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法乃是国医特色,然而针法之发展有低开高走的历史轨迹。“针”“灸”自古联称,但是就民间普及程度而言,针法长期处于灸法之下,北宋以后才逐渐后来居上。有关这个历程,笔者在第二章中做过分析,认为原因在于宋以前灸法简单粗犷,易于操作,且原材料廉价易得,相比而言针法对穴位和手法有较高要求,曲高和寡,正如《外台秘要》卷三九《明堂序》所言:“其针法,古来以为深奥,今人卒不可解。”而且在印刷术不普及的情况下,获得准确的穴位图十分困难,故针法难以普及,不如灸法灵活方便,如《医心方》卷二《灸例法》引《陈延之》(即《小品方》)所云:“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则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针法由于教学不力,所以危险性大大高于灸法,增加了其难度和神秘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针法往往成为医人神化的符号,例如扁鹊。扁鹊在中国大概是最早被神化的医人之一。汉代举凡谈名医必称扁鹊。亦有学者认为扁鹊之部分神奇故事实出自古代印度耆婆大医的神话。对扁鹊的神化崇拜由来已久,河北内丘扁鹊庙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堪温等就曾对此做过调查,认为该庙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唐朝。山东微山两城山出土东汉画像石中的扁鹊形象耐人寻味,刻画人头鸟身可能是要迎合其名中的“鹊”字,而扁鹊医术的象征恰恰就是施针。
中古时期,针法常常被赋予神化色彩,甚至可以成为人神交际之工具。《南史》卷三二《徐文伯传》:
以草偶为鬼治病当属于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而为鬼治病依靠的正是针法,足可见编纂者以针法为通灵之术。
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卷二一八引《齐谐录》:
这与上一个故事相反,是神明以针术治人。
唐代有更高“规格”的传说,《酉阳杂俎》记载:
贾二强认为“王超诊治的这位患者极可能就是阎罗王本人”。阎罗王治病需要凡人帮助,而此凡人依仗的正是针法。
即便在非神化层面上,针法的功效也往往被极度夸大,例如《世说新语笺疏》卷下引《晋书》:
此事违背科学自不待言,以羊肠脂肪裹胎而下,似乎属于“互渗律”思维,概取其“滑”耳。此事中神奇之处除了羊肠脂肪之外就是针法,针法治疗难产在《千金方》等医书中的确有记载,但与互渗律同在,可以看作是此段记载“神奇”之焦点。
再例如唐代《集异记》云:
按两唐书及其他史料均不载狄仁杰善针药事,此事应为杜撰,而夸张的焦点就在于针法,硕大赘肉应针而落,完全违背医道,却足以见记载者对针法之迷信。
我们可用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中的一段话对此进行小结:“古者针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盖脉络之会,汤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
与此相对应的是唐代部分医家对针法的消极态度,例如王焘《外台秘要》卷三九:“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两者态度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我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北宋以后印刷术普及,明堂图等人体穴位图流传力度大大高于前代,并且医家普遍采用人体模型教学法,故宋代针法水平亦大大高于前代,因此宋人比六朝隋唐人更信赖针法,易于对针法发出赞美。其次,《齐东野语》语多玄怪,周密所云可以看作是小说家言,而王焘之言则是医家严肃之语,至少代表了部分唐代医家对针法的态度。可见在针法问题上,各家可从不同层面取其所需,而小说家言借重的正是针法的神奇玄妙,而这种玄妙至少部分来自其难度。
于赓哲教授谈新书。(横屏观看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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