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
2015年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清理时出土一件《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残片。通过对敦煌藏经洞所出相关文书的考证，可对《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的成书年代，特别是其在唐代西州的流传及中原与西州佛教的交流互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又称《法琳别传》（下文称《法琳别传》），作者大唐京兆弘福寺沙门彦琮。[2]法琳生于南朝末年陈宣帝太建四年（572），唐贞观十三年（639）因早年撰写《辩正论》获罪，贞观十四年（640）七月染病去世于徙充益部（即今四川）佛寺的途中。[3]法琳为唐初武德、贞观年间佛道论衡中佛教界的领军人物，与以傅奕为首的道家一派展开激烈辩论，其代表作《辩正论》《破邪论》更使其名声大振，史称“护法菩萨”。关于法琳本人史载不多，除《法琳别传》外，还有《续高僧传》卷二四、虞世南为其《破邪论》撰写的《襄阳法琳法师集序》和陈子良为《辩正论》撰写的《辩正论序》等文献留存。而《法琳别传》的流传则可以使我们了解唐初在朝堂上展开的佛道论衡的详细情况和法琳晚年内心苦闷的心境，更是研究唐朝初年佛教政策的第一手资料。
吐峪沟所出《法琳别传》残片为吐鲁番盆地首次发现，也是目前已知除敦煌藏经洞所出《法琳别传》残卷外的唯一一件。该残片的发现对于了解《法琳别传》在唐代西州地区的流传大有裨益。
吐峪沟所出《法琳别传》残片为2015年清理沟西洞窟时发掘出土于第33窟塔柱顶部③：7倒塌堆积中。残宽4.5厘米、残高11厘米，[4]无法确定每行字数，为明确内容，现录文如下：
该件文书残存34字，经检索《大正藏》，此为《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5]的内容。从文书残片的纸张、字体及《法琳别传》的成书年代来看，该件文书为唐西州时期的抄本。（见图1）
图1 《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残片
《法琳别传》分为上、中、下三卷，[6]共计二万四千二百余字，其中直接引用法琳所作《破邪论》《辩正论》就有近1万字，这种引用使得该书的内容更加生动，真实地还原了法琳在唐初佛道之争过程中的言行。
《法琳别传》目前国内外通用的版本皆出自《大正新修大藏经》和《中华大藏经》，而这两个版本的大藏经皆以《高丽藏》为底本。唐代智升编写于开元年间的《开元释教录》中记载的这本书，被明敕禁断，不得流传，故不编载，然代代传写。[7]宋、元、明的《大藏经》中皆未收录该书，因而《大正新修大藏经》和《中华大藏经》中的《法琳别传》都是未与其他版本校对的。幸运的是在上个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数件《法琳别传》的抄本残片，[8]虽然这些经卷并不属于同一个抄本，但经过缀合后尚留存该书的大部，可作校正。此次吐峪沟发现的《法琳别传》残片虽然保留下来的字数较少且与敦煌发现部分重合，但也给予我们更多一种选择，证实了唐西州时期《法琳别传》曾在此地有过传抄。
《法琳别传》成书的具体时间史籍并无记载，但通过同时期由道宣所撰《续高僧传》可推测其成书的大致年代。法琳因撰写《辩正论》内容涉及污蔑道教祖师老子的内容，触怒太宗而获罪流放益部，于贞观十四年客死途中。而《法琳别传》就是彦琮为了记录法琳生平及其护法事迹所作，对法琳护法的言行记载颇为详细，其中记载了法琳考证唐朝李氏家族并非出自陇西李氏，而是拓跋达阇后裔，吐峪沟所出《法琳别传》残片保留下来的正是这最关键的部分。因此《法琳别传》在成书不久便“明敕严禁，不许流行”，作者彦琮的事迹也不见于后世僧传，这可能与他为禁书的作者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同样是为法琳作传，[9]《续高僧传》为何没有遭禁？从三人关系来看，彦琮、法琳、道宣同为由隋入唐的高僧，且活动范围皆在京兆地区，彼此间应该非常熟悉。虽然同为法琳作传，但将这两篇传记对读比较，便会清晰发现，道宣的记载更加客观冷静，但对法琳护法的过程记载较《法琳别传》大为逊色。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法琳别传》的作者彦琮与法琳的关系更加亲近。[10]诚然这种说法可备一说，但笔者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法琳别传》撰写完成后被列为禁书，对之后成书的《续高僧传》中对法琳传的编写产生了影响。
彦琮的《法琳别传》为一个受到皇帝处罚的僧人立传，其中充斥着诋毁李氏宗族的言论，称李氏为“阴山别种”，因此被禁止流传完全在意料之中。而道宣的《续高僧传》没有遭禁，则是因有《法琳别传》这一前车之鉴，《续高僧传》总计为近500名僧人作传，为了使自己付出大量心血的著作能够流传于世，同时又必须记载法琳这位被称为“护法菩萨”的高僧，道宣在为法琳立传时不得不有所取舍，一些“忤逆”的内容并未收录在内，仅是客观记录而已，并未过多地涉及个人情感。法琳去世于贞观十四年，《续高僧传》完成于贞观十九年，笔者认为《法琳别传》的完成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之间，并且在完成不久之后便遭禁断，这对《续高僧传》中法琳传记的编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高昌地处丝路交通要道，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各种文化在此都留有印记，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佛教。虽然高昌地处佛教东传西渐的关键节点上，但其佛教主要深受内陆佛教特别是河西佛教的影响。5世纪中叶沮渠氏北凉残余势力进入高昌，大力提倡以佛教理论和信仰作为教化人民和治国的思想。统治者的竭力推行促进了高昌佛教的发展，从而在高昌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佛教兴盛期。[11]麴氏高昌时期，佛教继续迅猛发展，仅高昌城周围至少有佛寺三百余座，僧尼逾三千人。[12]贞观十四年唐灭麴氏高昌后建立西州。唐西州时期对本地佛教进行整合，如建立官寺、僧籍管理等方面一同内陆，从目前吐鲁番考古资料来看，唐代流行内陆的主要佛教典籍，如法华类、般若类经典在此大量发现，有明确纪年的除外，从纸张、字体等角度分析，大部分皆抄写于唐西州时期，这表明唐西州与同时期内陆佛教信仰完全一致。
敦煌、吐鲁番同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皆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从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比较来看，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许多相同类型的文献在两地都有发现，为研究当时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传播提供了相互印证的资料。如果中原地区的写本同时在敦煌、吐鲁番两地发现，一般规律是敦煌早于吐鲁番出现。西域边陲西州出现的《法琳别传》抄本残片，抄写年代信息全无，仅保留了污蔑李氏家族的只言片语，但其传入年代也并非无迹可寻。敦煌出土的几件《法琳别传》残卷虽也没有明确记年，但其中一件《法琳别传》残卷（P.2640V）正面抄写有《常何墓碑》（P.2640），通过对其分析可以对《法琳别传》传入吐鲁番盆地有一个基本认识。
目前学界关于《常何墓碑》的研究多为对其进行校注或利用碑文记载来考证玄武门之变的经过，[13]但综合考量该件文书的正背关系，也可窥探《法琳别传》在敦煌传播的大概情况。《常何墓碑》碑文的撰者为“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据碑文记载常何永徽“六年八月，返葬于故里”，而李义府参知政事是在永徽六年（655）十一月，进而推断《常何墓碑》的撰写时间应为永徽六年八至十一月间。[14]
P.2640端首残存有诗文三首又二句，徐俊先生在整理敦煌诗歌抄本时曾对其进行了考证，[15]诗歌的抄写是利用了纸后空白。荣新江先生认为诗歌抄写是一个单元，下面的《常何墓碑》抄本是另一个单元，《常何墓碑》的抄本来自集本，抄写的目的是作为撰写碑文的样本而留存，抄本被人与一些诗歌抄本粘连成卷，正说明它是某个文人的“诗文丛抄”。同时荣新江先生也注意到了《常何墓碑》背面抄写的《法琳别传》，从抄写不规范、有朱笔句读等使用痕迹认为是较晚期僧人所为，也不排除抄本原是中原某文士抄写的文本，后为佛僧所得，用背面来抄写长安僧传，以后流传到敦煌。[16]笔者赞同荣新江先生的看法，但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与碑文的撰写者李义府有关。常何作为一个正史无传的中层武将，他的碑文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敦煌？除了与李义府撰写的碑文辞藻华丽外，应该还与其官位不断上升有关。史书记载李义府因“善属文”受到剑南道巡查大使李大亮、黄门侍郎刘洎及持书御史马周的推荐入仕，“与太子司议郎来济具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17]此时的李义府以文声名鹊起，担任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高宗即位后，不断获得提拔，前文提到在永徽六年十一月，李义府已经位列宰辅，此后又担任吏部尚书主持选事，一时权势滔天，虽然李义府的人品为世人所诟病，但其所作诗文受到了当时文人的追捧，《唐诗纪事》卷四载高宗朝时李义府所赋诗文“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窃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18]由此可见，由李义府这样一位有文采且居高位的人物所撰写的碑文争相传抄不足为怪。李义府所撰写的《常何墓碑》的抄本出现在敦煌，应该是作为习文而出现的。荣新江先生认为碑文中略去名字和官衔的做法预示《常何墓碑》碑文来自李义府的文集或者单行的文本，不是抄自石碑本身。[19]一般墓志铭撰写多用韵文记述死者的生平、赞誉等内容，从李义府流传的诗文可以看出，其作品中充斥着对皇帝歌功颂德，此后敦煌碑铭赞多参照该碑文格式，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由内陆传入敦煌的碑文抄本，它的出现对之后敦煌碑铭赞产生了深远影响。综上，笔者认为《常何墓碑》碑文抄本传入敦煌应该是在李义府升任宰辅之后到他失势被贬这一时间段，也就是永徽六年（655）十一月至龙朔三年（663）。由此看来《常何墓碑》抄本背面的《法琳别传》，无论是抄自长安还是抄自敦煌，都说明最迟在龙朔三年左右敦煌就已经有了《法琳别传》的传本，且不久之后便传入西州。
从近些年吐峪沟考古发掘所出文书来看，世俗文书相对较少，以佛教典籍为大宗，其中汉文佛典主要集中在麴氏高昌和唐西州时期。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汉文佛典在敦煌均有发现，按照传播规律及敦煌在古代西域所处的文化地位来说，像《法琳别传》这种由内陆高僧所撰的佛教典籍，其传播理应是敦煌早于吐鲁番。吐峪沟所出《法琳别传》抄本所用纸张的主要成分为苎麻，通过对吐峪沟出土唐西州时期文书样本进行检测，并与同时期敦煌文书横向对比，二者成分基本一致，[20]吐峪沟出《法琳别传》残片，究竟是其抄写后传入吐鲁番，抑或是纸张原料流入吐鲁番生产出纸张后抄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纵观贞观朝，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法琳别传》撰写于贞观后期，虽然该书中大量充斥着对李氏宗族的诽谤之词，太宗也仅是“明敕严禁，不许流行”，但这丝毫未影响该书在民间的流传，官府也并未全面禁止，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时间段太宗佛教政策的转变，太宗与佛教界逐渐达成了和解。《法琳别传》成书后不久便传入西州，表明这一时期，西州与中原内陆佛教交流愈发紧密，内陆佛教对西州佛教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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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4—8世纪高昌佛教史研究”（项目编号：18CZS01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20M6705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关于《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的作者有彦琮、彦悰二说，详见钟书林：《〈大藏经总目提要〉之〈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者辨正——兼论隋朝彦琮、唐朝彦琮、唐朝彦悰》，《文献》2012年第1期，第153～162页。
[3] 〔唐〕释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12页中。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鄯善吐峪沟西区中部高台窟院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3期，第451页，图版贰拾。
[5] 〔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10页中。
[6] 关于《法琳别传》的卷数，有三卷与二卷之分，《法苑珠林》杂集部第三、《开元释教录》中的《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续一切经音义》卷十、《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等，都记载为三卷；《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二、《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通志略》等，都记载为二卷。
[7]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746页中。
[8] 敦煌藏经洞共计发现4个卷号的《法琳别传》残片：P.2640V、P.3686、P.3901、P.4867，其中P.2640V保留有部分上卷和全部下卷，P.3686、P.3901、P.4867三个卷号的经卷经缀合后保留有大部分中卷。图版详情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26、29、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01、2002、2003、2005年，第57～61、311～313、135、227页。
[9]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终南山龙田寺释法琳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951～959页。
[10] 钟书林：《〈大藏经总目提要〉之〈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作者辨正——兼论隋朝彦琮、唐朝彦琮、唐朝彦悰》，第161页。
[11] 贾应逸：《〈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与北凉高昌佛教》，《西域研究》1995年第2期，第40页。
[12] 吴震：《寺院经济在高昌社会中的地位》，《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第101～102页。
[13] 关于《常何墓碑》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4页；朱雷，程喜霖，陈国灿录文；陈仲安，谭两宜标点：《常何墓碑》写本录文，黄慧贤：《〈常何墓碑〉跋》，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辑，1980年，第7～17页；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10～231页。黄永年：《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玄武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153页。录文还见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年，第53～68页；王景阳等：《全唐文补遗》第7册，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4～7页。邓文宽：《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9～389页；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
[14] 黄惠贤：《〈常何墓碑〉跋》，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辑，第13页。
[15]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稽考》，中华书局，2000年，第110页。
[16] 荣新江：《石碑的力量——从敦煌写本看碑志的抄写与流传》，《唐研究》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8～309页。
[17]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5～2766页。《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奸臣上》与《旧唐书》记载略同。
[18] 〔宋〕计有功撰；王仲镛点校：《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年，第99页。
[19] 荣新江：《石碑的力量——从敦煌写本看碑志的抄写与流传》，第308页。
[20] 汪瀚，陈刚：《吐峪沟石窟东区2015年出土古纸的基本性能研究》，《吐鲁番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93～101+156页。
（作者单位：武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张海龙 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
编校：王润泽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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