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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7
后期新月派诗歌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杂志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为主要园地,新月前期的诗人徐志摩、饶孟侃(1902—1967)等连同新进诗人陈梦家(1911—1966)、方玮德(1908—1935)、卞之琳(1910—2000)等构成后期新月派的中坚诗人。
后期新月派诗歌一方面延续了前期新月诗人追求超越性审美价值、注重自我、讲求纯净高贵的诗歌精神等传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某些不同的新质。最引人关注的是后期新月诗人对诗歌形式美的新理解。虽然陈梦家等人在创作之初也不乏遵循闻一多式新格律诗程式的诗作,但考察其创作流向则会发现,后期新月诗歌确实在渐渐克服前期新格律诗的形式规范,在诗体上日益走向自由多变的新体式。这种变化自然是其诗论思想发展演化的结果,对此徐志摩、陈梦家等都有较为自觉的认识。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标榜格律所可能导致的流弊,不满足于只讲外形的空洞的形式主义,指出只有诗情诗感才是为诗歌带来血肉生命的原动力。后期新月派当然也未完全舍弃格律、技巧与音乐性,也同样讲求为诗思赋形,但其侧重点却已转至对诗歌情绪、意义、精神世界的强调。如果说前期新月所建构的现代格律诗在实践中显露出机械僵滞的弊端,那么,后期新月诗人则通过多变的诗行、错综的节奏、自由的感兴以及凸显的诗情,自觉实践着一种重新修正过的绘画美、建筑美与音乐美。由此可以发现,后期新月诗歌的立足点是内在诗情的节律起伏和个人化感兴的传达,虽仍有形式美的建构冲动,但确实走出了格律至上的神话与诗形迷恋的偏颇,完善了前期新月诗人曾经试图建构的新诗体。
从抒情特质与诗歌基调考察,后期新月派在走出形式迷思之后也呈现出更加内化、更加迷茫的风格。即使徐志摩这样永远怀着单纯的爱、美、自由三位一体的理想的新月代表性诗人,在这一时期也在诗作中透发出更多的感伤甚至幻灭的气息。陈梦家、卞之琳等在抒写清朗超越的诗情的同时,也更多地表达着源于文明震惊、精神异化与生命虚幻的诗歌感念。从对现实人生积极的审美肯定到对生命自我迷茫挣扎的无力把握,新月诗人失去了前期创作中普遍的和谐自足,平添了灵魂撕扯般的破碎感。这种内质与调性的变化一方面与时代的压抑相关,同时更是新月诗人诗思深化的结果,正是这种具有某些“现代”意味的诗境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后起的更新一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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