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青铜时代中期，在伊犁河上游地区出现了有着大型墓葬和大型房屋遗存的吉仁台沟口中心聚落，形成了不同层级的聚落和墓葬所代表的区域性社会组织，推测已经进入类似“酋邦”或“古国”的复杂社会阶段。良好的自然环境、农牧业结合的生业模式、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应当都是推动伊犁河上游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铜矿资源的占据和青铜冶铸业的存在，当为伊犁河上游人群能够在众多的草原畜牧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伊犁河上游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因此也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自身特点。
以往认为，欧亚草原地区比较显著的社会分化开始于公元前9世纪的早期铁器时代，以图瓦阿尔然一号墓为代表，[2]但近年在伊犁河流域的新发现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认识。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5～前20世纪，中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9～前15世纪，晚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5～前10世纪。[3]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较少，中期的遗存以墓葬为主，有少量居址，最引人瞩目的是吉仁台沟口聚落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和大型房址，将欧亚草原社会出现显著分化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16世纪左右。[4]而吉仁台沟口聚落内部的社会状况到底如何，它与周边同时期聚落的关系如何，当时的区域社会总体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是哪些原因推动了伊犁河上游地区社会的复杂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根据考古新材料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喀什河中游，是目前伊犁河谷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以青铜时代遗存为主体的聚落遗址。其中青铜时代中晚期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年代约公元前1600～前1400年，以深腹平底罐为主；第二期年代约公元前1400～前1200年，新出现了饰珍珠纹的鼓肩罐和磨光的小平底罐；第三期年代约公元前1200～前1000年，延续了第二期的陶器类型，新出现少量圜底器。第一期遗存属于青铜时代中期末段，包括居址区的十几座房址和与之相距约1公里的高台大墓，二者年代基本相同，应该是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第一期遗存，也就是青铜时代中期晚段遗存展开。
吉仁台沟口遗址的高台大墓坐落在沟口外侧（图一），封堆120米见方，中间高，四周低，顶部距地表高约4～5米，边缘高约1～3米。封堆四周用石板垒砌形成围墙，围墙外侧地面用采自附近的红土铺垫。封堆由土石构成，石构部分呈条带状从封堆中心向四周放射状延伸，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墓室位于封堆中心底部，自内而外由面积约36平方米的半地面石室及其外侧包裹的红土墙和石围墙组成三重结构，西侧有斜坡状墓道。墓室内四周有二层台，二层台内侧有疑似木椁的朽木和灰烬。墓葬被盗毁严重，仅在墓室出土了部分陶片、残铜器和动物骨骼。[5]根据测年，该墓年代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是目前为止在新疆乃至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发现的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
图一 吉仁台沟口遗址高台大墓
居址区位于沟口内侧，其中青铜时代中期面积最大的房址F6单独位于遗址西侧，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背山面河，坐北朝南，门道正对沟口。F6总面积约374平方米，为长方形半地穴式结构，房址外侧构筑石护墙，护墙内侧有柱洞（图二）。室内正中用片石栽立围成长方形火塘，长2～8、宽1～6米，中部有一道立石将其分隔成一大一小两个方形灶，火塘四周对称分布有10个直径约0.6米的柱洞。[6]从所处位置和建筑规模来看，F6很可能是一处集会议事或者举行祭祀、宴饮的高等级仪式大厅，可能还具有监督聚落内部人群生产生活和监视沟口人畜往来的作用，应为整个聚落的核心建筑。
图二 吉仁台沟口遗址F6
拥有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最高规格墓葬、最大单体房屋的吉仁台沟口遗址，当为该流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址中还发现了丰富的与冶铸相关的遗存，包括炼炉、鼓风管、坩埚、范、铜矿石、炼渣、铜锭、青铜器等，铸范有剑、啄戈、镞、镜、锥等多种类型，表明该遗址的青铜器冶铸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冶铸青铜器要经过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开采、冶炼矿石，然后把冶炼成的铜锭运输到铸造基地并铸造成铜器。这一系列的活动要有大量的劳动力参与，还要有强有力的组织管理机构，甚至还可能需要一定的武装力量来控制和保卫铜矿资源。也许青铜冶铸业的发展是推动吉仁台沟口遗址成为该流域的中心聚落的关键因素。
二
伊犁河上游与吉仁台沟口遗址青铜时代中晚期阶段第一期基本同时期的遗存，还有尼勒克县的穷科克石圈居址、萨尔布拉克沟口早期遗存、汤巴勒萨伊早期墓葬、乌吐兰早期墓葬、恰勒格尔居址遗存，特克斯县的阔克苏西2号早期墓葬等（图三）。这些遗存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居址多为方形的半地穴式木构建筑，在房址中部有方形或圆形的地面灶。墓葬以带墓道的竖穴木椁墓和竖穴石室、竖穴土坑墓为主，葬式多为侧身屈肢，头西脚东，土葬、火葬共存。陶器常见夹砂褐陶和灰陶，流行侈口、束颈、折肩、斜腹、平底的陶罐，部分带有圈足，器表多素面，少量压印或戳印形成倒三角纹、杉针纹、之字纹等纹饰。石器常见饼形器、研磨器、磨盘、杵等。这些遗存一般认为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有学者称其为“穷科克下层文化”[7]或“安德罗诺沃文化汤巴勒萨伊类型”[8]。
图三 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遗址和相关青铜矿冶遗址位置图
居址方面，除吉仁台沟口聚落发现有大房址遗存之外，其余聚落只发现了少量的小型房址或踩踏面。恰勒格尔遗址清理房址2座，保存较好的F1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面积约24平方米。[9]穷科克遗址发现一处直径约6米的石圈房屋基址，基址外有东西长4.5、宽2.5米的扇形活动面和宽约1米的路面，还有被破坏的烧坑、石圈遗迹和祭祀坑等。[10]萨尔布拉克沟口遗址仅发现了踩踏硬面、石墙、石堆和灰坑等遗迹现象。[11]三处小型聚落都分布在尼勒克县境内，与吉仁台沟口居址区距离较近，说明此时该区域聚落之间可能已形成以吉仁台沟口遗址为中心的联系网络，具有主从关系的区域性社会组织或已建立。
墓葬方面，除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规模宏大的高台大墓之外，其他墓葬根据墓葬规模、墓室结构、随葬品等方面的比较还可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中型和小型墓葬（表一）。
中型墓葬封堆直径8～35米，为圆形土石结构或黄土结构，墓室面积5～20平方米，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竖穴石室墓（图四，1），以阔克苏西2号墓群M51、M53[12]和乌吐兰墓地M2[13]为代表。墓室西侧有斜坡墓道，室内有原木构建的木椁，椁室与墓壁之间填充卵石形成石室，部分墓葬在椁室底部铺垫红色矿物颜料。一般随葬1～4件陶器和马肋骨、青铜饰件等。第二种类型为竖穴木椁墓（图四，2），以阔克苏西2号墓地M24、M82和乌吐兰墓地M1为代表。不见石室和墓道，墓室被盗扰后残存陶罐、铜饰等少量随葬品。其中阔克苏西2号墓地的两座竖穴木椁墓在木椁外东侧有一狭小偏室，内葬一侧身屈肢的成年男性，都随葬了1件陶罐，应为墓主的殉人。中型墓葬的结构与葬俗和吉仁台沟口高台大墓相似，只是规模较小。
小型墓葬数量较多（图四，3），以汤巴勒萨伊墓地早期墓葬为代表。封堆直径在8米以下，以面积3～7平方米的竖穴土坑作为墓室，部分有石棺作为葬具，一般随葬1～3件陶器和少量羊肋骨，个别有1～3件铜饰。[14]
图四 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中型和小型墓葬对比图
1.阔克苏西2号墓地M53；2.阔克苏西2号墓地M24；3.汤巴勒萨伊墓地M24
通过对墓葬材料的梳理可知，大、中、小型墓葬在封堆规模、墓室结构、葬具、殉牲等方面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在目前已发掘的墓地中，乌吐兰墓地有中、小型墓葬分布，与吉仁台沟口高台大墓仅一河相隔，二者或许存在密切的联系。阔克苏西2号墓地均为中型墓葬，汤巴勒萨伊墓地均为小型墓葬。说明墓地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等级分化，但是墓地内部分化并不明显，只有与中心聚落关系最密切的乌吐兰墓地内部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
吉仁台沟口居址区青铜时代中期阶段的十几座房址即使同时使用，居住的人口也十分有限，而高台大墓的修建非少数人可以完成。大墓的封堆按照平均高度3米计算，工程量就是43200立方土石，如果按照每立方米土石的开挖、运输和填筑需要3个人工来计算，[15]就需要200个人连续修建一两年才能完成，可见大墓的修建应该征召了周围多个聚落的劳动力。为修建一座墓葬而组织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墓主人无疑应该是掌握较大权力的地方首领。
这一时期还存在内涵相似但级别不同的祭祀遗迹。乌吐兰墓地南部集中分布了三座方形石构祭坛，规模最大者边长5.7米。以J3为例（图五），建造时先从地面向下挖出方形凹槽，然后在内侧挖出稍深的“米”字形凹槽，再在“米”字形的中心交界处挖出更深的圆坑，所有凹槽用小卵石填充至与地面齐平，中心圆坑内埋有木桩，推测当时在地面上有立柱标识，其中一处祭坛在中心圆坑上部有用牛头祭祀的现象。三座祭坛呈放射状的石条带结构和吉仁台沟口高台大墓封堆表面的石条带相似，或许体现了太阳崇拜的思想观念，但级别比吉仁台沟口高台大墓低很多。
图五 乌吐兰墓地J3祭坛
由此可见，青铜时代中期的伊犁河上游各聚落之间联系紧密，以吉仁台沟口遗址为中心，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社会的复杂程度可能已经达到了类似“酋邦”或“古国”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公元前1400～前12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大型房址基本消失，以中小型房址为主，社会分化状况已不如青铜时代中期显著。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末段，房址基本消失，发现的墓葬均为随葬品简单的小型竖穴石棺墓或竖穴土坑墓。可见，这一区域的复杂社会并没有继续发展成为国家，而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逐渐崩溃解体。
三
伊犁河上游的社会在青铜时代中期能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应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一，较为湿润的气候环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该流域位于西风带控制区，[16]在伊犁河谷采集的黄土—古土壤序列与特克斯县科桑溶洞的石笋记录显示了相同的古气候变化，即在距今10000～3000年气候持续湿润，在距今3000～2000年气候突然变得干燥。[17]对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古环境研究提供了更小时间尺度内的遗址周围植被变化情况，即公元前1400年之前是青铜时代中后期遗址周围植被最为茂盛、气候相对湿润的时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公元前1400年以后本区气候渐趋暖干，周围植被逐渐转变为以苋科等旱生草本植物为主的典型干旱区环境。[18]
第二，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业模式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大量羊、牛、马等家畜的骨骼，还发现了丰富的禾本科、豆科、藜科等的杂草种子，大部分可作优良牧草，稳定同位素食谱研究显示，羊、牛采取放养与饲喂相结合的方式，马主要是以放养的形式进行管理，[19]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人们已进入成熟的畜牧阶段。残留物检测分析表明陶器内侧有奶和脂肪的残留成分，说明吉仁台古人群以马、羊、牛肉等为主要肉食来源，同时饮食奶制品。[20]在吉仁台沟口遗址中还发现有黍、粟、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的炭化种子，其中仅在F27就集中出土了两千余粒炭化黍种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当地居民是C3和C4混合饮食，粟、黍等C4类作物已是较为重要的食物来源。[21]在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的遗址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磨盘、石磨棒和饼形石器，经过植硅体和淀粉粒分析，确定是用来对粟类作物、麦类作物和某些块根块茎类作物进行加工处理的工具。[22]说明农业在当时的生活中占有一定比例。农作物能够为遭遇极端天气的畜牧人群和牲畜提供食物补充，因此，农业的存在会使畜牧经济更为稳定。
第三，青铜冶铸和对铜矿资源的控制应是社会显著分化的重要推动力。吉仁台沟口是一处青铜冶铸遗址，调查显示遗址周围50公里内就有奴拉赛、圆头山和克孜勒克藏北三座古铜矿遗址，可能是其铜料来源。遗址居址区位于沟口内侧，南北为高大陡峭的天山支脉，沿河上行则为蜿蜒险峻的峡谷，唯一便捷的出口是沿河下行通过狭窄的沟口进入尼勒克盆地。当时的人们选择如此易守难攻又与铜矿距离较近的沟口位置建立聚落，很可能是为了有效控制喀什河南侧的铜矿，同时保护沟内的青铜冶铸基地不受侵扰。在伊犁河上游及周边区域同时期的遗址中，虽然都有青铜器发现，但未见到相关青铜冶铸遗存，在吉仁台沟口遗址铸造的铜器，很可能通过贸易活动交换到周边聚落。比较来看，约公元前2100～前1800年，乌拉尔山南部的的辛塔什塔文化出现了城防聚落和高等级墓葬，由于聚落建立在铜矿附近，且聚落内部有丰富的青铜冶炼遗存，一般认为青铜冶铸业对辛塔什塔社会的阶层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23]从中心聚落的选址和功能来看，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很可能与辛塔什塔文化相似，占有铜矿资源并发展青铜冶铸业应该是推动其社会复杂化的关键原因。
四
根据在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器物特征，有学者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已经扩展到新疆西北并且沿天山向东扩散至乌鲁木齐甚至更远的区域。[24]近年来的发现表明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的遗存虽然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关系密切，但和伊犁河中、下游同时期的遗存相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伊犁河中游的墓葬以地表有方形石围的竖穴木椁墓为主，长方形石围内有排列规整的多个墓室，也有多个石围相互连续构成一组“排墓”[25]。伊犁河下游的墓葬以地表有方形或圆形石围的竖穴石棺墓较为常见，有单石围墓和连续石围墓，部分单石围墓葬外围附有儿童石棺墓。[26]伊犁河上游的墓葬多是地表有低矮土堆的竖穴石棺、竖穴土坑或西侧有斜坡墓道的竖穴木椁墓。伊犁河中、下游陶器以平底器为主，而伊犁河上游圈足器与平底器共存，在墓葬结构和器物类型等方面伊犁河上游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地方特点。[27]
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中国境外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聚落大约有150多个，大部分为10～20个房屋构成的小型居址，其中东部费德罗沃文化居址的房屋数量较少，并且单个居址内大多只发现零星的房屋，未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28]但是墓葬资料显示境外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的社会并不平等，虽然大多数墓葬封堆直径在7～20米之间，但每个墓地中都有几座较大的墓葬封堆，直径达40米左右。[29]无论如何，以往所知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系统并未出现像伊犁河上游一样分化显著的复杂社会。
就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而言，目前也未发现和伊犁河上游一样的显著社会分化现象。伊犁河北部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显示，其青铜时代中期的聚落可分为大、中、小三个级别，[30]但经过发掘的遗址还较少。其中呼斯塔遗址虽然发现了“目前已知西天山北麓面积最大的青铜时代建筑组合”[31]，但是该建筑组合较为复杂，功能和性质尚待进一步厘清。该流域发现的墓葬多是地表有方形石围的竖穴石板墓，有单体石围，也有几座石围相连构成的“排墓”，类似伊犁河下游的连续石围墓，“排墓”或是家族墓葬，[32]社会的组织结构可能是以家族为单位。但是墓葬规模均较小，阿敦乔鲁遗址的方形石围墓面积最大者边长不超过10米，[33]“排墓”内部和“排墓”之间在规模或随葬品等方面也没有体现明显的社会分化。位于阿勒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在公元前16世纪已进入尾声，目前发现的遗存以墓葬为主，规模都不大，也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同样处于青铜时代中期末段的新疆南部小河墓地，第二层墓葬大体围绕中心男性墓埋葬，中心墓葬的随葬品丰富且特殊，[34]说明墓主人在宗教或社会事务中具有特殊地位，但没有证据显示已出现多阶层的社会结构。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氏族公共墓地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35]
由此可见，伊犁河上游青铜时代中期的畜牧社会，其复杂程度在同时期的中国新疆乃至欧亚草原东部地区都是十分罕见的，对于重新认识欧亚草原的社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青铜时代中期，在伊犁河上游地区出现了有大型墓葬和大型房屋遗存的吉仁台沟口中心聚落，由不同层次的聚落和墓葬构建的区域性社会组织可能已经形成，大型墓葬的墓主应该是掌握区域权力的高级首领，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比较复杂的程度，类似与“酋邦”或“古国”的阶段。良好的自然环境、农牧业结合的生业模式、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应当都是推动伊犁河上游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于铜矿资源的占据和青铜冶铸业的存在，当为伊犁河上游人群能够在众多的草原畜牧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伊犁河上游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因此也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自身特点。
致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导师韩建业教授提出了较多修改建议，照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阮秋荣研究员提供，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张俊娜副教授对文中涉及古环境的部分提供了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ZDA17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2] 杨建华，包曙光：《俄罗斯图瓦和阿尔然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第75～84页。
[3] А.Гасс，А.А.Горяче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ипологии и хронологии могиль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 высокогорной зоне Заилийского Алатау，Вестн.НГУ.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филология.2016，15，№ 5: Археология и этнография.С.85-123；韩建业：《关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西域研究》网络首发，2021年9月3日。
[4]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页；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0～125页。
[5] 袁晓，罗佳明，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9年发掘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0～125页。
[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2017年第7期，第55～70页。
[7] 刘学堂：《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2011年第1期，第84～107页。
[8] 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125～154页。
[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恰勒格尔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4年第1期，第32～35页。
[10] 刘学堂：《伊犁河上游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新疆文物》2011年第1期，第84～107页。
[11] 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七辑，第125～154页。
[1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9期，第3～16页。
[13]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乌吐兰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4年第1期，第36～56页。
[1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伊犁尼勒克汤巴勒萨伊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5期，第13～22页。
[15] 王宏伟：《河海大学团队解密良渚水利工程》，《新华日报》2019年7月26日，第15版。
[16] Fahu Chen，Jia Jia，Jianhui Chen，et al.A Persistent Holocene Wetting Trend in Arid Central Asia，with Wettest Conditions in the Late Holocene，Revealed by Mutli-proxy Analyses of Loess-paleosol Sequences in Xinjiang，China.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146，2016，pp.134-146.
[17] Yanjun Cai，John C.H.Chiang，Sebastian F.M.Breitenbach，et al，Holocene Moisture Changes in Western China，Central Asia，Inferred from Stalagmites，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158，2017，pp.15-28.
[18] 该结论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副教授张俊娜提供。
[19]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页。
[20] 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页。
[21] Wei Wang，Yongqiang Wang，Human Diet and Subsistence Strategies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to Historic Times at Goukou，Xinjiang，NW China，The Holocene，1，9，2017，pp.1-11.
[22] 王清，马志坤等：《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石器功能分析：来自植物微体遗存的证据》，《第四纪研究》2020年第2期，第450～456页。
[23] 〔美〕大卫·安东尼著；张礼艳，胡保华等译：《马、车轮和语言：欧亚草原青铜时代的骑马者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99～417页。
[24] Mei Jianjun，Colin Shell，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Antiquity，73，1999，pp.570-578.
[25] А.А.Горячев，О Погребальном Обряде В Памятниках Кульсайского Типа，История и Археология Семиречья 2，Алматы，2001，с.45-62.
[26] А.А.Горячев，О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Традициях Племен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Шуилийских Гор，Извес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2013，3，c.3-28.
[27] 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七辑，第125～154页。
[28] Ludmila Koryakova，Andrej Vladimirovich Epimakhov，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3-150.
[29] Kuzmina，The Origins of the Indo-Iranians，Leiden：Brill，2007，pp.185-197.
[30] 贾笑冰：《信息技术支持的博尔塔拉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2017年第4期，第113～120页。
[31] 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9～141页。
[32] 丛德新，贾笑冰等：《新疆温泉阿敦乔鲁墓地发现家族墓葬“排墓”》，《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30日，第8版。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25～32页。
[3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0期，第4～42页。
[35] 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9～184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研究生）
编校：王文洲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