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详实的资料，严密的逻辑，雄辩地论证了女娲是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母，是华夏文明的远古先导，是华夏精神的不朽先驱，从而确定了后土圣母女娲的历史地位。 提起女娲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数千年来，史籍浩瀚，传说繁杂，多把女娲看作是神话中人物。虽然在中国的上古史典中将她位列“三皇”，称为“人皇”，但论其真实功绩和历史贡献，却都是渲染在千变万幻的神话之中。有的说她是主管大地之神，有的说她是主管水旱之神，还有的说她是主管生育之神，又说是月神、阴神、土神……也有许多人把她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神。如此等等，“神”冠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而其真正的历史地位却难以捉摸。 女娲到底是神，还是人？是虚无缥缈的虚构人物，还是真正的华夏民族之祖？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中她到底处于何种地位？在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的当今时代，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 笔者根据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今年来国内新发现的十多处上万年遗址、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上古创世神话之说，经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探研与考证，认为：女娲，确有其人。是中国远古母系社会很有名望的氏族部落的一位首领，是华夏民族实实在在的原始先祖，是中国民族的伟大母亲。从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远古原始社会的后土女娲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进入了有知识、有科学、有理性的社会。女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先河。中国精神文明的源头，就在光辉灿烂的后土女娲时代！ 华夏民族的原始先母 女娲，作为华夏民族的“高母”、“先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证实。 证实之一：甲骨文 甲骨文对女娲已有记载。甲骨文中所记有个名字是“ ”，郭沫若《卜辞通篆》根据中国考古学家罗振玉的考证，释此字为娥，谓即是女娲（见《卜辞通篆·世系》第360片）。日本学者赤冢忠也曾考证指出，“ ”即女娲（见日本《甲骨学》1961年8月第9号，第39页）。 甲骨文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的文字。而关于女娲的神话记载，最早仅见于公元前400余年左右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神话的记载比真人的记载晚出现1100多年。由此说明，本来女娲就是人，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和“高母”，只是由后来的人们才将她神化的。女娲的神话之说是怎样形成的呢？从远古社会文字的最初符号到文字的完全成熟，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或者由于口耳相传，越传越神；或者由于汉字在长期形成过程中的不断发展变化给后来人造成理解上的差别；或者因为后人对祖宗的无限崇拜，而把“高母”神化。对于这些神话的形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步整理加工的。只要我们能够排除其虚构部分，给以正确理解，这对今天探研华夏民族的真实历史，同样是十分宝贵的。 证实之二：《天问》 《天问》是一篇内容载至春秋末年为止的神话史诗，并非屈原所作。全文以369句提出了178个问题。其中，提到女娲，并对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发出质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思是，女娲造了人，体形多变，可她又是谁制造的？而《天问》通篇没有提到显赫的古史人物黄帝、炎帝、太昊、少昊、祖融等。这说明，《天问》所记，当在女娲之后，却又在炎帝黄帝还未被神化之前。由此可知，女娲是在炎帝黄帝之前的华夏民族的先祖，当在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的交替时期。称她为我们民族的原始先母，是理所当然的。 证实之三：后土祠 在如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北面的高崖上，有一座宏丽古祠，叫后土祠。该祠原建于“脽 ”，即：庙前村前面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河中之岛。因黄河水暴涨冲淹，曾使后土祠几次上迁，最后建于此处。祠里有一尊仪态端庄、气韵宏达的雕塑，称“娲皇后土圣母”。且不说这个名称定位准确与否，只要考证一下“后土”二字的历史渊源，便可以知道女娲的历史地位。 “后”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 这是表示女人生产的象形字。在原始社会中，有生殖崇拜的习俗，人们把女人生产当作最崇高最神圣的事情来崇拜。《王国维遗书·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一书中说：“后字皆从女，或从母，从子，象产子之行……《说文》：后，继体之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后”字的初义，就是全族之尊母。在母系社会中，生育和繁衍了本族全部子孙的高母，是理所当然的领袖和权威，而其名称就是“后”。“后”是中国最早的君称，是一种最高权威的名号。在父系社会形成之后，“后”才变为男性君王的长妻。 再看“土”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写法： 这是母亲乳房的象征，也就是“地乳”。在母系氏族社会生殖崇拜时期，人们有一种崇拜“地乳”的习俗。在古代汉语中，土、母，这两个字的音、义相通。土，就是母。 综上所述，“后土”二字连在一起，就是最高权威、最受崇拜、至高无上的母亲，也就是母系社会的女性君王。有人把它理解为一个神的名字，称其为“后土神”，显然是谬误。汉代以后，又给女娲加了个名号叫“娲皇”，显然是父系社会形成之后给她的尊称。所以，“娲皇后土圣母”的称呼，并不准确，是对“后土”内涵的不理解，造成名词的重复使用。 下面，再来破解“扫地坛”。后土祠中有一块砖雕匾额“扫地坛”。扫，古汉语中是祭拜的意思，而且沿用至今，称清明节上坟为“扫墓”。地，在远古时期，与土、母同义。《后汉书·傀嚣传》中说：“地即母”。坛，古代举行祭祖或重大仪式，都要用土堆建高台。原始生殖崇拜时期设坛祭祖，坛上要堆修女人乳房或者摆设“石柱”，“石柱”表示男性生殖器。祭奠高母女娲，当然用土堆修乳房。“扫地坛”三字连在一起就是：祭拜母亲的坛场。后土祠中还有一座刻着《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的石碑，记载说：“轩辕氏扫地坛于脽上”。这里的“为”字，在古汉语中是修炼的意思。是说：轩辕皇帝祭拜后土女娲修筑坛场于脽上。 在后土祠中，有典籍可据，有文物可证，这里曾经是轩辕皇帝修筑坛场祭奠圣母女娲的地方。这岂不证明女娲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先祖先母吗？ 证实之四：楚帛书 1942年出土于长沙王家祖山战国时代古墓中的楚帛书明确记载：女娲“居于脽（shui）”(见《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111页)。意思说，女娲居住在“脽”地。也就是万荣县庙前村前面的河中之岛。女娲氏族部落处于游猎向农业过度时期，曾经还在吕梁山的吉州、洪洞等地活动过。在“脽”地居住，发现食盐对生命的重要作用。这里不仅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阳光宜人，而且离河东盐池不远，便于采盐。 另外，又据袁了凡、王凤洲著的《纲鉴合编》说：女娲氏活“一百三十载而没”。这位华夏民族的伟大母亲，繁育子孙，勤奋一生，享年130岁。 华夏文明的远古先导 杰出的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1818-1881）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序，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沿用了这种分期法，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作了补充说明。根据恩格斯的论述来衡量，女娲应属于蒙昧时期的高级阶段向野蛮时期过渡的阶段，即新石器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使用磨制的石器，发明了弓箭，掌握了冶炼的初期技术，学会简单的房屋和窑洞建筑，由游猎开始转向定居，妇女们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为氏族提供可靠的生活资料，在社会生产中起主导作用，是母系社会的全盛时期。我们也可称它为“后土时期”。在整个“后土时期”中，有女娲，还有女娲的母亲，以至母亲的母亲，只是年代久远，无从考证。女娲很可能是“后土时期”的最后一位“后土”，因为她功绩显赫，勇于变革，被后代人世世传诵。所以，女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灿烂而辉煌的发展时代，我们不妨就叫它女娲时代。 文明，是人类发展起来的高级属性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在达到文明水准以前很久，就产生出原始文化，文化远比文明产生得早。只有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时起，即脱离生物本能和野蛮行为并建立起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方式时，才可称为文明。女娲时代虽然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但它已为后来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堪称华夏文明的源头和先导。 首先，说女娲“补天”。《淮南子·览冥篇》记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鰲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个故事，是记录女娲功绩中最重要的神话传说之一。如果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破解它，就会看到女娲时代已经展现出华夏文明的曙光。据考古学者、副研究员阎金铸、霍盈洲先生考证；如今山西省吉县人祖山的支脉—风山，就是女娲“补天”的地方之一。风山上有个洞子，自古以来就叫风洞，女娲氏族部落曾居住过，后人称这座山为“人祖山”。所谓“补天”，不是去补天空的窟窿，而是修补风洞顶部的空间。“炼五色石”就是烧制石灰。要修补风洞，没有柱子不行。而当时原始人使用石器，没有铁器，要把粗大的树木砍下来作柱子，谈何容易。于是，聪明的女娲想到了“鰲足”。鰲当时是一种躯体很大的动物。女娲和族人们就用鰲的四只腿骨和足骨作柱子，支起洞顶的四角。用芦灰、土和石灰搅拌一起，成为三合土，堵住洪水，实际上就是打坝拦洪。女娲“补天”，标志着华夏文明建筑业的开始。 其次，说女娲“造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女娲抟黄土造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洹泥中，举以为人。”这是女娲神话传说中又一个重要故事。还有传说称女娲抟出的泥人变成神，用绳子抽打出的小泥点变成普通的人。这实际上也是误解。刘正英先生在远古文化研究中指出：女娲“引绳于洹泥中”里的“洹”字实际上是“横”的假借字。女娲抟黄土捏泥人的目的是用来记氏族的系谱，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族系，避免近亲婚配。倘若对每一个人都用泥人来表示，工作量就非常大，于是，女娲就对这种记事方法进行改进，只用泥人来表示每个氏族的祖先和首领，而在横向排列的绳子上用小泥球表示氏族内每个普通的人。“举”在古代有“记录”的意思。古代秘鲁人也是用相似的结绳方法来记氏族人口的。所传“女娲一日七十化”，实际上是指女娲每天在70根横向排列的绳子上记录氏族人口变化。由于每天都可能有人出生或死亡，所以这70根横向排列的绳子上，每天所做的标记也随着发生变化。这是女娲亲自对人口实行资料管理。“为人”，这里不是“成为人”的意思，而是“人的模样”。“举以为人”，就是记录人的模样。这说明，在女娲时代我国的雕塑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再其次，说女娲同伏羲的关系与发明创造。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典籍中，说到女娲和伏羲之间的地位关系时都提到，女娲“辅助”伏羲，发明创造，治理天下。其实，这都是父系社会中用“男尊女卑”的观念成书时造成的误传。在母系社会里，母亲是全氏族的首领。在后土时代里，女娲是至高无上的君王，同时又是各种发明创造的倡导者。伏羲不过是女娲部落的一名主干，或者是部落中男人们的头目，或者是因为他善于发明创造，受到后土女娲的喜欢和他成婚从而提高了他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里，女娲是君，伏羲是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古代典籍看，关于伏羲的不同称号，多和许多不同的创造发明联系在一起。伏羲，又称伏戏、伏牺、宓牺、包牺氏、庖羲、庖牺、春皇、太昊、太嗥庖牺氏等。因他训练野兽“伏而戏之”，所以称他为伏戏；因他发明渔网，所以称他为宓牺氏；因他养牺牲以充庖厨，所以称庖牺。总之，他是在后土女娲的统领下，做出了如下重大的发明：一是创立了八卦；二是开发了鱼牧业；三是发明了养蚕和织布；四是发明了中草药、九针和医术。 最后，说女娲提倡婚姻。先秦之后的几部典籍中都说到，女娲和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还说他们“置昏姻”，提倡“族外婚”，实行男女婚配。在女娲之前的母系社会里，人们“只识其母不识其父”，完全是一种落后的繁衍生育方式。女娲作为“后土”，是母系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不仅自己带头与伏羲确定夫妻关系，而且提倡全族的男女实行婚姻，这无疑是历史的一个大变革、大进步、大飞跃。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在论述文明问题时指出：“文明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女娲时代男女婚姻关系的形成，说明华夏文明在“理性的发展”方面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在解体，父系社会在形成。 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特定阶段，是文化演进的一定时期，是人类创造的进步的有意义的成果。女娲和伏羲的诸多发明和创造，足以说明远古时期的女娲时代，开辟了华夏文明的先河。这个时代是中国文明史上及其灿烂辉煌的一页，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华夏精神的不朽先驱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时所形成的精神生产的肯定性成果，是人的精神觉醒的表现与成就。其内容主要包括：思想、道德、风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还有人的理性、人的精神解放和人的精神生活等等方面的精神表现力量。华夏民族从后土女娲时代开始，已经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我们不妨就称它为“女娲精神”。但是，“女娲精神”又是在长期的原始公社中形成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的制度、习俗和风尚。其精神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顽强的进取精神 华夏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从女娲时代开始，就以一种理性的自觉，与大自然进行着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搏斗，表现出执著、奋斗、拼搏和进取的精神。这是华夏精神的精髓。补天的故事，就是这种精神的突出表现。可想而知：山崩了，洞塌了，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女娲为了子民们能够在风洞中度过寒冬酷夏，便想尽一切办法来“补天”。烧石灰，打灰浆，斗巨兽，取鰲骨，造土坝，拦洪水，没有拼死拼活的搏斗是办不成的。前面已述，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女娲时代，女娲是君，伏羲是将。在女娲的倡导下，伏羲尝百草的故事，也是女娲精神的反映.《孔丛子·连丛子下》说，伏羲冒中毒的危险，亲尝各种草木，辨别五谷；《帝王世纪》说他尝百药之味，制造九针，祛除病魔。他为了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竟然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亲口尝过了各种草木。那时候，并无报酬可言，如果不是这种伟大的死而后已的精神，如果不是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他们能够取得那么多发明创造吗？ （二）宽厚博大的仁和精神 所谓仁和精神，包括仁爱精神与和合精神。这是后土女娲时期的时代精神，也是华夏民族突出的精神传统。后来中国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根基的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忠、孝的儒家伦理，无不起源于这种精神。女娲精神就是仁和精神的早期表现。女娲对她的臣民充满了无限的仁爱，从事“补天”的工作，不是发动残酷的战争，而恰恰是疗就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她的这种含宏博大的包容精神，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最初美德。《归藏·启筮》:“昔女娲……昭昭九州……和合万国。”女娲的“和合精神”还表现在关于女娲发明音乐的神话传说之中。众所周知，按照传统理解，“乐者和也”，“乐以和同”。据王谟所辑《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又据张澎萃集补注本《世本·帝系篇》：“女娲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圣氏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既成，天下无不得理。”又据《史记·补三皇本纪》：“女娲氏……惟作笙簧。”另据《太平御览》卷五二引王歆之《南康记》：“归美山，山石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彩绘，……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静，闻弦管声。”从这些记载看，女娲时代的仁合精神，推进了华夏民族与大自然的协调和谐，以致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和谐，从而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发展壮大。 （三）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繁衍人类，化育生命，是女娲神话传说中最多而又最突出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说女娲“抟黄土作人”；二是说女娲和伏羲“人首蛇身”，“蛇尾交缠”，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繁衍了人类；三是说女娲曾祈求天神让她当媒人，主管男女婚配。所以后人将女娲奉为中国最早的爱神，建庙祭祀。传说每年阳春三月，青年男女到女娲庙去玩，各自选择情人，两厢情愿，自由结合，爱神女娲就为牵线人。罗苹注引《风俗通》：“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昏姻。”如《路史·后纪二》：“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楳（高媒）之神。”这些传说和记载，都把女娲的名字和民族生命的繁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母女娲形象的神化就是使群体生命存在得以延续下去的生命精神的象征。数千年来，不论儒、道，始终都把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载当作十分重要的内容。这说明生命精神，在中国民族的发展壮大中一直起着强大的推动力量。 以上这些女娲精神的种种表现，与其他东方文明古国民族精神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女娲精神具有浓厚的现实性和人民性色彩。表现出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自强不息，不惜自我牺牲去造福人类，表现出了一种群体观念和利他精神。这，也正是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励、引导和推进着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从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 （《女娲研究论集》）李思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