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就歷史時期的出土文物而言，文獻與考古發現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個矛盾的課題。考 古發現成果經常與文獻記載有很大的出入:不僅在禮儀制度、葬俗上經常難以比對，有時 就連墓葬中看似具有科學意義的文物，也可能與當時的科學發展相左。
中國天文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的河南仰韶文化遺址中，即 可見到太陽紋、北斗七星等天文圖像。1歷史長河中，中國天文學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圖像 系統，並與王權、宗教等因素結合，呈現出獨特且多元化的天學文化。2目前可見的相關 文物中，包括各種觀測儀器與大量的星圖，在各種傳世與新出土的星圖中，墓葬壁畫中的 天象圖屬於較為特別的一類。首先，墓室壁畫中的圖像都有自身發展的脈絡，不可從墓葬 藝術的範疇中被抽離，因此必須考量圖像發展脈絡、當時的喪葬思想與喪葬藝術的情形、 以及墓主身分等問題，也因此又牽涉到考古出土情形與文獻的比對。其次，這些圖像的科 學意義為何?如何將這些圖像與目前可見的古代科學天文圖以及中國天文學史發展做比 對?墓葬中的天象圖是否與文獻所述的一樣，與「王權」有關?
這些問題，牽涉到的不僅是考古學的課題，更與傳統史學中的禮制、科學史有關;由 於牽涉到圖像是否寫實的問題，又與藝術史議題有關;在天文專業學者、業餘天文學者以 及僅僅偶爾仰望星空的觀賞者之認知中，「模擬」、「逼真」與「再現」的星空也有不小的 差異;本文擬以唐代墓室壁畫中多見的天象圖為主題，將史籍記載的相關葬制、唐代天文 發展中的「理想情形」，和考古出土墓室壁畫中的「現實情形」做個比較，觀察目前可見 的唐代科學天文圖與墓葬出土的天象圖之間的異同，再探究當時對科學天文圖的流傳限制 是否也可見於墓葬天象圖上，以窺文獻、科學史、考古發現三者間的相關性。
貳、理想情形：文獻中的唐代天文學發展與唐代葬制
一、 唐代天文學發展與限制
（一）唐代的天文學發展概況：以唐代的科學天文圖為主
中華文化中的天文學淵源流長。是世界上紀錄天象最長久、最完整的文明。至唐代時 期，中國的古代天文學已經相當發達，整體的天象體制已經從戰國以來的「三家星經」體 系轉為「三垣二十八宿」系統。所謂「三家星經」是指戰國以後流傳的三種不同天文星表， 以標示恆星為主;3而「三垣二十八宿」系統即是將天空分為三十一大區，除了二十八宿 之外，又有紫微垣、天市垣、太微垣三區;主要將黃河流域一帶(約北緯 36 度)全年所 常見不沒的天區劃為紫微垣，其中的星座劃分主要以帝王、皇室眷屬、皇宮內院首位與設 施等命名。天市垣與太微垣分列於紫微垣兩側，前者的星官以三公九卿等官署以及靈台、 明堂等建築為名，後者以及河中、河間、鄭、晉、周等國名、地名劃分。4此外，玄宗開 元年間，天文學家一行(又稱僧一行)率領團隊進行全國性的天文觀測，共測得十三個地 點的日影與北極星高度，推翻了過去「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說法，也開啟了以觀察方法測 定子午線長度的先河，並測得新的二十八宿入速度與去極度「(即星宿座標)」，更據此推 斷出黃道度數。一行也首次在蓋圖上畫出正確的黃道，得知黃道的圖形是橢圓形而並非圓 形。
目前可見的唐代科學天文圖有兩幅，都出自於敦煌，分別被夏鼐先生稱為《敦煌星圖 甲本》(S3326)、《敦煌星圖乙本》。5若加上唐代初期以前傳入朝鮮的《李太祖重刻天象列 次分野之圖》，則共有三幅可讓我們一窺唐代科學天文圖的樣貌。
這三幅當中，現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敦煌星圖甲本》為橫圖，年代或可至初唐。6
這幅圖依中國古代文書閱讀方式，從右側開始，首圖為整卷最右端，尾圖為最左端， 依照將黃道等分為十二的「十二次」將星座依序排列，十二幅後各有一段文字，句首為十 二次起迄度數，下面對次名作一解釋，最末為分野。根據潘鼐的研究，這份星圖的部分內 容與唐代天文學家李淳風的《乙巳占》、《晉書・天文志》大致一致。
另外兩幅《敦煌星圖乙本》、《李太祖重刻天象列次分野之圖》則為圓圖，其排列方式也是以十二次為主，而非三垣二十八宿的《步天歌》體系。7《敦煌星圖乙本》現藏於敦 煌縣博物館，目前長卷寫本的前半僅存紫微宮圖一幅，後半為《占雲氣書》，目前殘存〈觀雲章〉與〈占氣章〉。何丙郁認為此圖應該成書於太宗、高宗時期的天文學家李淳風之前， 主要用於軍隊攻守的戰術參考，因此並非廣泛流傳的書籍，乃少數抄本。8《李太祖重刻 天象列次分野之圖》目前存於北韓，據潘鼐研究，高句麗國王曾從中國獲得一幅石刻星圖， 約在唐初因戰事沉於大同江。李氏王朝建立之後，太祖李成桂(1335-1408A.D.)於 1395年命人依照舊拓本重刻此石碑，之後李朝肅宗(1661-1720A.D.)時又據新碑拓本再次刻 石。這幅天文圖為圓形蓋圖形式，9星點繁多、星座間有連線與榜題。圖上有內規、中規 (圖上有兩圈，分別為黃道與赤道)、外規，外規上還有細小的刻度，且有尾部分成二道 的銀河貫穿天際。最外圈為十二宮分野，石刻上下刻滿榜題，內容大致為星座度數、星點 數量等等，正上方的圓週中刻有各節氣昏旦時刻出現的星宿，圖中的西洋十二宮等題材也 有可能為後代重刻時增加的。但從星圖本身而言，應為隋唐以前(即高句麗國王獲得石刻 時)的中國星象，很可能是傳世星圖中最早依據實測繪製的中國古代星圖。10
至於唐代中、晚期的星圖，也就是三垣二十八宿體系已經定型、一行進行測量以後的 科學天文圖，目前已經不存。值得一提的是:一行的遺著除了《大衍曆》之外，還有許多 佛、道教經典，與星圖相關的有《七耀星辰別行法》、《梵天火羅九曜》等書，其中有二十 八宿驅鬼圖等，顯示出即使唐代天文學已經相當發達，但仍有很重的宗教、迷信成分。
1-1
1-2
1-3
圖1唐代星圖：
1-1為敦煌甲本星圖（S3326）、1-2為唐初傳入朝鮮的（朝鮮）李太祖重刻天象列次分野之圖、1-3為敦煌乙本星圖
（二）唐代政治對天文學的控管
細數所有古代文明，目前所知的天文學主要作用大多用來占卜，一般可分為「軍國星占學」(Judical Astrology)以及「生辰星占學」(Horoscope Astrology)兩大類，前者是將 占卜的權力與皇權相連，一般百姓與星占無關，後者則是個人色彩較為濃厚，今日流行的 星占學即為此類。傳統中國占星學的最大特色，即僅有「軍國星占學」一類，除了將個別 星官指向「帝」、「太子」等皇室成員外，也將宇宙星體運動視為暗示皇室與軍國大事的變 動，而另一類的「生辰星占學」在唐代以後才受西方影響出現。中國的天文學受到王權控 制，古代政權稱為「天命」，君王稱為「天子」;為了能預知並獨家掌握「天」的意志，天 學相關知識均由國家壟斷，並由官方設有天文學研究觀測機構。因此，靈台、明堂等天文 觀測機構均由國家設立、由帝王派遣專人負責，一般百姓不可私製、擁有天文儀器，也不可私學天文曆算。最早禁止私學天文的法令見於西晉武帝泰始四年(268A.D.)所頒布的 《泰始律》，此後天學變成為政權之禁臠。《唐律疏義》中引用唐律《永徽律》的記載:「諸 玄象器物、天文圖書、讖書、兵書、七曜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違者徒二年。 私習天文者亦同」。11此後的各種限制更為嚴格。
唐代對於天文典籍的管理也十分謹慎。中國古代史料中，最系統、最完整的天文典籍 應數歷代史官所錄的天文、律曆、五行等志。自太史公《史記》中載有〈天官書〉、〈律書〉、 〈曆書〉起，官方史冊中的相關典籍編排便以此為楷模，一般包括該朝的天文大事紀、天 文儀器、天象紀錄以及對天象應對的星占占辭和事驗等。由於天學與王權、政治關係密切， 因此天文儀器等均收歸政府管理，而天文圖像屬於觀測、占卜的成果，因此也屬禁書。張 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記載的「述古之秘珍圖」中有所謂的〈五星八卦二十八宿〉、〈十 二星宮圖〉、〈日月交會九道圖〉、〈二十八宿分野圖〉、〈渾天宣夜圖〉等。由此可見唐代對 天象圖的嚴密掌控。12
二、 唐代葬制與墓室壁畫
唐代的喪葬制度在經歷多次修訂後逐臻嚴謹、完善，13尤其在京城首善之區，葬制等級森嚴、不宜逾越。從考古出土的現象來看，唐代墓室的結構多能反映墓主身份，與當時 的社會階級、喪葬制度多有相合之處。墓室中所繪製的壁畫不僅能反映出墓主身前的身份，14 某些特定的繪畫題材更直指墓主特別的身份，例如「號墓為陵」的懿德太子墓， 在墓道口繪製了皇帝專用的「三出闕」以顯示唐中宗對這位長子、儲君的哀悼;此外，部 分三品以上官員墓道中也繪了與身份等級相當的列戟圖等等。15
面對以上文獻，我們不禁疑惑:既然科學天文圖是受到政權保護的，那麼墓室中的天 象圖是否也具有「秘珍圖」中所具有的五星、二十八宿、十二宮、渾天圖、宣夜圖等元素? 而使用天象圖的墓主人又具有何種特色?以下，我們再來看看此類圖像實際出土的情形。
參、現時情況：唐代墓室天象圖的考古出土情形
在墓室中繪製天象圖，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最早的文獻紀錄出現在《史記・秦始 皇本紀.第六》:「以水銀百川為江河大海，相機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最早的考古出土實物則是出現在西漢時期。16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的發展，至北朝晚期，天象圖已成為高級墓葬中經常出現的重要壁畫題材之一。17以下先將考古出土情形略作溯源，並詳述唐代相關墓葬情形:
一、 圖像溯源：北朝晚期與隋代的墓室天象圖
西漢時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現各種繪有天象題材的墓室裝飾，但經歷了墓葬形式「漢制」到「晉制」的轉變之後，18圖像也隨之改變。以北魏首都洛陽、東魏首都鄴城（今河南安陽、河北磁縣一帶）、「霸府」晉陽（太原）以及西魏首都長安等幾個最重要的城市為例，使用天象圖的墓主身份都較高(北朝晚期墓葬相關資料詳見表 1)，也因此鄭岩在提出「鄴城規制」時特別引用楊泓先生的觀點，認為在墓室頂繪製天象圖是鄴城地區最高規格壁畫墓的特色之一。19隋代目前發現繪有天象圖的壁畫墓不多，目前僅有陝西潼關稅村隋墓、山東徐敏行夫婦墓兩座，一樣承襲了北朝晚期首都地區高規格墓使用天象圖的傳統(隋代 墓葬相關資料詳見表 2)。
從下圖2中可見：這些墓葬中的天象圖皆繪於穹窿頂，天象圖下方或繪有雷公、十二生肖、流雲、畏獸等，再下來才是各種墓主、隨從；從整體配置看來，天象圖應該是表現天空蒼穹之意。圖像內容包括散點星點、星點間以線條相連的星官、銀河、流星、日月等等，題材中雖然沒有漢代的仙人神獸，但有灑落星點的純淨星空、到連線星座、還有特別的流星雨題材，可見北朝對於天空的描繪仍然是比較多樣性的。但若細究這些圖像，則難以比對各星點、星座的真實名稱，更難以得知所描繪的是何時、何地的夜空，因此就科學角度而言，這些圖像以示意圖為主，並不具特別的科學意義，更難以與圖1的星圖做比對。20
表 1、北朝晚期重要都市出土天象圖墓葬表
地區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出土資料
洛陽
河南洛陽元乂墓
北魏江陽王
《文物》1995:8,pp.53-55
磁縣/鄴城一帶
茹茹公主墓
柔然可汗孫女、北齊武成帝高湛幼年時髮妻
《文物》1984:4,pp.1-15
灣漳大墓
疑為北齊文宣帝高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太原/晉陽及附近
婁叡墓
北齊東安王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板社，2006）。
徐顯秀墓
北齊武安王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太原熱電廠壁畫墓
不詳
《文物》1990:12,pp.1-10
水泉梁墓
不詳
山西博物院編著，《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墓葬壁畫修復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九原崗北朝壁畫墓
不詳
《大眾考古》2014:3,pp.71-74
長安
侯義墓
侯義，北魏武陽公侯剛之孫、燕州刺史侯淵之子
《文物》1987:12,pp57-68
表 2、隋代出土天象圖墓葬表
地區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出土資料
關中
潼關稅村隋墓
疑為廢太子楊勇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山東
山東嘉祥英山一號隋墓
徐敏行夫婦，正六品職駕部侍郎
《文物》1981:4,pp.28-33
2-1
2-2
2-3
2-4
2-5
2-6
圖 2北朝晚期～隋重要都市所出土的天象圖：
2-1為洛陽北魏元乂墓、2-2為河北灣漳大墓，2-3為太原北齊婁叡墓、2-4為太原徐顯秀墓、2-5為山西朔州水泉梁墓、2-6為陝西潼關稅村隋墓
二、 唐代
唐代前後長達近三百年，考古與研究成果非常豐碩。關於墓室壁畫研究，目前以李星明的《唐代墓室壁畫研究》最具代表性。21以下主要參考該文的分區分期，將主要地區分為關中地區、北方地區（包括山西、寧夏、河南、北京、東北等地，其中僅山西、寧夏出土天象圖）、南方地區（包括湖北、重慶、浙江、廣東等地，其中湖北、重慶、浙江等地出土天象圖）以及西北新疆等地。其中關中地區出土資料最為豐富，在此將時代分為初唐（高祖～睿宗朝）、盛唐（玄宗朝）、中晚唐（肅宗～唐末）等三期。以下便依照各區、各時期敘述相關出土墓葬狀況。
（一）關中地區：
第一期初唐時期：本期計入出土的壁畫墓總共有53座，22其中部分壁畫墓保存狀態不佳，目前仍可見天象圖者有李壽墓、長樂公主墓、新城長公主墓、韋貴妃墓、李爽墓、蘇君墓、李鳳墓、元師獎墓、李晦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懷太子墓、韋浩墓、節愍太子墓等14座。墓葬資料詳見表 3。
第二期盛唐時期：本期計入出土的壁畫墓共有23座，23目前仍可見天象圖的墓葬有惠莊太子李撝墓、薛莫墓、讓皇帝李憲墓、蘇思勖墓、朱家道村墓（李道堅墓）、韓休墓等6座。墓葬資料詳見表 4。
第三期中晚唐時期：本期壁畫墓數量大為降低，計入出土的壁畫墓僅有12座，24目前仍可見天象圖的墓葬有南里王村韋氏家族墓、唐安公主墓、唐僖宗靖陵等3座。墓葬資料詳見表 5。
這些墓葬的天象圖都繪於穹窿頂，僅有年代較早的李鳳墓刻繪於平板狀的石槨頂上。圖像內容包括散點星點、銀河、日月等，但與圖1至圖3的幾幅科學天文圖相比較，可發現這些墓葬中的圖像並不寫實：星點間並無連線，也看不出星座組合情形、銀河也多為畫成單一白色粗線條，僅有李鳳墓的銀河開為兩叉。其中較特別的是「讓皇帝」李憲墓中的天象圖。根據出土報告所稱，此墓的製作方式是先將穹窿頂燻成黛黑色，再以白灰摻膠捏成的粉團隨意投擲黏貼頂上表示星點。25這樣高等級的墓葬中，竟出現如此毫無章法的製作方式，可見圖像所追求的只是「觀看效果」，而非實際天象。
表 3、關中地區初唐時期出土天象圖的壁畫墓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天象圖位置與內容
資料出處
李壽墓
正一品司空、懷安靖王
石槨內側頂部，有分成二叉的銀河、太陽、月亮、無規律星點
《文物》1974:9,pp.71-88,61
長樂公主墓
太宗第5女，長孫皇后生
穹窿頂，有白色銀河、黃白兩色的星辰，星點似無規律
《文博》1988:3,pp.10-30
新城長公主墓
太宗第21女，葬以后禮
穹窿頂，有銀河、太陽、月亮（已脫落）、「天」字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昭陵博物館，《唐新城長公主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韋貴妃墓
太宗妃，正一品，長孫皇后去世後執掌六宮
穹窿頂，漶漫不清，依稀可見色銀河與星點
陳志謙，〈昭陵唐墓壁畫〉，《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一輯（西安：三秦出板社，1994），頁114-119。
李爽墓
銀青光祿大夫，正三品守司刑太常伯
穹窿頂，不詳
《文物》1959:3,pp./43-53
蘇君墓
疑為名將蘇定方，正三品左驍衛大將軍，配享武廟、貞元五年補進凌煙閣
前、後室穹窿頂，日月、星辰、銀河，星點似無規律
《考古》1963:9,pp.493-498-485
李鳳墓
高祖第15子，封虢王，贈正一品司徒
穹窿頂，銀河、日月、無規律星點
《考古》1977:5,pp.313-326
元師獎墓
從三品鄯州刺史、正二品上柱國
穹窿頂，有星辰、銀河、月亮、北壁有北斗七星、南壁有南斗六星。
《考古與文物》1994:3,pp.48-55
李晦墓
秋官尚書、上柱國、子奉為嗣吳王
穹窿頂，餘者不詳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新出土唐墓壁畫》（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頁63-67
永泰公主墓
中宗第7女，號墓為陵
前、後室穹窿頂，前室有星點、銀河、太陽、滿月，後室有銀河、殘月
《文物》1964:1,pp.71-94,39
懿德太子墓
中宗嫡長子，號墓為陵
前、後室穹窿頂，各有銀河、日、月、星點
《文物》1972:7,pp.26-31
章懷太子墓
高宗第6子，武后所生
前、後室穹窿頂，前室有銀河、日月星辰，後室相似，但日月與部分星辰貼以金箔
《文物》1972:7,pp.13-19
韋浩墓
中宗韋后之弟，追贈武陵郡王
前後室穹窿頂，漶漫不清
《考古與文物》1993:6,pp.45-52,24
節愍太子墓
中宗第3子，後追贈皇太子
僅後室穹窿頂保存，有星辰、日月、銀河、雲氣等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富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唐節愍太子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表 4、關中地區盛唐時期出土天象圖的壁畫墓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天象圖位置與內容
資料出處
惠莊太子墓
睿宗次子，玄宗追贈太子名號
穹窿頂，銀河與星點，星點無規律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莊太子李撝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薛莫墓
正二品上柱國、正三品右驍衛大將軍
穹窿頂，星點，其餘不詳
《考古通訊》1956:6,pp.47-50
讓皇帝李憲墓（惠陵）
睿宗嫡長子、追贈讓皇帝
穹窿頂，以白色土塊隨意拋擲黏上代表星點，另有太陽、月亮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蘇思勖墓
從一品驃騎大將軍、虢國公
穹窿頂，日月、星辰
《考古》1960:1,pp.30-36
朱家道村唐墓（李道堅墓）
高祖曾孫，贈正三品禮部尚書、陪葬獻陵
穹窿頂，脫落嚴重，僅依稀可見群星、太陽
《考古與文物》1997:4,pp.8-10
韓休墓
從二品太子少師、正三品工部尚書、卒贈從二品揚州大都督
穹窿頂，日月、星辰
《考古與文物》2015:2,pp.25-28,131
表 5、關中地區中、晚唐時期出土天象圖的壁畫墓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天象圖位置與內容
資料出處
南里王村韋氏家族墓
不詳
穹窿頂，不詳
《文博》1989:4,pp.3-9,19
唐安公主墓
德宗長女、順宗胞妹
穹窿頂，僅存些許流雲、星斗
《文物》1991:9,pp.16-27
僖宗靖陵
唐僖宗李儇
墓室頂，不詳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新出土唐墓壁畫》（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頁185-190
圖 3唐代關中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
3-1李壽墓、3-2長樂公主墓、3-3李鳳墓、3-4章懷太子墓、3-5永泰公主墓、3-6讓皇帝李憲墓
（二）北方地區（山西、寧夏）：
北方地區出土天象圖的僅有山西、寧夏二省，本文計入的山西地區壁畫墓有十座、26寧夏地區有兩座。27目前仍可見天象圖的墓葬，山西省有太原金勝村 M6、金勝村焦化廠 墓、金勝村 M337、金勝村 M555、趙澄墓、溫神智墓、TC2001M1 等 7 座;寧夏則僅有 梁元珍墓 1 座，墓葬資料詳見表 6。此外，位於河南洛陽的豆盧氏墓可能也有天象圖，但 已剝落殆盡。28
表 6、唐代北方地區出土天象圖墓葬表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天象圖位置與內容
資料出處
太原金勝村M6
不詳
覆斗式頂頂部繪蓮花、雲彩，下有四神，東西兩壁頂部空隙有星辰、日月等
《文物》1959:9,pp.473-476
金勝村焦化廠墓
不詳
墓頂已毀，大部分壁畫脫落，依稀可見星象圖，圖下繪有挽結花幔、弧形連珠紋、四神、日月，四神周圍有白色小圈，代表星點
《文物》1988:12,pp.50-59,65
金勝村M337
不詳
墓頂壁畫已不存，從碎片中推測有星點、日月、四神等圖案
《文物》1990:12,pp.11-15
金勝村M555
不詳
墓頂已毀，殘留有挽結花幔，報告推測有星點、日月、四神等圖案，無圖
《文物季刊》1922:1,pp.24-27
趙澄墓
或為處士
有四神、天象等，無圖
山西省文管會，《山西省文物介紹》（太元：山西人民出版社，1955
溫神智墓
正二品上柱國、吏部常侍
穹窿頂周圍有挽結花幔、雲朵、星象、四神等，四神周圍有白色小圈，代表星點
《文物》2010:7,pp.33-45
TC2001M1
不詳
穹窿頂周圍有挽結花幔、雲朵、星象等，無圖
《文物》2010:7,pp.33-45
梁元珍墓
處士
銀河、明月、星辰等，無圖
此區的圖像也是繪於穹窿頂上，但與關中地區有所不同。此區的穹窿頂下多先繪一圈挽結花幔，再下方則繪有四神、影作木構，日月與白色的星點分佈在四神周圍，這些星點間都無連線，位置的安排或疏或密，並無一定規範。這樣的構圖方式與北朝晚期的太原婁叡墓相似，從中可見傳承次序。
4-1
4-2
圖 4唐代北方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
4-1太原焦化廠墓、4-2溫神智墓
（三） 南方地區（湖北、重慶、浙江）：
本區出土的唐代壁畫墓共有12座，29繪天象圖的墓葬有湖北鄖縣濮王家族墓中的李泰墓、閻婉墓、李徽墓，重慶地區的冉仁才夫婦墓，浙江臨安晚唐吳越王室的錢寬墓、水邱氏墓、馬氏康陵、錢元瓘墓、吳漢月墓等9座，墓葬資料詳見表 7。此外，湖北孝感貞觀中期的楊氏墓墓主為正一品吳國王妃，鄖縣的濮王家族墓的李欣墓墓主為從一品嗣濮王，這兩座墓中可能也有天象圖，但已嚴重剝落、難以辨識。
表 7初唐時期出土天象圖的壁畫墓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天象圖位置與內容
資料出處
李泰墓
太宗第三子，正一品濮恭王
穹隆頂，無圖
《南方文物》1992:2,pp.52-68
閻婉墓
濮王李泰妃，正一品
甬道頂部，可能是墓是穹窿頂天象的延伸
《文物》1987:8,30-42,51
李徽墓
李泰次子，從一品新安郡王
穹隆頂，大部分剝落，現存數十顆紅色星點，疑有月輪
《文物》1987:8,30-42,51
冉仁才夫婦墓
正二品天水郡開國公、使持節永州刺史，夫人為視正二品漢南縣主
甬道東、西壁有青龍、白虎圖，頂部繪有天象
《考古學報》，1980:4,pp.503-514
錢寬墓
吳越國太祖之父
前室券頂頂部繪二十八宿、北斗、日月，星點貼金、其間有紅色刻痕連線，並繪有內規、外規、重規等，圖像似有錯誤之處
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館、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臨安市文物館：《晚唐錢寬夫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Ｂ：《文物》2000:2,pp.4-34；
Ｃ：《考古》1975:3,pp.153-157；
Ｄ：《考古》1975:3,pp.186-194
水邱氏墓
吳越國太祖之母
後室券頂頂部繪二十八宿、北斗、日月，星點貼金、其間有紅色刻痕相連，繪有內規、外規、赤道等，圖像似有錯誤之處
馬氏康陵
吳越國世宗正室，恭穆夫人
後室拱頂繪有單陰線刻的二十八宿、紫微垣、內規、重規、銀河等。星點貼金、其間有紅色刻痕相連
錢元瓘墓
吳越國世宗
後室拱頂繪有單陰線刻的二十八宿、紫微垣、內規、赤道、外規等
吳漢月墓
吳越國世宗妃，恭懿夫人
後室拱頂繪有二十八宿、紫微垣、內規、外規等
此區目前仍能見到圖像的墓葬，僅有冉仁才墓以及臨安錢氏家族墓。冉仁才墓僅餘片段，難以評論；但下葬年代、墓主身份都十分明確的錢氏家族墓卻是個很好的分析案例。30
錢氏家族墓中年代較早的兩幅構圖呈橢圓形，年代較早的墓主錢寬是吳越國太祖錢鏐的父親，其墓中繪有星座正座二十九座、154顆星，以及附屬星座八座、16星，星點貼金箔，還繪有內規、外規、重規等天文觀測用線條；圖像中北斗、亢宿、房宿、女宿都是反的。其次是錢鏐的母親水邱氏，其墓中繪有二十八宿和北斗、附屬星座等，共有185顆星點，星點貼金箔，也有內外規、赤道等線條；圖中東方七宿繪到西方、西方七宿卻繪到東方，兩方星座排列也呈反向，南北兩方各自的七座星宿也畫反了，出土報告中認為這是繪製時出現的問題。
另外三幅年代稍晚，構圖呈圓形，分別是葬於939A.D.的王后馬氏、薨於941A.D.的吳越國王錢元瓘，以及薨於952A.D.的妃子吳漢月。馬氏墓中的天象圖刻於後室頂部石板正中，以單陰線刻紫微垣和二十八宿，貼金箔的星點共有218顆，並有銀河、內規、外規與重規。星點間有單線相連，內規中有北極、六甲、華蓋並杠、北斗七星等星座，內規與外規間有二十八宿，位置準確，星點與唐代天文書籍《步天歌》相較還多一顆。錢元瓘墓的內容與馬氏墓一致，但由於殘損，目前現存183顆星，且未繪出銀河。三人當中地位最低的吳漢月墓中出現的星點、星座數量最少，僅有177顆星，也並未繪出赤道。
發掘報告比較了這五座墓葬的下葬時間、身份地位之後，認為天象圖的質量與星點數量可能受到墓主身份的影響。
圖 5唐代南方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
5-1冉仁才夫婦墓、5-2錢寬墓、5-3水邱氏墓、5-4馬氏康陵、5-5錢元瓘墓、5-6吳漢月墓
（四）西北、新疆等地：
本文中計入的西北新疆地區壁畫墓有3 座， 出土天象圖的壁畫墓僅有阿斯塔納M38一座。墓葬資料詳見表 8。
表 8唐代西北新疆地區出土天象圖墓葬表
墓葬名稱
墓主身份
天象圖位置與內容
資料出處
阿斯塔那M38
不詳
雙室墓，主室頂部和四壁上部繪有天象圖，圖中以白點與相連的線條表示二十八宿，中間有日輪、月輪，殘月、墓頂有白色線條，可能象徵銀河
《文物》1973:10,pp.7-20
此幅天象圖目前僅餘摹本，從圖中可見到已經幾何圖形化的星座分佈於四邊，圖像正中央有五星、五星旁有幾條可能代表銀河的白線，兩側有日月，另外還有一小枚殘月。整體而言，這幅天象圖已經脫離科學天文圖的範圍，朝向幾何化、圖案化發展。此外，此區也出土二十多幅繪有天象、伏羲、女媧的絹畫，由於形式上不屬於壁畫，故在此省略不提。
圖 6唐代西北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新疆阿斯塔那M38
以上就是考古發現的「現實狀態」。陳述完考古資料之後，我們將在下一段中，就墓主人身份與文獻記載、墓室天象圖與科學天文圖的圖像內容等兩方面來比較「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
肆、理想與現實間的差異
一、 等級制度：關於墓主人身份
將以上各區、各期的壁畫墓總數與出土天象圖墓葬的數量、比例做對照可知：關中地區第一期共出土55座壁畫墓，其中出天象圖的數量為14，百分比為25.4%；第二期共出土23座壁畫墓，其中出天象圖的數量為6，百分比為26%；第三期共出土12座壁畫墓，其中出天象圖的數量為3，百分比為25%。北方地區壁畫墓總數為12，出天象圖墓葬的數量為8，百分比為66%。南方地區壁畫墓總數為12，出天象圖墓葬的數量為9，百分比為75%。西北地區壁畫墓總數為3，出天象圖墓葬數量為1，百分比為33.3%。數量、比例詳見表9，以下分區說明：
表 9唐代壁畫墓總數與初天象圖墓葬統計表（筆者製表）
分區、分期
壁畫墓總數
出天象圖墓葬數
比例
關中第一期
55
14
25.4%
關中第二期
23
6
26%
關中第三期
12
3
25%
北方地區
12
8
66%
南方地區
12
9
75%
西北地區
3
1
33.3%
關中地區：關中三期總共有90座墓，出天象圖的墓葬共有23座，百分比為25.5%。墓葬的考古發掘有一定的偶然性，三期以及總平均的百分比數值都非常相近，顯示關中地區壁畫墓中，天象圖的使用一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與穩定性。根據翟戰勝的研究，陝西唐代壁畫墓墓主人或為貴族、或為官吏;32在整理了關中地區墓主人身份等之後，可以看到出土天象圖的墓葬有規格最高的帝陵一座，第二級「號墓為陵」2座，第三級「贈皇帝」、「葬以后禮」、「追贈太子」等墓5座，接下來一品官員墓8座（包括各類一品，身份大致為親王、公主、貴妃、國公、驃騎大將軍等），二品官員墓3座（包括各類二品，身份大致為上柱國、太子少師等），三品官員墓3座（包括各類三品，身份大致為高等級文官、高等級武將等），此外還有一座墓主身份不詳者。從上述的百分比來看，平均四座壁畫墓中，只有一座的墓主有資格使用天象圖；這顯示出天象圖的墓主人更是貴族、官吏中的佼佼者。（關中地區墓主人身份詳見表10）
表 10關中地區出土天象圖之墓主身份（筆者製表）
等級
墓主
數量
帝陵
唐僖宗靖陵
1
號墓為陵
懿德太子、永泰公主
2
追贈皇帝、葬以后禮、追贈太子、太子等
新成長公主、章懷太子、節愍太子、惠莊太子、讓皇帝李憲
5
各類一品
李壽、長樂公主、韋貴妃、李鳳、李晦、韋浩、蘇思勖、唐安公主
8
各類二品
元師獎、薛莫、韓休
3
各類三品
李爽、蘇定方、李道堅
3
以下
無
0
不詳
不詳
1
總數：23
北方地區：北方地區的使用比例最高，但僅集中在山西、寧夏兩地，因此並不能表示天象圖在北方地區最為盛行。山西地區繪製壁畫墓的傳統可追溯到北朝，太原（晉陽）作為唐朝皇室龍興之地，又是女皇武則天的家鄉，具有重要的軍事、政治地位，自古聚居大批貴族與官員，因此也有使用壁畫墓的經濟基礎。這幾座墓葬中，金勝村五座墓葬的墓室形制、壁畫內容與佈局、隨葬品特徵都與萬歲登封元年（696A.D.）的趙澄墓相近，其年代可能都在武周前後；溫神智墓則是稍晚的開元年間。然而從圖像風格來看，這些墓葬的壁畫都是一脈相承的。除了有政治、經濟以及使用壁畫墓的歷史傳承之外，太原地區也離京城較遠，受到等級制度束縛較低。這幾座墓的墓主中，僅有溫神智身份較高，其餘等級可能不高，這也意味著在京城暗示墓主身份高貴的壁畫墓，在此並不具此意義。
寧夏固原地區的壁畫墓目前僅有2座，其中有一座出天象圖，這樣的比例自然偏高。事實上，寧夏固原地區是北朝至隋唐時代對面西北方的重要商業重鎮、戰略地區，出土唐墓數量豐富，但壁畫墓數量非常少，天象圖在總數量中更顯得微不足道，因此也不能表示天象圖在此地盛行，只能期望日後有更多的發掘成果來增加統計數字的客觀性。
南方地區：此區出天象圖的墓葬比例高達75%，可為所有區域中最盛行者，然而實際數量上並不比關中地區多，因此有再仔細分析的必要。細究其墓主身份之後可以發現：濮王家族、冉仁才夫婦等都屬皇親國戚，除了冉仁才本人之外，其他所有的墓主都直接來自關中（冉仁才的夫人為視二品的漢南縣主，依律為親王女才有此資格），因此在墓葬形制、裝飾風格都可與關中地區做比較，壁畫題材自然也受到關中影響。除了前文所列的幾座墓葬之外，其他楊氏墓（吳國王妃，正一品）、李欣墓（太宗孫、濮王李泰長子、從一品嗣濮王）的壁畫已剝落殆盡，否則原先也很可能繪有天象圖。
晚唐浙江臨安地區的吳越國王錢氏家族也是身份顯赫。其前世早先為貧戶，然而隨著太祖錢鏐於西元897年受封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等朝廷命官之後，身份已屬不同。錢鏐於西元900、901年厚葬父母錢寬與水邱氏，907年又受封為吳越王，其家族很可能援引關中高等級墓葬的傳統來裝飾墓葬。
西北地區：西北地區的壁畫墓總共三座，其中有一座出天象圖，造成百分比數值較高的結果。但細究其由，或許與寧夏地區的情況相似，只能期待日後考古發掘能增加數值的客觀性。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最盛行天象圖的地區還是關中地區，只出現在最高規格的墓葬當中。其他以南方地區較多，而這些墓主人除了出自李唐皇室之外，便是晚唐吳越國王室。
一般而言，歷代君權最為集中、制度最為嚴謹者，即為天子腳下的京畿地區。唐代京城地區主要執行、管理喪葬的機構大致承襲北朝，以禮部、鴻臚寺與將作監作為訂定喪葬儀式、提供相關葬品的機構，因此墓葬等級制度嚴格、不易逾越。唐代官員品秩等級分明，三品以上官員稱「貴」，五品以上稱「通貴」，六至九品則稱一般官員；《開元禮》中將王公、宗親、貴臣、藩國主、三品以上官員列為一級，四品與五品為一級，六品以下為一級。喪葬方面，根據《唐會要 卷三十八》所載，墓主品皆大概也分為三品以上、四品與五品、六品以下等三級，而唐《喪葬令》、《開元禮》等相關禮儀書中，也依照以上分類方式將喪葬所需的旌銘、明器、引、披、鐸、翣、輓歌等分為三級。33雖然幾乎所有文獻中都未曾提及墓室壁畫的題材、意義甚至與墓主身份等相關問題，但唐律中還有以下條文：「諸營造宅舍、車服、器物及墳塋、石獸之屬，於令有違者，杖一百」、34「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35在明確提及不得踰矩的服典制度之外，還必須遵守不成文的禮制規定。因此，考古發現中，天象圖僅出現在三品以上的墓葬中，很可能反映了這種未列入律法中，卻存在於當時社會中的習俗與共識。儘管墓葬中的天象圖並不具有寫實意義，但依舊受到如此嚴格的控管，或許又與不得任意學習、流傳天文學、天象圖的政治意義有關。
二、 圖像問題：墓室天象圖的來源
從前文中的各分區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區仍有風格上的區分：關中地區的天象圖直接連接著墓室四邊上部的起券部分，圖像以小而密的散亂星點為主；山西、晉陽地區則在墓室四邊起券處先繪上影作木構，上方再繪上四神、星點以及挽結的花幔；南方地區則出現較多連線的星座，除了剝落嚴重的冉仁才夫婦墓之外，其餘位於杭州的吳越墓葬更顯示出與科學天文圖可比對的特色。新疆地區唯一出土的一幅天象圖則有幾何化的二十八宿，顯示出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色。
一般而言，墓室壁畫這類的繪畫都有供工匠繪製時參考的「粉本」；既然天文學與天象圖本身不能任意學習、流傳，且僅有高「貴」的墓主有權使用，那麼，墓葬中所繪製的天象圖粉本又是來自何處？在此先將本文所引用的各墓葬出土圖像為兩類：第一類是無科學意義的關中地區墓葬天象圖，第二類則是部分具有科學意義卻又存在錯誤的晚唐吳越臨安地區錢氏家族墓，以下分而述之：
第一類關中地區墓室天象圖所呈現的內容，與文獻記載科學天文圖受政府管制的情況一致。前文提到，唐代京城地區有專司官員喪葬的政府機構，其中並無專司天文的司天監、太史令等，且一般製作喪葬用品、建築墓室的工匠地位並不高，這些人無權也無能力援用科學天文圖粉本。所幸自北朝晚期以來，對於墓室天象圖的繪製已經有十足的經驗，工匠們皆知這類圖像只要把握其視覺效果即可，其用意是反映墓主人的高貴的身份，所以對於圖像的製作自有一套作業方式。
第二類的天象圖出於唐代晚期的浙江臨安，與關中地區稍早的墓葬呈現完全不同的構圖內容。林聖智曾為此作文探討，認為錢氏家族墓的天象圖可能是以開元以後一行觀測結果當作參考粉本；從宮廷內流傳出去的時機與原因則可能是黃巢之亂後宮庭藏書流散的結果。由於繪製的目的仍是彰顯墓主身份而非科學意義，且繪製的工匠對天象圖不熟悉，所以出現了各種錯誤。36
伍、結語
唐代是中國古代墓室壁畫最為盛行的朝代之一，出土的墓室天象圖也非常豐富;唐墓 壁畫的墓主等級、壁畫題材等課題曾被許多學者討論過，但關於天象圖的討論則非常少。37自漢代出現墓室天象圖以來，此類圖像向來都有祈求墓主離苦得樂、喪家獲得祝福的意 義;除了星點之外，許多壁畫中還搭配了十二生肖、三十六禽的圖像，沈睿文認為此乃與 道教中的「雷法」有關，主要祈願能夠「驅雷役電，禱雨祈晴，治祟降魔，禳蝗蕩癘，煉 度幽魂」。38
自北朝晚期以來，除上述的宗教、民俗意義之外，這類圖像又出現更深一層的社會意義。在王權高度集中的唐代，禮制等級最為森嚴的京城地區將有資格使用墓室天象圖的墓主集中到三品以上的高官，成為彰顯身份的一種表徵，也是一種被帝王及國家政權所特別賦予的殊榮。雖然考古發現的墓葬及其文物均處於特殊的墓葬情境中，且墓室中的天象圖與科學天文圖在構圖、內容上都有差異，但透過研究方式後即可發現：當時的社會、政治對待這兩種圖像的基本角度並無太大相左之處。這也顯示：不論理想或現實，不論寫實或非寫實，能達到「天地通」的天象圖與天文學仍是中國古代王權最重要的權利之一。
* 本文經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南藝學報》三位匿名審稿老師指教，特此致謝。
（原文刊登於《南藝學報》第十三期，2016年12月，1-45頁）
註釋：
[1]例如A: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李昌韜，〈大河村新石器時代彩陶上的天文圖像〉，《文物》(1983：8 )，頁52-54。B: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3 )，頁1-7。C: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3 )，頁52-60。
[2]筆者認為「天學」與「天文學」略有不同，主要區別在於意義略有不同，且「天文學」容易與今日天文學混淆。「天學」一詞主要引用自江曉原先生著作《天學真原》一書，此書詳述中國古代與「天」相關的關念、社會意義、政治意義，側重於古代天文學牽動政治與社會的緣由;「天文學」則較囿於星體日月變化間的觀測、計算等，背後的社會、政治意義則較少被討論。兩者不同在此特別申明。本文中相關天學的宗教、信仰方面相關研究，可見A:鈕衛星，〈唐宋之際道教十一曜星神崇拜的起源與流行〉，《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2012年)，頁85-95;B:沈睿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中國古代墓葬太一出行系列研究之三〉，《唐研究》第十八卷──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201-223;C:余欣，〈天命與星神──以敦煌《星供陀羅尼符》為例解析中古星命信仰〉，《唐研究》第十八卷──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61-481;D:賴依縵，〈一佛頂輪王與熾盛光佛──佛教星宿信仰圖想的唐宋之變〉，收錄於石守謙、顏娟英主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台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頁225-256。關於王權的重要研究，有A: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 年)、B:鈕衛星，《天文學史—一部人類認識宇宙和自身的歷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天文與人文》(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等。
[3]《隋書·天文志》：「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氏三家星官，著於圖錄，並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並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座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
[4]請參考鈕衛星，《天文學史—一部以人類認識宇宙和自身的歷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1。
[5]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載《中國科技史探索》國際版，1982年。頁碼不詳。
[6]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219。
[7]請參考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219、220。
[8]何丙郁著、台建群譯，〈一份遺失的占星術著作—敦煌殘卷佔雲氣書〉，《敦煌研究》第2期（1992年），頁85-88。
[9]隋唐以前的星圖都屬於蓋圖形式，即圓圖。一般都以天北極為中心，有三個同心圓，內為恆顯圈「內規」，中為赤道「中規」，外為恆隱圈的邊界「外規」。
[10]請參考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27。
[11]長孫無忌等編，《唐律疏義》卷第九，第110條，詳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唐律疏議/卷第九（查詢日期：2016/12/22）
[12]以上關於軍國星占學、生辰星占學以及各種天文學知識與控管等研究，請參考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頁177-200。值得說明的是：今日考古所發現的各種「日書」主要作為測日吉凶，與天文學並無直接關係。
[13]請參考吳麗娛，《終極之典（上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14]宿白：Ａ，〈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12，頁41-50；Ｂ：〈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佈局和內容〉，《考古學報》1982：2，頁137-154。翟戰勝，〈對陝西唐代壁畫墓墓主人的初步研究〉，收錄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編，《唐墓壁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81-95。鄭以墨，〈唐墓壁畫研究綜述〉，《藝術設計研究》，2009：3，頁27-32。另外還有程義：《20世紀關中唐代墓葬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唐史論叢》第十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頁295-310。
[15]范淑英，〈唐墓壁畫中所見的儀仗用具〉，收錄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編，《唐墓壁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53-68。
[16]目前最早實物可見於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漢墓壁畫中的天象圖相關研究可見：曾藍瑩，Lillian Lan-ying Tseng,“Picturing Heave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 ；拙作〈得「意」忘「形」：漢墓壁畫中天象圖的轉變過程研究〉，《南藝學報》，第8期，2014年7月，頁1-42。
[17]相關研究可見：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81-208；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畫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26；曾藍瑩，Lillian Lan-ying Tseng, “Visual Replication and Political Persuasion: The Celestial Image in Yuam Yi’s Tomb”, 收錄於巫鴻主編，《漢唐之間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377-424。林聖智，〈中國中古時期墓葬中的天界表象—東亞的比較視野〉，收錄於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131-162。
[18]漢制、晉制之間的變革，請參閱Ａ：俞偉超，〈漢代諸侯王與列侯墓葬的形式分析—兼論「周制」、「漢制」與「晉制」的三階段性〉，收錄於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117-124。Ｂ：齊東方：〈中國古代喪葬中的晉制〉，《考古學報》2015:3，頁345-366。
[19]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189。
[20]江曉原，《天學真原》（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7），頁224-226。
[21]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畫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22]本文收錄資料包括：賀若厥墓、李壽墓、楊溫墓、長樂公主墓、李思摩墓、竇誕墓、司馬睿墓、段蕑璧墓、李謹行墓、韋尼子墓、宮女墓、張士貴墓、執失奉節墓、李震墓、新城長公主墓、鄭仁泰墓、程知節墓、韋貴妃墓、李績墓、李爽墓、王善貴墓、蘇君（疑為蘇定方）墓、燕妃墓、房陵大長公主墓、李鳳墓、阿史那忠墓、李博義墓、羅觀照墓、臨川長公主墓、安元壽墓、薛元超墓、元師獎墓、李晦墓、韋仁約墓、金鄉縣主夫婦墓、淮南大長公主墓、溫思暕墓、契芯明墓、李則政墓、華文弘墓、李思貞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懷太子墓、韋浩墓、韋泂墓、韋洵墓、韋泚墓、韋城縣主墓、衛南縣主墓、節愍太子墓、萬泉縣主墓、李仁墓等。
[23]本文收入資料包括：契芯夫人墓、惠莊太子李撝墓、韋慎名墓、李邕墓、薛莫墓、馮君衡墓、臧懷亮墓、李承乾墓、讓皇帝李憲墓、韋君夫人胡氏墓、史思禮墓、陝棉十廠墓、康令惲墓、王芳媚墓、蘇思勖墓、宋氏墓、張去奢墓、張去逸墓、獨孤張氏墓、張仲暉墓、朱家道村墓（李道堅墓）、高元珪墓、韓休墓等。
[24]本文收入資料包括：南里王村韋氏家族墓、唐安公主墓、郯國大長公主墓、董楹墓、惠昭太子墓、姚存古墓、梁元翰墓、李升榮墓、高克從墓、楊玄略墓、楊飛墓、唐僖宗靖陵等。
[25]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26]本文收入資料包括：太原金勝村M4、M5、M6、M337、M555、金勝村焦化廠墓、趙澄墓、薛儆墓、溫神智墓、TC2001M1等。
[27]本文收入資料包括：史索岩墓、梁元珍墓等。
[28]豆盧氏為睿宗貴妃，正一品。出土報告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5年第八期，頁3，39-53，101。
[29]本文收入資料包括：位於湖北、貞觀中期的楊氏墓、鄖縣濮王家族墓4座、廣東的張九齡墓、重慶的冉仁才夫婦墓、唐末臨安一帶的5座吳越王錢氏家族墓等。
[30]以下參考：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晚唐錢寬夫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03、Ｂ：伊世同，〈最古的石刻星圖—杭州吳越石刻星圖評價〉，《考古》1975年第3期，頁153-157。
[31]本文收入資料包括：阿斯塔那M38，M216，M217等。
[32]翟戰勝，〈對陝西唐代壁畫墓墓主人的初步研究〉，收錄於陝西歷史博物館編，《唐墓壁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81-95。
[33]此處參考吳麗娛，《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第五章〈以官員為中心的唐朝《喪葬令》與喪葬禮〉（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07-473。
[34]長孫無忌等編，《唐律疏議》卷二十六，第403條，見http://www.yuyingchao.com/beike/html_jingdian/html_guoxue_shi_22/524255.html，查詢日期：2016/11/26
[35]長孫無忌等編，《唐律疏議》卷二十六，第403條，見http://www.yuyingchao.com/beike/html_jingdian/html_guoxue_shi_22/524256.html，查詢日期：2016/11/26。以上兩條特別感謝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及整理研究所趙晶副教授熱心提供。
[36]林聖智，〈中國中古時期墓葬中的天界表象—東亞的比較視野〉，收錄於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131-162。
[37]目前對於唐代壁畫墓中的天象圖研究，主要有Ａ：林聖智，〈中國中古時期墓葬中的天界表象〉，收錄於巫鴻、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一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131-162；與此相關者還有Ｂ：百橋明穗，〈日本古坟壁畫中的四神與十二支像—以高松塚、龜虎古坟為中心〉，收錄於巫鴻、朱青生、鄭岩主編，《古代墓葬美術研究》第二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3），頁253-270。
[38]沈睿文，〈唐宋墓葬神煞考源--中國古代墓葬太一出行系列研究之三〉，《唐研究》第十八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201-224。
圖板說明
圖1唐代科學星圖：
1-1：《敦煌星圖甲本》（S3326），唐代，絹本彩繪，長1.98公尺，寬度不詳，現存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圖像引用自http://img4.ph.126.net/cATNKAJPZn0U03zAvDZsfQ==/2719892699972030652.jpg，查詢日期2016/11/26
1-2：《重刻天象列次分野之圖》，現存於北韓，初做年代不詳，李朝肅宗時按照早期拓本重刻，尺寸、地點不詳，圖像引用自http://news.joins.com/article/16837268，查詢日期2016/11/26
1-3：《敦煌星圖乙本》，唐代，現存於甘肅敦煌縣博物館，圖像引用自潘鼐編著，《中國古天文圖錄》，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頁27。
圖2：北朝晚期～隋重要都市所出土的墓葬天象圖
2-1：洛陽北魏元乂墓（525A.D.），參見王車、陳徐，〈洛陽北魏元乂墓的星象圖〉，《文物》1974：12，頁56-60。
2-2：河北灣漳大墓（墓主疑為559A.D.去世的北齊文宣帝高洋），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3：太原北齊婁叡墓（570A.D.），參見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板社，2006）。
2-4：為太原徐顯秀墓（571A.D.），參見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5：山西朔州水泉梁墓，參見山西博物院編著，《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墓葬壁畫修復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2-6陝西潼關稅村隋墓（墓主疑604A.D.去世的隋廢太子楊勇），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圖3：唐代關中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
3-1：李壽墓，參見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李壽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9，頁71-88,61。
3-2：長樂公主墓，參見昭陵博物館，〈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1988：3，頁10-36。
3-3： 李鳳墓，參見富平縣文化館、陝西省博物館、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1977：5，頁313-326。
3-4:：章懷太子墓，參見陝西省博物館、乾縣文教局唐墓發掘組，〈唐章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7，頁13-19。
3-5：永泰公主墓，參見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永泰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64：1，頁71-94、39。
3-6：讓皇帝李憲墓，參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圖4：唐代北方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
4-1：太原焦化廠墓，參見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88：12，頁50-59。
4-2：溫神智墓，參見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晉源鎮三座唐墓壁畫〉，《文物》2010:7，頁33-44。
圖5：唐代南方地區墓室壁畫中的天象圖
5-1：冉仁才夫婦墓，參見四川省博物館，〈四川萬縣唐墓〉，《考古學報》，1980:4，頁503-514。
5-2~5-6：錢寬墓、水邱氏墓、馬氏墓（康陵）、錢元瓘墓、吳漢月墓，參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館、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臨安市文物館：《晚唐錢寬夫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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