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6期，第7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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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一，1986年生，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匡亚明青年学者，吉林大学励新优秀青年教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政策研究。近年来，在《社会保障研究》《社会保障评论》《社会》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获省部级学术成果奖励10余项，其中一等奖5项。
［摘 要］嵌入性思想和双向运动理论共同构成了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经典框架。在理论层面，市场机制与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社会崩溃；但在实践层面，市场经济却在长期扩张与长期停滞之间不断轮回。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为解释这种现象，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保护，提出社会保护能够在与自由市场的博弈中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支持，同时维护资本积累的稳定性。就我国而言，我国社会保护制度并不是在与自由市场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而是作为服务于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配套性政策，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护体系也出现了碎片化、身份化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配套性和主体性两种动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社会保护；动力机制；双向运动理论；积累的社会结构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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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在强调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形成有效的社会保护体系，成为社会治理领域亟待关注的问题。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作为保护社会成员免受自由市场伤害的各种国家干预政策的统称，致力于使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提升其防范和应对市场化风险的能力，进而有效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与民生保障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20世纪中叶，社会保护作为“自由市场的反向运动”进入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动力机制始终是社会保护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审视社会保护的动力机制，对于丰富社会保护理论、推动社会保护体系完善至关重要。
一、社会保护的基本范畴与发展动态：社会保护与市场机制的碰撞
1944年，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中，在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市场扩张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初的社会保护范畴。他认为，“现代社会受一种双向运动所支配，即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后者在某些确定的方向上抑制着前者的扩张”。双向运动受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社会保护原则双重支配，经济自由原则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的实践主体，试图通过自由贸易形成自我调节市场；社会保护原则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保护人、自然、生产组织免受市场机制伤害。波兰尼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取决于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两种力量，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必然引发保护性的反向运动，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的相互作用会引发深刻的社会紧张和冲突，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崩溃。可以看出，在波兰尼的最初研究中，社会保护是作为自由市场不断扩张的反向运动出现的，包括保护社会成员免受自由市场伤害的各种国家干预政策，是一个广义的研究范畴。
20世纪末，社会保护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日渐流行，用来表示防范社会风险的政策措施。国际劳工局在《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线的建议书》中将社会保护界定为：通过政府行动等政策措施确保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安全的工作环境，获得充分的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并且在因年老、疾病等原因而失去收入或收入减少时，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保障待遇。世界银行则侧重于通过多主体协同共治来防范风险、治理贫困，强调社会保护是投资而非成本，致力于帮助贫困者提高生产能力以摆脱贫困而非陷入贫困陷阱。亚洲开发银行对社会保护的界定侧重于针对脆弱性的减贫政策，主要包括社会救助项目、社会保险项目、劳动力市场政策项目、社区发展项目、儿童保护项目等。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对社会保护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对社会保护的理解体现出“积极的社会政策”和“消极的社会政策”两种不同取向：以国际劳工组织为代表的“消极的社会政策”观点强调集体行动和国家义务，倡导在全球范围内铺设“社会保护地板”（social protection floor），关注社会保护的防范风险作用；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积极的社会政策”观点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强调积极应对风险，致力于提升弱势群体风险管理工具的可及性。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对社会保护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积极的社会政策”强调社会保护与市场的互动与融合，“消极的社会政策”强调社会保护的去市场化。为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有社会政策学者提出“适应性社会保护”等概念，试图用“积极的社会政策”理念来解读“消极的社会政策”，强调提升贫困者对劳动力市场变化和社会风险的适应性。从实践角度来看，西方各国普遍将社会保护纳入“积极的社会政策”框架中，推行各种“社会激活政策”（social activation policy），将社会保护项目的重心从风险防范转向能力建设层面。
此外，社会政策学者经常在与社会保障的对比中认识社会保护，通过比较《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1952）和《关于国家社会保护底线的建议书》（2012）等标志性文件来解读社会保护。目前就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的比较而言，学术界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社会保护是比社会保障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研究范畴，社会保护不再局限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依附，而是对日趋封闭的社会保险制度路线的超越；二是社会保护的立足点是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普及化的基本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社会保护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开放性特征，具有较强的逻辑张力和多重性意义指涉。值得关注的是，学界对社会保护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自由市场的反向运动”，而是出现了社会保护与市场机制的融合趋势，以及去市场化倾向，这意味着学术界对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认识正在发生着变化。
二、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经典分析框架：双向运动理论与嵌入性思想
社会保护是作为“自由市场的反向运动”进入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保护运动，而双向运动理论又是在嵌入性思想的整体主义框架下形成的，因此，嵌入性思想和双向运动理论共同为构建社会保护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
（一）双向运动理论：社会保护运动与自由市场机制的对抗
波兰尼是在市场模式的演进中认识社会保护的，他认为市场体系的建构遵循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是关键环节，而这些要素的商品化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社会将遭遇毁灭性灾难，这一过程必然引发社会共同体通过自我保护进行反击，或阻止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的建立，或干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的运行。因此，旨在扩张市场体系的自由主义运动会遭遇一场旨在限制这种扩张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这一假设奠定了双向运动理论的基础。
劳动力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三者中最后走向市场化的生产要素，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颁布标志着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也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自此，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进入市场，以工资为价格被使用。自由市场的扩张迅速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各种保护性立法以及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人抚恤金制度、工厂安全检查制度、疾病保险、老年残障保险等一系列社会保护制度先后建立。
在波兰尼看来，社会保护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自发性特征。因为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始终备受推崇，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雇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并不承担雇员除工资外的任何责任，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前提下，雇主开始成为雇员医疗保险、工伤意外保险等社会保护项目的责任主体，并且在工会的压力下必须为雇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这种变化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乎同时发生，而且解决问题方案可以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与干预主义等立场之间切换。也就是说，不同的政党和阶层，在不同的动机和目标之下，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保护劳动力免受自由市场侵害的社会保护措施。这说明社会保护机制是被自由市场机制激发出来的、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的社会政策，而且社会保护是以摧毁自由市场机制为目标的。如果市场机制将劳动力的购买力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属性，那么就削弱了社会的保护层作用，将导致社会成员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馑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工会、各种社会保险和保护性的社会立法的目标都是要干预劳动力的供求法则，并使其从市场轨道中脱离出去。
综上所述，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中，社会保护机制是自由市场机制扩张过程中的一种自发的防御、抵抗行为，旨在保护劳动者并使其摆脱商品化境地。社会保护运动坚持在生产、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方面抑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最终将摧毁自由市场机制，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甚至毁灭。
（二）嵌入性思想：整体嵌入与形式嵌入
嵌入性思想奠定了《大转型》中整体主义方法的基础，双向运动理论就是在嵌入性思想框架下形成的。正是由于发现了始终嵌入的市场经济所失去的连续性，波兰尼的思想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嵌入性理论也发展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波兰尼认为，在前工业革命时代，市场在经济生活中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因为经济体系是嵌入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市场需要与经济生活中的主导性原则相适应，市场与规制共同成长，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前工业化时代是闻所未闻的。工业革命之后，古典经济学家开始鼓吹形成自我调节的市场。在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中，市场机制需要借助商品以适应经济生活，因此市场机制迫切需要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1795年颁布的《斯品汉姆兰法令》规定：“要通过在英国工业革命最活跃的1795年到1834年，正是这一与生存权密切相关的规定使劳动力市场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直至1832年，当年颁布的《改革法》和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昭示着《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止，也意味着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在英国形成。自此，被规制的市场开始转变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由市场机制所控制，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这使得市场成为具有特殊地位、脱嵌于社会制度的存在，最终的结果就是使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支配社会运行的法则并非属人的法则，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转。特别是劳动力的商品化破坏了生存的有机形式使个人成为市场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独立个体，然而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并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能独立面对和承受的。现代社会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空前的贫困和灾难，这些灾难正是原本从属于社会的市场试图反过来主导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但市场试图主导社会关系也必然引发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的抵抗。在波兰尼看来，自由市场不可能像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自发形成，而只能在民族国家的强力干预下才有可能形成，这恰恰是波兰尼与古典经济学的分歧所在：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不可能自然形成，而且必然遭遇社会保护运动的阻止，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古典自由主义则认为自由市场是自然形成且能够自我调节的，保护主义的短视和不耐心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从经济的整体性嵌入观出发，强调市场嵌入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和本质所在，而且市场是作为社会构建的实体嵌入到社会中的。工业革命后，民族国家创造了市场经济，而市场试图反过来用市场原则统领社会运行，这使得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的附属地位使人的社会性被抹杀，进而引发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抗和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最终导致脱嵌的经济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是一种实体嵌入论，将市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那么市场嵌入社会就是指在前工业社会中，市场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市场的脱嵌就是市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市场原则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因此陷入被压制甚至被吞没的境地，必然遭遇社会保护的反抗。波兰尼没有给自我调节市场任何存在的空间，认为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是虚假的、从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而在波兰尼之后的嵌入性思想更多的是一种形式嵌入，也就是认为市场并不完全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市场中存在着按照其自身逻辑运行的核心部分，后人对波兰尼嵌入性思想的批判也大都出于形式嵌入的逻辑进路。
综上，嵌入性思想为双向运动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二者共同为社会保护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自由市场的脱嵌必然引发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抗，而社会保护以摧毁自由市场机制为目标，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将摧毁资本主义社会。
三、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新解释路径
波兰尼的理论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思想性，嵌入性思想和双向运动理论成为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经典分析框架，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显然没有如其所述，市场机制与社会保护运动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没有摧毁自由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运行在繁荣与危机的轮回中演进，社会保护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思考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其他可能性。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致力于解释经济长期（每50年到60年）相对稳定与危机交替发生的原因，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具体化为积累过程—积累的社会结构，建构了一个中间层次的分析范式。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古典经济学所期盼的那样“自我均衡”，也没有陷入永久的萧条停滞乃至崩溃，而是阶段性地在出现长期危机之后再次经历长期活跃的增长期。面对这种长期扩张与长期停滞交替出现的现象，SSA理论为后凯恩斯时代解释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SSA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每一个长期积累都包含着一个相对稳定、综合性的结构，当这种积累的社会结构形成时，便会带来一波长期的扩张和增长。扩张过程在前期会强化积累的社会结构，但持续的扩张会引发阶级矛盾尖锐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乃至市场饱和、竞争中形成的过剩生产力等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破坏积累过程，进而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在长期停滞的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会做出不同的尝试以恢复积累的条件，最终将形成一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因素在内的制度创新，能够使各利益主体达成妥协，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就建立起来了，长期的快速积累过程再次到来，这就是SSA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基本观点。
SSA理论主要探讨社会结构是如何支持资本积累以及扩张阶段和危机阶段的转变是如何形成的。当然，SSA理论作为正在发展中的新兴理论形态，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SSA理论与调节理论的关系、扩张（或危机）的波长等问题尚在探讨当中，但SSA理论确实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的阶段性变动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案。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视角下的社会保护动力机制：从反向运动到竞合共存
在SSA理论中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市场不仅被认为是积累的社会结构必须考虑的要素，同时也是扩张与危机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种积累的社会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护与市场扩张的互动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以“劳资协议”为特征的集体谈判和劳工的分割，这使得这一阶段劳资双方始终处于在冲突中合作、在合作中冲突的复杂关系。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劳动者在初级市场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薪酬、工作环境以及较多的社会保护和发展机会，而且劳动者通常能够获益于集体谈判；而次级市场的薪酬、环境、社会保护、发展机会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初级市场，劳动者往往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而无法从集体谈判中获益。尽管集体谈判所带来的稳定性有助于资本积累，但资方从未停止过削弱工会力量的努力。SSA理论认为，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相互作用造成了扩张中的矛盾积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陷入危机，为提高生产效率和平均利润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将政策导向转向“新自由主义”，颁布各项政策削弱工会力量、降低工资，通过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削弱社会保护以实现“低成本之路”。这种策略被概括为“应急性新自由主义框架”，其结果使资方普遍从劳动者在薪酬和福利方面的让步中获利，资方在劳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保护被大幅削弱。应急性新自由主义框架同时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加剧埋下伏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历时较长的经济扩张，然而这一阶段的经济扩张事实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被迫做出的贡献。相关研究表明，在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非管理层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从1979年开始就停止了实质性的增长。健康福利和养老保险的对比研究显示，美国私营部门工人在2001年比1979年更难获得雇主提供的保障。去工会化和去社会保护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累结构中的基本要素，这一积累结构直接导致经济不平等加剧、劳动者薪酬和福利停滞。众多劳动者在薪酬停滞和社会保护减少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通过过度贷款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的高收入阶层，资本的逐利本性催生了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巨大泡沫，泡沫破裂直接导致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新一轮危机。在危机中，西方各国动用政府力量重构产业结构，纠正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等，以期形成新的积累结构。
可以看出，构成资本积累的制度致力于避免阶级冲突对积累造成的破坏。避免阶级冲突的方案通常有两种：要么冲突双方达成妥协，能够共同从资本积累中获益，要么是使某个阶级完全失去反抗能力。SSA理论并没有在这两种选择中表达明确的立场，采取的是一种综合或偏向妥协的态度。因此，社会保护和自由市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框架中，处于既冲突又合作的竞合共存关系。在积累的社会结构视角下，社会保护是围绕资本积累展开的，社会保护在与自由市场的博弈中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支持，同时维护了资本积累的稳定性。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如果自由市场过度倾轧社会保护，会引发社会不平等和矛盾积累；如果社会保护过于强势，会引发发展成本上升，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等一系列危机。
四、新时代中国社会保护机制的转型与再建：配套性与主体性的有机整合
SSA理论并不试图解释或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是致力于探讨社会结构是如何支持资本积累的。社会保护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关键因素，其动力机制可以被理解为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在与自由市场的竞合关系中不断发展的。从这个角度出发，SSA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社会保护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当代社会保护制度奠基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又经历了社会化改革过程，社会保护的整体发展历程体现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鲜明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保护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建立起来的，劳动者的社会保护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国家率先建立了以劳动者为核心的社会保护体系，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合、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的国家—单位社会保护模式。在当时城市全民就业的政策环境下，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人民的生活”的要求，城市的社会保护体系为全体城市居民提供了差别化的基本社会支持：国营企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享受退休金、劳保医疗或公费医疗、死亡和遗属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职业福利以及疗养、休养等公共服务项目，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护体系，其家属也能够享受部分待遇；集体企业参照国营企业执行相应的社会保护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集体企业的社会保护水平普遍低于国营企业。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保护只有集体经济支持的“五保户”制度、传统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有限的政府灾害预防与救助政策，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依靠、封闭运行的社会保护模式，无论是待遇水平还是政府支持力度，都与城市社会保护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整体配套、重点突破的市场经济阶段，社会保护制度在这一阶段的定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工具。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流动性和就业体制变革，国家—单位制社会保护体系开启了改革历程，社会化和个体责任回归成为社会保护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逐步形成了国家—社会制社会保护体系。社会保护在改革初期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性政策出现的，围绕城镇职工群体形成了社会化的社会保护体系，而后将社会保护的范围逐步拓展至全体社会成员。
具体而言，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制度、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在内的城镇就业群体社会保护体系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确立，为城乡居民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此外，形成了涵盖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在内的“八加一”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残疾人保护、老年人保护、妇女权益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特殊群体社会保护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从实施效果来看，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约10.0亿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约13.6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2.2亿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2.7亿人。2020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2019年，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524.9万户、860.9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平均保障标准624.0元/人·月；有农村低保对象1892.3万户、3455.4万人，全国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5335.5元/人·年。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保护社会化改革阶段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劳动者保护为重点、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护体系，覆盖范围、保护内容、保护水平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初步实现了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社会支持的目标。
从中国当代社会保护制度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的社会保护制度并不是在与自由市场的对抗中建立起来的，而是服务于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配套性政策，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新中国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完善时期，与之相对应，我国先后经历了国家—单位制社会保护阶段、社会保护社会化改革阶段、国家—社会制社会保护阶段。社会保护体系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始终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这种配套性发展的思路也使社会保护体系面临碎片化、身份化等问题，表现出职工强保护、居民弱保护，城市优福利、农村劣福利等特征。以养老保险为例，2020年机关事业单位新增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90%左右；企业职工新增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约为4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年领取额约为1942元，可以看出群体间养老保险水平差距较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的社会保护差距同样突出地体现在医疗保险、养老服务以及各种公共服务领域。社会保护作为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社会支持的政策体系，减少不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其必须坚持的内核，但服务于资本积累的社会保护体系倾向于维护或者加剧初次分配中形成的不平等，使分配正义处于更加复杂的状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迈进的关键阶段，随着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经济模式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以职工群体为核心的劳动者社会保护体系的包容性不足的问题愈发显著，数以亿计的新业态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配套性的社会保护体系遭遇困境，而这种困境大多是社会保护囿于配套性、失去主体性所造成的。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保护的发展动力除了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促进资本积累之外，还应当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发展，形成社会保护的价值理念和运行逻辑，以便维护社会保护体系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社会保护体系应在配套性和主体性两种动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实现在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挥促进资本积累、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附 本 文 题 录
1. 王一：《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再研究：双向运动理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6期。
2. 王一.社会保护动力机制的再研究:双向运动理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J].社会科学辑刊,2021(06):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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