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所知，有明一代记载《金瓶梅》者，唯有沈德符和薛冈在《万历野获编》和《天爵堂笔余》中，既谈到《金瓶梅》早期抄本的流传情况，又谈到《金瓶梅》刻本的刊刻经过，尤以前者内容详瞻。
自鲁迅、郑振铎、吴晗始，《金瓶梅》研究者皆称引不烦。不言而喻，他们对沈德符的这条记载，是确信不疑的。然而，近年来，台湾魏子云氏，在《金瓶梅探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两书及〈袁中郎与金瓶梅〉〈沈德符与金瓶梅〉等文中，对沈德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
他不仅认为「《万历野获编》的那番话，漏洞百出，难以为据」，[1]不合情实者有十处左右，而且是不是出自沈德符的手笔，也表示怀疑：
「《万历野获编》梓行最迟，至道光七年（1827）方有刻本行世。说这篇论《金瓶梅》之文是后人伪托而附纂，也是大有可能的」[2]。
我的好友黄霖，在这个问题上（仅指这个问题），对魏氏观点多有赞同，并在〈金瓶梅作者屠隆续考〉等文中，作了较为集中的阐发。他们一连串的疑问和否定，实在是不容小视的问题，很有讨论之必要。
笔者认为：这条记载，出自沈氏之手，无可置疑；此段文字，文通意顺，前后连贯，倘非随意曲解，则无矛盾可言。
清藏本《野获编》
一、《分类野获编摘录》与《万历野获编》
现在通行的《万历野获编》，确是经钱枋（尔载）之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3]
《补遗》部分，由沈德符后人沈振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搜辑来的，共二百三十余条。
沈振当时已经发现「尔载先生更为列门分部，事以类序，惟次第非复本来，然颇便于展览」，[4]故仍按钱氏例编排，附于书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光七年（1827）姚祖恩（笏园）扶荔山房刊本的样子。
说它「并非沈德符当年的原本」，是事实；但如果说「很可能本来并非沈氏一时所记，而是由钱氏将各段原稿重新组合而成，也（以）致弄得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甚至，有些话本来就并非出自沈氏之手。」则过于主观武断，缺乏根据了。
那么，我们说，这条记载，本来就出自沈氏之手，并非钱枋重新组合而成，证据何在呢？证据就在于：在钱枋对《万历野获编》「割裂排缵」之前，还有一部《分类野获编摘录》幸存于世，现为王利器先生所珍藏，其中就有《金瓶梅》这一条，除个别文字稍有异外（详后），内容全然相同。是否出于沈氏之手的疑念，完全可以打消。
年初，蒙王利器先生以此书见示，得与《万历野获编》详为校读，深感此书甚有绍介之必要，略述于后。
《分类野获编摘录》，抄本，分装五册。列四十四类，收四百六十六条。我们知道，沈德符《秦玺始末》《飞凫语略》《敝帚轩剩语》《顾曲杂言》，皆录于《四库》，唯《野获编摘录》列禁毁书目，故世不多见，未详尚有刻本传世否？此书无摘录者姓氏，亦无序跋。扉页存有已故历史学家邓文如（之诚）先生阅过此书后，手书的一则题识：
此《分类野获编摘录》，旧有刻本，即李越漫所见明刻大字本。《户部》多〈茶式〉一则，《词曲》《丘文庄填词》末有《钟情丽》一段，颇讥丘氏，为活字本及姚刻所无。
《摘录》出沈氏原稿，分类题目及《补遗》，皆沈氏之旧，钱枋特稍易次第。钱所得原稿，亦未全，故书中有不相应照顾处。此本字句与钱、姚两本亦有微异。
壬辰九月文如居士借阅一遍因识。
邓先生此记，可谓要言不烦。
《分类野获编摘录》，原有明刊大字本，抄本与此同，观文中所有「玄」字，皆无因避康熙讳而缺笔可证。显系出自沈氏原稿。说它「分类题目及《补遗》，皆沈氏之旧，钱枋特稍易之第」也是完全可信的。
《野获编》书影
观其分类，不仅少于钱枋之四十八门，而且前后次序亦稍异，故云「稍易次第」「钱氏所得原稿，亦未全」。说，更是事实。
《户部》之〈茶式〉一条，仅有目无文，而《丘文庄填词》原有以下一段文字：「又闻丘少年作《钟情丽集》，以寄身之桑濮奇遇，为时所薄，故又作《五伦》以掩之，未知果否？但《丽集》亦学究腐谭，无一俊语，即又不掩亦可。」
钱枋既「稍易次第」，为什么他自己又说「割裂排缵」呢？从《摘录》一书来看，他所谓的「割裂排缵」，就是不分前编、续编和补遗，统统混在一起，分类排列。
现存《摘录》每类之下，皆有小字注明：「前编、续编已载者不录。」故《分类野获编摘录》所收条目，皆为沈氏所作《补遗》部分无疑。而钱氏所编《词曲》门下的二十二条，则全收于《摘录》中，可知《金瓶梅》此条的写作时间，必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新秋之后，而在丘志充「旋出守」之时，这应当是万历四十七年岁末或万历四十八年（1620）初。
《金瓶梅》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沈德符有关《金瓶梅》的这条记载。这段文字，在《分类野获编摘录》中，亦列于《词曲》类下，文字与钱氏所见同，只有三处稍有异，即：「麻城刘涎白」句，《摘录》为「刘延白」；「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句，「一刻」为「一出」；「几不忍读」为「已不忍读」。此三处微异，对该条内容，毫无伤害。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野获编》中有关《金瓶梅》的这条记载，原出自沈氏之手无可置疑。
二、是不合情实，还是随意曲解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还是先把沈德符的这条记载，节引出来：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其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魏子云氏谓沈德符的这段记载，「不合情实的地方」有十处左右，由于未见到魏氏一一列举，不敢妄加猜测。但从他已经指出的来看，主要集中在下列问题上：
一、沈德符持有的《金瓶梅》，是从袁小修处借抄来的，如依据袁小修的日记来推断，「他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还未读到《金瓶梅》全稿，沈德符又怎能在万历三十七年（1610）向袁小修抄得《金瓶梅》的全稿呢？」[5]
二、「沈德符得知世上有《金瓶梅》一书，是在袁中郎的《觞政》这篇文字中，见到袁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同列为外典。这时他还没有见到《金瓶梅》一书。
到了万历三十四年间在京城旅店遇见袁中郎，他向袁氏打听《金瓶梅》这部书的时候，开口竟问曾有全帙否？从袁中郎回答他的话来看，可知袁氏当时并未携有是书，既未携有此书在身边，自亦无从将此书展示于沈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沈氏怎么会说出『曾有全帙否』的问语呢？『曾有全帙否』的问语，应是在见到此书的部分之后，才会在心理上产生出的问话。否则，这句话如何会问得起来呢？」[6]
三、或如黄霖所说：袁小修此次在京不过三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沈德符能够把卷帙浩繁的《金瓶梅》抄完吗？
此外，还有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否膺作问题，我们将留在后面专节讨论。那么究竟是沈德符的话有不合情实处还是魏氏按照自己的主观设想随意曲解沈氏的记载呢？
先看袁小修在《游居杮录》第九八九则的日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于私识之。
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
可以看出：袁小修只是追忆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真州时，已见到此书之半，至于此年以后到万历四十年以前，有没有看到过全书，他根本没有记载，诚如徐朔方先生所言：
「原文说的仅限于万历二十六年在真州时，在此以后有没有读完全书，这则日记未加说明。
因此，此书第四十七页：『他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月，还未读到《金瓶梅》全稿，沈德符又怎能在万历三十七年（1610）向袁小修抄得《金瓶梅》的全稿呢这个质问，就完全落空了』」[7]
至于黄霖同志又以写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后的谢肇淛〈金瓶梅跋〉中所说「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作为左证，也是把万历三十四年以前的事，拉到了四十一年后。
因为谢肇淛从袁中郎处「得其十三」，其事在万历三十四年前。袁中郎于是年写给谢肇淛的信可证：「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8]
从「久不见还」一句来看，很可能借去不止一、二年了。怎么能够说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谢肇淛仅从中郎处得其十三呢？
万历三十四以前（确切地说是万历二十六年前）袁家仅有十三，或者说是「上半部」，不等于袁家到万历三十七年还未有全帙。
《游居柿录》
再看万历三十四年，沈德符在北京遇袁中郎时，问他「曾有全帙否」这句问语。我的理解和魏氏正好相反，这句问语本身，恰好说明沈德符在此之前，即或没有目睹，也必会耳闻有一部抄本不全《金瓶梅》在世上流传。
如果沈德符对此一无所知，揆之常理，他见到袁中郎，只能问他是否持有此书？正因为沈德符知道袁中郎持有半部抄本《金瓶梅》，所以一见面，才问他「曾有全帙否」？这是非常合乎情实的。
何况，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左右屠本畯已经从王宇泰和王百谷那里各见抄本二帙《金瓶梅》；万历二十九年，薛冈在京都，文在兹也向他出示过抄本不全《金瓶梅》；而袁中郎持有的半部抄本《金瓶梅》，在万历三十四年之前还借给了谢肇淛。
那么，「少生京国」，广为交游，「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流」的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年以前，知道有抄本《金瓶梅》行世，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沈德符的这条记载，也仅是从万历丙午年谈起，过去的他没有说。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要求沈德符把丙午年以前的情况全部记录下来，否则，就是不合情实。
最后，沈德符的《野获编》，虽是他「耳剽目睹」，「有生来所亲得」的史实记载，但却不是他的流水账，他更无须乎严格编年；为了行文方便，他有权作出省略。
譬如，这条记载中郎的「借抄」「挈归」，本不是发生在一年的事情，而沈德符却连在一起记录下来了，中间的几年，与此无关，他略去未谈。因此，「借抄」是一回事，「挈归」又是另一回事。
万历三十七年沈德符向袁小修借抄了《金瓶梅》，但并不是说这一年就「挈归」；「挈归」，带到南方苏州，是万历四十一年的事情，「马仲良时榷吴关」一句可证。所以，沈德符能否在三个月以内把卷帙浩繁的《金瓶梅》全部抄录下来，这个疑问也同样落空了。
谈到马仲良出榷吴关的时间，最早是魏子云氏从民国《吴县志》查出，但民国《吴县志》时间较晚，记载也较简略。据笔者所见，时间最早而记载也最详的是南京图书馆藏康熙十二年序刊本《浒墅关志》，其卷八《榷部》载：
万历四十年
张铨，字平仲，号五鹿。北直大名人。甲辰进士。
四十一年
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人。庚戌进士。
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征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着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四十二年
李佺台，号为奥。福建惠安县人。丁未进士。
马仲良的上任和下任，在这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可能浒野关钞是个「肥缺」，所以任期皆为一年。因此，马仲良出榷吴关的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是确凿无疑的，即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毫无回旋余地。
至于黄霖提出：「袁氏兄弟诗文中从无一字提到沈德符，若此情谊，怎会借《金瓶梅》与沈氏抄录？」这个问题也是不难回答的。我们只要细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原有交往，否则袁中郎不会回答得如此具体恳切，不仅告诉他刘承禧家有全本，而且还详示此本系从其妻家徐阶处得来。
可惜沈氏的《清权堂集》，迄今国内未见，说不定在这部集子里记载了我们所不知的沈氏更为具体的生平与交游、行踪。
总之，沈德符的这段文字，前后连贯，文通意顺，毫无不合情实处。不是从前人的记载中，广参博稽，认真验证；而是先有一个主观框框，然后削足适履，任意剪裁，合我意者，一一摘录，拿来就用，曰：可信；不符己意者，则随意曲解，曰：不合情实。
魏子云氏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沈德符的这段记载的。
魏子云著作三册
三、也谈五回「赝作」问题
黄霖对沈德符所说「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仅据这两点来说五回『赝作』不能令人置信。」
「我们现在只能从《金瓶梅词话》的实际出发，确认五十三回五十七回的文笔、语气、格调与其他各回相互协调，并非是什么『陋儒』的『补刻』，而完全是当时『全本』之一部分。」
这五回究竟是不是赝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金瓶梅》的成书过程、版本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对此，提出深入的讨论，我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最早对这五回是否赝作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是美国哈佛大学韩南教授，他在〈金瓶梅版本及其他〉一文中，用了整整一节文字，即第三节〈「补以入刻」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述。
韩南先生的结论是：「如今我们可以根据情节有矛盾、用字遣词亦有矛盾的事实来给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做一个真赝的结论：
甲、乙两系（按：甲指《金瓶梅词话》本，乙指《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引者）之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不是原作的一部分。甲系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七回之回目属于原作之回目。」[9]
又说：「沈德符提到那版增补部分的两个特点，说它时作吴语，说它前后绝不贯串。但迄今甲版之第五十五回到五十七回，乙版之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并未发现有吴语或至少是未发现有与其他各回不同到足以使这几回与全书迥然有别的吴语。」[10]
显然，韩南教授把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视为不是原作，划入赝作范围；而对沈德符「时作吴语」的记载，又持保留态度。
笔者认为，沈德符这几句话放在后面来说，实际上是对他前面所叙述事实的一个总结，是他得到《金瓶梅》全书之后，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成果。
他所说的「原本」，肯定是指：「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个刻本，至于他从袁小修那里借抄来的本子是不是这五回也是赝作，沈德符没有说，但从语气来看，特别是「遍觅不得」，好像是不止一人，下功夫各处寻找，而不可得。因此，袁小修所携是书，这五回也可能是「陋儒补以入刻」的。
可惜，「吴中悬之国门」的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原刻本《金瓶梅词话》，今天我们看不到了，但是万历四十七年以后的翻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就在我们手边，我们可以以此来验证沈德符说的话，究竟有没有根据？符合不符合事实？
沈德符认为这五回是赝作的依据：一是「时作吴语」；一是「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我们今天来判断沈德符的话是否可信，自然也应当从这两方面入手。
先说「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
沈德符此言，可以说击中了「赝作」的要害。细读这五回文字，我们可以从人物、事件、细节等方面，明显看出与全书血脉不相贯串。譬如：突然杀出来一个扬州苗员外，他既不是死去的苗天秀，也不是西门庆弄权受贿救出的苗青。这个人物，前无交待，后无去向，仅仅为送歌童而来。
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游离于全书之外，拿主人公西门庆来说，他一贯贪财害命、无恶不作，可是到了五十六回，摇身一变，「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是赞叹他的。」
惯于趋奉的篾片应伯爵，竟然扳起面孔，「正色」教训起西门庆来（五十三回），完全违背了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逻辑。从事件上看，这五回所描写的也是前后各回情节的重演，东拼西凑，了无新意。
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是西门庆去东京为蔡京庆寿并认为义父。其实，这可说是七十回西门庆去东京的翻版。即便这件事也前后血脉不通。按五十一回的描写，西门庆最主要事是为李桂姐同时为他十兄弟中的孙天化和祝日念疏通、开脱，而这却在这五回中没有任何交待。
至于这五回中的细节描写，不少处看了令人莫名其妙。随便举一个例子，五十七回描写潘金莲房里摆了一张象牙床，而之前的第九回，明明交待了西门庆为娶金莲「旋用十六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及至见李瓶儿有张螺钿厂厅床之后，又叫西门庆花了六十两银子买来一张有栏杆的螺钿床；之后的第九十六回，春梅重游旧家池馆时，还问了这床的下落，前后脉络相通，互相照应，只是到了这几回，才生生地给割裂了。
再如永福寺，四十九回刚交待了此寺「原是周秀老爹盖造」。住寺长老，法名道坚。六十五回描写李瓶儿三七时，也是「门外永福寺道坚长老，领十六众上堂僧来念经」。九十八回也说此寺「是周秀老爷香火院，名唤永福禅林。」前后描写得清清楚楚。
然而到了五十七回，却独出心裁地说这座寺在梁武帝时就兴建了，「原来那个寺里有个道长，原是西印度国出身。」还说是西门庆施舍了五百两银子，重新鼎建。
总之，沈德符说这五回「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有根有据，经得起验证。当然，不可否认，其他章回也有不少破绽，究其源，盖因《金瓶梅词话》原刻本，系坊贾纯为谋利，拿不同抄本拼集一起，未经文人作家认真写定，匆匆付刻而造成的。[11]
但就「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这一点来说，应当承认，这五回反映得格外突出，格外严重。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再看「时作吴语」。
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平心而论，《金瓶梅》中所使用的方言、俗语，绝大部分源出于徐州以北、黄河以南这一地区。
不过，方言流行区域界限的绝对划分是相当困难的，何况经过几百年的融合、衍变，情况就更为复杂。然而，语言本身，又是有规律可寻。
笔者对此向无研究，只好求教语言专家。幸好，我的老师朱德熙教授，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中，对《金瓶梅》的语言，尤其是对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这五回使用的语言，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十分令人折服的结论。学生不敢掠美，愿作摘要介绍，奉献给《金瓶梅》的研究者。
朱先生认为，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有两种类型：
一是VP 不VP」「去不去」「？如；一种是「可VP」？如「你可相信」？这两种反复问句互相排斥，不在同一方言里共存。《金瓶梅词话》所使用的山东方言，采用「VP 不VP」名式。
他举了十八个例句，如三十九回「你说他偏心不偏心」？七十二回「西门庆问道：好吃不好吃？」等等。
《金瓶梅》里也有「可VP」型反复问句，也举了十六个例句，如五十三回「你可要吃烧酒」？五十四回「可曾吃些粥汤」，这十六个例句，其中有十二例集中在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的四回里，而苏州话正好采用「可VP」句式。
这四回里，也有「VP 不VP」型反复问句，但一共只出现了三次。朱先生在详细比较、分析了例句之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样看来，《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跟全书其他部分不同，大概是用「可VP」方言写的。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下云：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沈德符认为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不出于原作者之手，是旁人补的。这个说法正好跟我们考察句法得到结论一致。只有第五十七回由于里头没有反复问句，无从验证。不过沈氏把五十七回也包括在补作里的说法可以从另外一个语法现象上得到证明。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刘一之同学的观察，《金瓶梅》里人称代词「咱」用作第一人称包括式的共有二百三十例。「咱」在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里一共出现了二十四次，除了一次用包括式以外，其余二十三次都用作第一称单数，而这二十三例里有十六例见于五十七回。
此外，「我们」「我每」在《金瓶梅》里一般用作排除式。「我们」用作包括式的只有八例，其中有六例见于五十七回和五十四回：「我每」用作包括式的一例，也用于五十三回。
总之，从人称代词的用法看，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也跟全书其他部分不同。这个现象正好可以跟「VP」型反覆问句在全书中分布上的特点相印证。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不区分包括式和排除式以及反复问句采用，「可VP」型两点，说明《金瓶梅》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大概是南方人写的。沈德符说明这几回「时作吴语」，看来确实有根据。
除了以上指出的两点之外，我们还可以为此再补充一条证据。第五十七回有两处在动词后头用「子」字：
西门庆就说且教他进来看。只见管家的三步那（挪）来两步走，就如见子活佛的一般，慌忙请了长老。
又有一只歌儿道得好：尼姑生来头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个光头好像师父师兄并师弟，只是铙钹缘何在里床？（57‧1548）
「子」跟「了」只差一笔，很容易写错。可是在相同的语法位置上接连写错两回的可能就很小了。
动词后缀「子」是吴语的明显的标志。沈德符所谓「时作吴语」，可能就是指的这些地方。12此段文后，还有一注，一并抄录如下：
吕叔湘先生来信说：
你提到此五回中排除式与包括第一人称复数乱用，我因而想到似乎可以查查这几回是否只有「们」没有「每」。
我的印象是《金瓶梅》都写「每」，只这几回里用「们」，还有一处是「门」。我手头的本子无从查考，因为所有的「每」都改成「们」了。
又：下列词语似是吴语：……五十三回（近尾）「看他口边涎唾卷进卷出，一个头得上得下。」同上「只是做爷的吃了劳碌了」。 ‧‧‧‧‧‧五十四回（中）「不好了，呕出来了。拿些小菜我过过便好。」同上「他是上台盘的名妓，倒是难请的」。
吕先生的印象是对的。《金瓶梅词话》里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的复数语尾多写作「每」，可是这五回里，「每」字仅出现三次，「们」字出现了三十六次（一次写「门」）。
除了这几回以外，第四十二至四十六回的连续五回里，「们」字也出现了三十五次（一次写「门」），但未见有「可VP」句式。[13]
朱先生的分析，详实细密；结论，无疑也是科学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沈德符有关「赝作」的记载，从而也得到了证实。
《金瓶梅》虽早已跻居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但在国内的研究，刚刚全面展开，很难谈得上深入和细致。在这种情况下，观点不同，看法不一，自然是正常现象。何况，为了缩小分歧而展开的认真讨论，本身就是促进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尤其在当前，对《金瓶梅》的早期史料，更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判别、辨析、验证，并期尽快地取得较为相近的意见，以便拿出更多的力量，纵向、横向、宏观、微观，四管齐下，真正对这部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出科学的实事求事的正确评价。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京门
《金瓶梅研究集》
注 释：
1《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2同前注。
3见〈野获编分类凡例〉。
4见〈野获编补遗序〉。
5《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6《金瓶梅探原》。
7〈评《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见《袁宏道集笺校》。
9见《国立编译馆馆刊》，第4 卷，第2 期。
10同前注。
11、详见拙文〈从词话本到说散本─《金瓶梅》成书过程与作者问题研究之一〉，见《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3 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见《中国语文》，1985 年第1 期。
13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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