看得出来：“南下川康，正如同麻雀飞进了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死路一条……”
在政治局几乎全部的反对下，张国焘仍然坚持南下，并提出“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的分裂主张。
为了红军的团结，中央决定将一、四两个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
但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一边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一边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成立伪中央并自封主席，还把中央主要领导开除出党，阴谋以武力解决党中央。
为了教育、挽救张国焘，保存左路军，毛泽东显示出了一名领袖的胸怀。他一直争取张国焘他取消第二中央，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后，仅仅一年，左路军便从八万多人减到三万多，实在混不下去后，才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北上。
张国焘到达陕北后，许多同志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的罪行。张国焘对此十分抵触。在毛泽东的耐心劝导下，张国焘终于给中央写了份检讨，承认自己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假，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从西安逃至武汉，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逃一事，在延安的年轻人中引起了波澜。有一次，毛泽东在成仿吾、罗迈等人的陪同下去陕北公学检查工作时，在陕北公学就张国焘叛逃事件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
在讲话中，毛主席风趣地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张国焘前去祭陵，结果开了小差。但世界上的事从来就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不能一成不变，铁板一块。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机会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
说到这里，毛主席用手指了指宝塔山说：“延安的宝塔山是全国人民的一盏明灯，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
可是张国焘看不起它，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说延安至少有两块肉，一块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块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说到这里，毛主席环视会场，提出了一个问题：“同学们，为什么要自愿到延安来吃苦呢？”
毛主席的问题让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大家有的说为了抗日，有的说为了参加革命，说什么的都有。
毛主席风趣地说：“大家都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不能吃苦怎么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张国焘就不懂这个道理，他是个假革命，最后成了孤家寡人，凄凄惨惨，走向反革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所以中央已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这一番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的讲话，解开了延安青年人的思想疙瘩，也让大家知道，中央和毛泽东争取、挽救张国焘虽然没有成功，却使四方面军的同志认请了张国焘的真面目。
张国焘最后叛逃时，连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带走，可见他早已是一名“凄凄惨惨的孤家寡人了”！
凤凰网：《张国焘在北大与五四运动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
光明网：《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几次特殊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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