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者认为汉文文献中的“拂庐”一词源自藏文“sbra”或“phru”。笔者通过分析吐蕃时期藏汉音译的规律，认为此说或有不妥。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可以释为帐篷的词汇主要有“sbra”和“gur”，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中呈圆形的帐篷应该是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gur”。“拂庐”一词并非“sbra”或“phru”音译，前后二字应分而释之，是以毛毡或青绢布“拂”于“庐”而得名,代指吐蕃可移动帐篷建筑。
郭里木乡墓葬出土的棺板画集中在第1、2号墓出土的四个侧板上，分别简称为一、二号棺板画[1]。在已公布的图像中，可见有数顶呈圆形的帐篷，前设帐门，门帘收卷于帐门上方，门帘与门框两侧饰有镶边，顶部设有圆形气孔，呈喇叭形向上翻卷（图一）[2]。
图一 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帐篷图
（图片出处见注释8、13，出自1.郭里木1A 2.郭里木1B 3.郭里木1B 4.郭里木2A 5.郭里木2B）
郭里木发现的棺板画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许新国[3]、罗世平[4]、林梅村[5]、柳春诚、程起骏[6]、霍巍[7]、仝涛[8]、艾米·海勒[9]等学者相继撰文研究。对于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帐篷，目前在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些呈圆形的帐篷应是《旧唐书·吐蕃传》中的“拂庐”，第二种认为是“穹庐”。
许新国根据王尧对“拂庐”的解读[10]，认为郭里木棺板画中的“毡帐”是唐人所谓的“拂庐”，实际上是“氆氇”的音译[11]。罗世平也认为：棺板画上的帐篷顶部有喇叭形的圆孔，吐蕃称作“拂庐”，并根据《新唐书·吐蕃传》中“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侯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12]的记载，认为它不仅能遮风挡雨，而且形制大小有贵贱等级的区别。一号棺板画上的两座拂庐前后相连，与“联毳帐以居”的说法相照应。另用《新唐书·吐蕃传》中收录的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后弘期藏文史料《娘氏教法源流》等文献记载，根据吐蕃人的集会议盟，军政料集、论功行赏、婚丧嫁娶、降神祭祖等活动都会安排宴饮，称棺板画中的内容为“拂庐宴饮”[13]。霍巍也认为居住帐篷的风俗在吐蕃赞普和王室当中十分流行，郭里木棺板画的发现从实物的角度证明了吐蕃时期习惯居于毡帐（拂庐）以及许多重大活动放置在毡帐中举行的风俗习惯[14]。
吕红亮则认为郭里木木棺板画所描绘的几顶帐篷，无一例外都是史书所载的“穹庐”，即典型的“蒙古包”，进而指出青藏高原游牧民传统的“黑帐篷”即唐宋文献中的“拂庐”。他指出史书中的“穹庐”涉及匈奴、乌孙、乌恒、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吐谷浑、高车等诸多北方民族，并用《汉书》颜师古注接“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古曰穹庐”，又《南齐书·魏虏传》言鲜卑的毡帐“形制平圆”的记载，认为“穹庐”的基本形状为圆形。吕红亮指出“拂庐”似最早见于《通典》对吐蕃的描述，其后的新、旧唐书的记载也大体与此接近，认为“拂庐”专指吐蕃的毡帐，根据文献中以高、广袤的定量描述，认为其应该是一种方形帐篷[15]。
另外，程起骏、柳春诚认为郭里木一号墓棺板画B板中的三顶大帐为圆形有顶，实为吐谷浑人的“百子帐”[116]。
除了郭里木棺板画之外，近期公布的青海省藏医药博物馆、青海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都兰县博物馆收藏的棺板画[17]，以及在乌兰泉沟墓壁画上也绘制了立面呈圆形的帐篷图像（图二）[18]。
值得注意的是，青海省藏医药博物馆收集的10件棺板画中，有两件棺板上面绘制了数顶帐篷，不仅包括圆形帐篷，还有方形帐篷。在棺板ZB-M002中绘制了两顶圆拱形帐篷和一顶尖顶长方形帐篷图像。圆拱形帐篷，顶部有圆形天窗，前方设有长方形门（图三，1）。尖顶长方形帐篷，正面设门，两侧分别有索绳斜拉于地，尖顶及两角绘有草叶状的纹饰。在棺板ZB-M006中，用墨线勾勒出立面呈圆拱形、山字形帐篷、尖顶的圭形帐篷（图三，2）。在这些棺板中，ZB-M00001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公元390-430年，年代早于郭里木乡发现的棺板画[19]。
以往研究认为，根据平面形制和固定方式，世界范围内游牧民族所用的帐篷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黑海地区经过中亚，东至蒙古高原东缘的圆形帐篷；另一种是西起北非诸国，经过中东，东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乃至青藏高原的方形帐篷[20]。目前我国发现的考古材料中，圆形帐篷的形象最早出现在河西地区（图四），在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21]、嘉峪关西晋墓画像砖上就绘有圆形帐篷[22]，在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墓葬壁画中也有出现[23]。北朝以后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安伽墓围屏石榻上出现3例圆形帐篷[24]、石君墓石堂上出现1例[25]。入华粟特人虞弘墓石椁椁壁浮雕仅见方形帐篷的形象[26]，程嘉芬把方形帐篷作为入华西域人汉化程度的一项重要参考，她认为虞弘墓石质葬具上的方形帐篷以及人物服饰、用器等较多地保留了中亚因素，而安伽墓石榻浮雕上除了圆形帐篷，也见中式亭台、回廊以及歇山顶建筑，石君墓中也出现汉式木构建筑风格，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27]。
青海省藏医药博物馆收集的棺板画中出现了祆教圣火坛与祭司，其中圣火坛与日本美秀（Miho）博物馆藏石棺床屏风中出现的圣火坛相似，而带有口罩的祭司图像与上述粟特人墓葬中的石质葬具上的祭司图像有相似之处[28]。青海省医药博物馆所藏棺板画虽然出土信息不明确，无法与墓葬形制等因素共同讨论，但通过棺板画上的内容与测年结果可以确定，早在4～5世纪，生活在青海地区的人群曾使用不同形制的帐篷。
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青海地区吐蕃时期圆形帐篷成为主流，顶上凸起的喇叭形气孔向外翻卷。这中帐篷的形制，与敦煌佛教洞窟壁画中的“草庐”形制较为相似。宿白先生在讨论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壁画的时候，曾经注意到在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有33座形制相同的“草庐”（图四），自名为“庵”。“结草为庐，是佛教徒苦修的所在，这种草庐样式，不是我国形制，我们由印度石刻、中亚石刻，一直到西域，敦煌以西的壁画中，都可以随时发现”[29]。
莫高窟现存7处五台山图，除了上述的五代61号窟之外，中唐第159窟、222窟、237窟、361窟，晚唐第9窟、144窟，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第159窟和361窟[30]。第361窟的五台山图是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到唐求《五台山图》十余年后绘制的，有学者认为其底本来源于吐蕃的可能性非常大[31]。虽然无法确定棺板画圆形帐篷与敦煌壁画草庐之间的直接关联，但由此可推想，此类型的小型圆形帐篷图像在吐蕃时期是比较流行的。
如前文所述，有学者认为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帐篷图像为《通典》或《唐书·吐蕃传》等文献中出现的“拂庐”。“拂庐”一词被普遍认为是古藏文的音译，但对“拂庐”所对应的藏语词汇在学界有不同看法。佐藤长曾讨论“拂庐”与《大事纪年》中频繁出现的“pho brang”的关系，认为“pho”是由“'pho ba（动、移动）”演变而来，“brang”现在解作胸、住处，原意是“圆的东西”，“pho brang”为“流动的房屋”，并指出《大事纪年》中的“pho brang”专指赞普的帐篷[32]。
劳弗尔最早提出“拂庐”对应的藏语为“sbra”，根据藏汉对音规律“sbra”的发音为“bra”，汉语音节中的“fu”即藏文的“ba”，音节“lu”为下加字“ra”[33]。刘铁程认为“sbra”的第一个辅音可以略而不译，剩下基字“ba”和“ra”，又举例说明[f]与[ph]音可以通转；下加字“ra”与基字分别发音，支持劳弗尔的观点[34]。尼玛才让也认为“sbra”与“拂庐”相对音[35]。
伯希和1915年发表了《汉语音译吐蕃名称考》一文，认为劳弗尔（“sbra”为拂庐）的对音在“在语音角度难以接受”，他认为拂在藏文中需要与一个“ph”音来对应，进而给出了“'phru”的对音[36]，此词在藏语中为“顶子”之意。
王尧认为用牛、羊毛混合或专用羊毛织出来的料子叫做“phru”，汉译为“氆氇”，把整幅的氆氇联结起来做成毡帐，每一幅大约有三十到四十公分左右。唐人称之为“拂庐”，实际上还是“phru”的音译[37]。如前文所述，这一观点得到许新国、罗世平等学者的支持。但目前发现的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尚未检索出“phru”表示帐篷的记载。直到成书于12世纪中叶的《弟吾宗教源流》中，“phru dpon”一词作为吐蕃时期官吏名称出现，主要管理牧业相关的事宜[38]。直至15世纪的文学作品中“phru ma”作为军营名称出现[39]，夏鲁译师却窘桑波释为“胎衣”或“军帐”[40]， 觉顿译师、格西季麦当取解释为“牙帐（pho brang）”或“军帐（dmag sgar）”[41]，“phru btab”也有搭建军帐之意。
在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中，可以释为帐篷的词汇主要有“sbra”和“gur”。例如在敦煌藏文文献P.t.1289里有一条记载言“何处搭建青蓝色牛毛帐篷（thang sbra sngon mo gang nas phub）”[42]，王尧先生解释“sbra”是人们常说的黑色牛毛所制的帐篷，曾作为拉萨东郊的地名出现于《唐蕃会盟碑》，碑文“sbra stod tshal”，意思就是上部帐篷园。《五部遗教》也有“蕃（吐蕃）军队搭建黑帐篷（sbra nag）”的记载[43]，“sbra”或“sbra nag”作为黑帐篷的名称沿用至今。
除了“sbra”，也有用“gur”来表示帐篷的记载。如在敦煌藏文文献P.t.1283即《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中记载了北方民族的各类帐篷，“奚人之北境为鞑子部落，帐篷支架（gur shing）悉用鱼骨，复盖于蓬上遮罩物（gur gyogs），上焉者用鱼皮，下者用白桦树皮……于多滥葛（？）（Do le man）部落处，产上等稷子、油菜籽等。有五部落，均以桦树皮复盖帐篷（gur）……其北之下方，有契骨（khe rged）部落。以白桦树皮为帐篷（gur gro bas gyog）……由此向北，有燕然（ye dre）七部落，并无国君任事。常与回鹘征战，以桦树皮作帐蓬（gur）”[44]。
如上记载所示，北方民族使用鱼皮、桦树皮等制作的帐篷用“gur”来表示。根据森安孝夫的研究，认为敦煌藏文文献P.t.1283写卷为8世纪中叶的文献，其下限在8世纪60年代[45]。除了对北方民族帐篷的记载之外，在敦煌藏文文献P.t.239、P.t.1042、P.t.1289写卷中也见“gur”的记载，如敦煌藏文文献P.t.1289记载“帐篷搭建在噶尔隆山谷（gur kar lung du pub ste）”[46]。
在被认为是吐蕃时期苯教丧葬仪轨的敦煌藏文文献P.t.1042中，多见“gur”作为后缀的词，如“tugs gur”、“ring gur”“shugs gur”等，这些词都与帐篷相关，其中“ring gur”就是灵帐之意，与《大事纪年》中的“ring khang（灵堂）”、都兰出土丝织品上面的墨书题记“spur khang(停尸房)”[47]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尸体停厝期间专门用来装殓尸体的设施[48]，从郭里木一号棺板画B板中7人围绕帐篷哀悼痛哭的场面来看，这顶帐篷应是作为停厝尸体的灵帐（ring gur）。
另在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M10中发现11支古藏文简牍，其中M10:4—1记载“黄河大帐（rma gur po che）产之普兴缎面，绿绸里夹衣及悉诺涅缎红镶边衣，黑漆长筒靴共三件”[49]，用“gur po che”表示大帐篷。在《五部遗教》中描述桑耶寺壁画时，有“国王搭建绸缎大帐篷，蕃域千户之众青年居于一处（rgyal pos za 'og gur chen phub nas su//bod khams stong sde'i gzhon skyes thams cad tshogs）”的记载，可见除了毛毡[50]，吐蕃时期绸缎亦作为帐篷的材料使用，这一记载与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载“豪贵稍以青绢布为之”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在蒙语中也使用“ger”来表示帐篷，与藏文“gur”具有相近的发音，今日在藏文中把蒙古包称之为“sog gur”[51]。因此，郭里木棺板画中呈圆形的帐篷，应该就是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gur”。
“sbra”和“gur”这两个具有帐篷之意的藏文词汇，“gur”在发音上与“拂庐”相去甚远，显然不是“拂庐”的音译；“sbra”一词早在1914年就被劳弗尔比定为“拂庐”，然而我们通过汉藏双语镌刻而成的《唐蕃会盟碑》上，可以找到与“sbra”具有类似结构的吐蕃时期名位相关的词汇，如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zhang khr-i btsan khod ne stang（宰相同平章事尚绮立赞窟宁悉当）、snam phyi pa mch-ims zhang brtan bzher stag tsab（悉南纰波琛尚旦热悉诺帀）、bka'-i phrin blon bran ka blon stag bzher hab ken（给事中勃阑伽论悉诺热合乾）、rtsis pa chen po rngegs blon stag z-igs rgan khol（资悉波折逋额论悉诺昔干库）[52]，这些名位中出现与“sbra”一样具有复辅音结构的“stang（悉当）”、“snam（悉南）”、“stag（悉诺）”等词，均把上加字“sa”与基字（ming gzhi）分开进行音译，“sbra”作为“拂庐”的对应词不符当时的音译规律。
那么，唐代文献中“拂庐”究竟是什么呢？
《说文》曰“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庐”为“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大雅：于时庐旅。毛传曰：庐，寄也。小雅：中田有庐。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53]可见，“庐”本为春夏之时便于农事而在田边修建的临时建筑，因其主要用草筑城，故称之为“草庐”。《汉书》颜师古注解“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古曰穹庐”，在这个解释中“穹庐”之“穹”为表示形状的词汇，“庐”为临时居所，前后二字应分而释之。
最早将“拂庐”二字分而释之的是宋代学者高承，他在《事物纪原》中写道：“吐蕃处于大毡帐名拂庐，高宗永徽五年献之，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其后豪贵稍以青绢布为之，其始以拂于穹庐为号也”[54]，可以解读为毛毡或青绢布拂于穹庐称为“拂庐”。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拂庐”并非“sbra”和“gur”音译，应代指吐蕃使用的可移动的帐篷，其制作材料主要毡或青绢布，并无形制、大小、等级上的特指。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帐篷图像，既是“gur”，也是唐人文献中的“拂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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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51.
[3] 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中国藏学，2005（1）：56-69.
[4]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7）：68-82.
[5]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8-275.
[6] 柳春诚，程起骏.吐谷浑人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出土棺板画研读[J].中国土族，2004（4）：4-9.
[7] 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J].西藏研究，2007（2）：49-61.
[8] Tong Tao & Patrick Wertmann. The coffin paintings of the Tubo Period from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In Wagner, Mayke and Wang Wei, eds., Bridging Eurasia, 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Beijing Branch office.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187-211，图一2-5.
[9] Amy Heller.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Christoph Cüppers, Robert Mayer and Michael Walter, eds. Tibet after Empire Culture, Society and Religion between 850-1000. Lumbini: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117-168.
[10] 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77-292.
[11] 许新国.西垂至地与东西方文明[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301-322.
[12] 罗广武.两唐书吐蕃传译注[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178.
[13] 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棺板画笺证[J].文物，2006（7）:68-82，图一1.
[14] 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35.
[15] 吕红亮.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J].敦煌辑刊2011（3）:70-83.
[16] 程起骏，柳春诚.一位吐谷浑可汗的盛大葬礼—青海省德林哈市郭里木乡出土彩绘棺板画B板研读[J].群文天地，2012（1）:30-35.
[17] 青海省博物馆，青海民族博物馆.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114～177,图二1-4.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J].考古，2020（8）:19-37，图二5.
[19] 张建林，才洛太.青海藏医院博物馆藏彩绘棺板[C]，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and Sonja Filip,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Wiesbaden 2019:261-282，图三1-2.
[20] 程嘉芬.考古材料所见魏晋隋唐时期圆形毡帐形象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族群互动关系初论[C].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2014:205-224.
[2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J].文物，1996（7）:4-38.
[22]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6-76.
[2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6(10)：4-24.
[2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0-40.
[2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3)：4-33.
[2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06-111.
[27] 程嘉芬.北朝时期的方形帐篷与族群活动[J].中原文物，2014（4）:40-45.
[28] 张建林，才洛太.青海藏医院博物馆藏彩绘棺板[C]，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and Sonja Filip,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Otto Harrassowitz GmbH & Co. KG, Wiesbaden 2019:261-282.
[29] 宿白.敦煌莫高窟中“五台山图”[J].文物，1951（2）：49-71.
[30] 赵声良主编.敦煌壁画五台山图[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29.
[31] 赵晓星.梵室殊严—敦煌莫高窟第361窟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96.
[32] [日]佐藤长著，邓锐龄译.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11.
[33] Berthold Laufer.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Notes on document Pelliot No3530,With A Study of Tibetan Phonology of The Ninth Century,T'oungpao, 1914 (15):92.
[34] 刘铁程.“拂庐”考辨[J].西藏研究，2011（1）：110-118.
[35] 尼玛才让.“拂庐”辩难[J].西藏研究，2013（6）100-105.
[36] Paul Pelliot.Quelqu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noms Tibetains,T'oung pao, 1915 (16):22.
[37] 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77-292.
[38] 弟吴贤者.弟吴宗教源流（藏文）[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252；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03.
[39] 象雄·曲旺札巴（1404-1469）.罗摩衍那[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153.
[40] 夏鲁译师等.藏文正字学集（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8:46.
[41] 夏鲁译师等.藏文正字学集（藏文）[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8：405；格西季麦当取.藏文正字[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1:71.
[42] [日]今枝由郎等.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集（第4卷·音节索引）[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1:73.
[43] 邬坚林巴.五部遗教（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18.
[44]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军之王统叙记〉文书[J]敦煌学辑刊1980:16-22.
[45] [日]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M].讲谈社2016:329-347.
[46] [日]今枝由郎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集（第4卷·音节索引）[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1:74.
[47] Amy Heller. Two Inscribed Fabric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Some Observations on Esthetics and Silk Trade in Tibet, ih to 9th Century,Entlang der Seidenstrass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wischen Persien und China in der Abegg-Stiftung, Riggisberger Berichte 6 (Riggisberg 1998) 95-118.
[48] 仝涛.青海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见丧礼图考释[J].考古，2012（11）:76-88.
[49] 王尧，陈践.青海出土简牍考释[J].西藏研究，1991（3）：127-135.
[50] 邬坚林巴.五部遗教（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39.
[51] 才让.青海海西都兰等处吐蕃墓与吐蕃文化之关系再探讨,都兰吐蕃文化全国学术论坛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17-130.
[52] 王尧.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28-31.
[53]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447
[54] (宋)高承.事物纪原[M].(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407.
编者按：本文系印前编辑稿，引用请据原文。赛本加、于春：《“拂庐”再考——以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为中心》，载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2月，頁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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