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衰落一直是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分析者们只是在最近才开始探讨国际地位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理解国家相对衰落的国内政治后果——该理论认为一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会诱发两组社会心理动态，从而导致衰落国家的国内冲突。首先，国家的衰落会令一些群体加强对国家和主导国族身份的忠诚，同时也促使另一些群体疏远与国家的关系。其次，国际地位的下降会引起次国家行为体相互贬损并使对方成为替罪羊。在国际地位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些动力特别可能在多民族国家中助长中心-边缘的冲突。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可以通过西班牙地位的衰落（特别是由于1898年美西战争中的军事失败以及随后在美洲丧失最后一块殖民地）如何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加剧其国内冲突而得到证明。研究结果表明，衰落在事实上可能加剧国内冲突，使国家更难以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
作者简介：
Steven Ward，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文献来源：
Ward, Steven. 'Decline and Disintegration: National Status Loss and Domestic Conflict in Post-Disaster Spa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6.4 (2022): 91-129.
本文作者：Steven Ward
本文使用社会心理学知识来论证相对衰落会诱发导致分裂的政治动力，并造成国内冲突。作者认为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可以引发两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动态。首先，对一些群体而言，国家地位的衰落降低了它作为集体认同场所的吸引力，但这一事实同时激励其他群体力图恢复国家的地位并维护占主导地位的国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这些不同的反应为中心与边缘的冲突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族群对国族身份的拥护程度差异很大。第二，国家的没落诱发了各群体的相互指责。即使这些群体并未弱化其国家认同，也仍然面临相互排斥的可能性。
作者通过考察西班牙国内冲突和因衰落而引发的焦虑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一论点，主要关注1898年美西战争后几年中发生的现象。他认为西班牙在美洲最后几个殖民地的丧失——以及随后在摩洛哥的失败——造成了中心-边缘冲突(尤其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和西班牙军队之间)和军队内部冲突。虽然 “1898年的灾难”并没有直接导致三十年后的西班牙内战，但它确实加剧了引爆战争的紧张局势。
本文着重于从国家内部冲突的社会心理学模型中发展和应用新兴的观点，来解决国际地位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内政治功能失调是否会阻碍重大战略调整。作者的分析表明，衰落实际上可能加剧国内冲突，使国家更难采取适当的改革举措。
作者将衰落（decline）定义为一国地位的下降，而非物质能力的弱化。国家的地位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一国保有特定的地位需要它获得、拥有或有效践行被公认为该地位标志的特点或行为。这些特点和行为通常涉及展现某种物质力量——如核武器和太空探索在二战后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标志。地位也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被理解为“地位受到侵蚀”的衰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最不明显的是国际地位的物质基础潜在减损。而在更急剧的衰落中，国家未能拥有资源或实施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也可能在公开场合受他国不尊重。急剧衰落比潜在衰落更有可能在国内观众中产生对国际地位下降的普遍焦虑。
作者认为国家衰落激发了两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动力：促使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人和群体作出反应，扩大他们在对国家的忠诚度方面的差异；诱使个人和群体相互指责。这些心理动力通过三种因果机制助长了国内冲突。第一，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疏远国家政权，从而威胁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第二，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寻求捍卫和恢复国家的国际地位，这可能威胁到边缘群体。这两种机制会导致中心-边缘冲突。第三，各类行为体参与到相互将对方当作政治替罪羊的行为之中。这一机制可能会加剧中心与边缘的冲突，也可能会强化与国家立场相似的群体之间的冲突。
因变量：国内冲突
作者将国内冲突视作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个群体的成员将其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与另一个群体的争斗之中，且资源受到破坏。他指出国家政权也可以是国内冲突中的一个行为体，且国内冲突不一定是暴力的——其形式可表现为从示威游行、罢工到武装冲突的不同类型。
国家国际地位衰落的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学家将“个人社会身份”的概念视为：一些部分重叠的社会群体，人们与这些群体有着相同的身份——这些群体包括运动队、种族族群和民族等。环境会影响身份认同的一致性，个体感知到的与典型群体特征的距离也会影响认同的强度：当个体认为某群体的显著特征与自己的特征非常匹配时，会更加强烈地认同该群体。
影响认同强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群体地位。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一个群体的地位越高，个人对该群体的认同就越强烈。这部分是因为个人从认同高地位群体的过程中获得自尊，也同样因为可以从高地位群体中获取切实的物质利益。
这种逻辑导致Sambanis等学者指出，国家的衰落会削弱其作为一个集体的身份，从而增强“地方民族主义”。根据这一观点，作者认为一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诱发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首先，它导致相对于国家政权而言处于不同位置的群体做出不同的反应。其次，它促使在责任分配上出现争斗。
地位丧失与有差别的“去认同化”
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的倾向或能力是可变的。所谓“去认同”指的是：作为对群体地位下降的反应，个体对群体的忠诚度减弱。某群体越居于个体认同的中心地位，个体“去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
民族身份可能是许多个体自我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国家的衰落不会削弱所有个体对国家的忠诚。如果某些个体之前对国家的忠诚度较弱，或者有重要的替代身份类别可供利用，他们更容易去认同化。当去认同化不可行或者不具备吸引力时，个体可能通过捍卫或恢复国家地位来应对国家的衰落。例如Barnhart指出，“受屈辱”国家的领导人和大部分公众往往支持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目的是重铸其国际地位的基础。
致力于恢复或者维持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的地位也很可能涉及到捍卫国家认同中的主导概念，比如在国家的制度中心（institutional center）中体现的规范、价值观、叙事和符号。保持对国家足够的忠诚——从而压制其他身份认同附着点——可能是重建国家地位的先决条件。此外，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通过严格控制相关身份类别的边界来弥补较低的或正在没落的群体地位，更重视群体内的同质性和群体规范的遵守情况。
归咎于他者与补偿性的贬损
国家丧失地位也可能促使个人或群体指责他人，以此来使自己免于承受集体失败的后果。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个体通过贬低突出的外部群体（他们不认同的群体）来补偿失去的或受威胁的基于群体而来的自尊。作为贬损目标的外部群体不一定是威胁的来源，它可以是任何一个能够进行正面比较的群体。因此，国家的地位衰落也可能会驱使次国家行为体贬损其他同类行为体来支撑他们自己的群体自尊。这种补偿性的贬损也可以给次国家行为体带来国内政治利益。
从社会心理动力到国内冲突
一国国际地位的削弱可能会引发社会心理反应，从而助长衰落国家内部的冲突，但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什么样的行为体可能会做出反应，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二、这些反应是如何产生的，引发什么行为？第三，这些行为是如何造成冲突的？
作者建立了三种因果机制以解释上文所述的社会心理动态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如何促成国内冲突。
（1）疏远（distancing） 当次国家行为体降低了对国家（包括国家机构和构成集体认同场所的符号和叙事）的支持时，就会发生疏远。疏远表示了两种相关的现象：在保持国家地位上的投入降低；更为关心对能够区分本群体和国家的符号和叙事，或对其加大投入。最有可能参与“疏远”的行为体是那些先前对国家的依附相对较弱的人。
疏远并不一定导致国内冲突，但处于更中心地位的行为体可能认为这些举动破坏了国家的完整性，尤其是在他们试图恢复并捍卫国家象征和叙事的时候。因此这一机制特别有可能导致衰落国家内部的“中心-边缘”冲突。
（2）对地位的捍卫（status defense） 旨在捍卫国家地位的政策可能包括强化国家能力、获取新的身份标志、或者管理国家身份主导概念的边界。最有可能支持捍卫国家国际地位的行为体常常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群体，他们或是在国家权威机构中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或者和这些机构有密切联系，或是强烈认同国家是一个社会身份类别。这些群体包括国家政府、多民族国家中的主要民族群体等。
处于中心地位的群体中的精英可能认为，衰落前的国际地位或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身份必须得到捍卫或恢复。此外，国际地位衰落也可能改变这些精英群体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和激励，他们会认为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受到削弱，所以倾向于捍卫国家的地位。
对国际地位的捍卫不一定会造成国内冲突，但当其他群体“疏远”的时候，捍卫地位最可能导致冲突。追求旨在加强国家能力、恢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或控制国家认同主导概念边界的政策可能会引起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的反对，也会导致衰落国内的“中心-边缘”冲突。
（3）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 寻找替罪羊是指公开将责任归咎于一个国家内的特定群体或个人，通常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外交政策失败的代价。各种各样的次国家行为体都可能会通过相互指责来应对国家的地位下降。
寻找替罪羊会通过两种方式导致国内冲突。首先，它可能会加剧捍卫地位和疏远机制相结合所引发的“中心-边缘”之间的敌对。其次，它可能加剧“中央-边缘”范围之外的群体间的冲突。比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军事集团分支或外交政策组织会发现，在面对外交政策失败时，使他者担责对自己是有利的。
范围条件和因果序列
疏远、捍卫地位和寻找替罪羊这三种机制在不同条件下可能相互结合，并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它们可能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发挥作用：
第一，国家国际地位的衰落必须可见且显著。这是疏远和寻找替罪羊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但对于捍卫地位机制并非完全必要。
第二，存在作为集体认同核心的，强大且制度化的民族认同。该条件对于疏远和捍卫地位机制的运作至关重要，因为这两个机制依赖于“国家构成个人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前提。而尽管该条件强化了寻找替罪羊的机制，但后者并不依赖于这一条件。
第三，次国家群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条件影响疏远和捍卫地位机制，寻找替罪羊机制并不依赖于该条件。
在三种机制随着时间推移而组合运作的过程中，捍卫地位可能比其他两种机制更早触发。因为长期的潜在衰退往往先于显著的急剧衰退。国际地位的下降最初导致国内冲突往往是由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团体试图强化政权，从而引起处于边缘位置的团体的反对。此外，如果存在中心-边缘的分歧，那么国际地位的急剧下降可能会引发捍卫地位和疏远的反复循环，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剧中心-边缘冲突。这些循环可以从中心开始，也可以从边缘开始或者同时开始，它们可以相互强化。例如，边缘群体的疏远可能会促使处于中心位置的群体在如何定义和管理民族身份上采取越来越专横的方式；与此同时，重建国家地位的努力可能会强化边缘群体的疏远，如果这些努力造成进一步的外交失败，那么更可能加剧疏远。而寻找替罪羊会加剧这些“中心-边缘”的冲突，但也会导致处于中心位置的群体之间产生矛盾。
作者最后指出，从国家的地位下降到国内冲突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上述三种机制不会在经济急剧下滑或国内紧张局势加剧后立即出现。
1898年，西班牙惨败美国，被迫放弃其在美洲的帝国势力残余(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和关岛。随后该国在摩洛哥建立帝国势力范围的尝试最终导致了1921年的第二次耻辱性失败。这些使国际地位下降的事件与国内冲突加剧的时期相吻合。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经历了劳工罢工、反对征税和兵役的抗议活动、中央-边缘冲突、军民冲突、军队内部冲突、两次军事政变、以及最终的内战。
作者认为1898年后西班牙的案例符合前述理论的适用条件，即美西战争中西班牙的失败构成了不可否认的国际地位下降；19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了“西班牙人”的民族身份；但国族身份认同并未稳固制度化，存在重要的边缘群体。
文章考察了疏远、捍卫国际地位和寻找替罪羊三种机制如何在西班牙发挥作用。作者列举了一些证据来说明美西战争之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次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产生了“疏远”，例如加泰罗尼亚人在书写自己与西班牙人的关系时，作为“民族”的加泰罗尼亚越来越普遍地取代了“地区”；巴斯克的民族主义政党派系也更为团结。
然而一些处于中心位置的团体致力于捍卫西班牙的国际地位。比如西班牙军官视自己为国家完整性的保卫者，力图恢复西班牙的帝国地位。他们在1909年支持入侵摩洛哥，并试图加强对西班牙民族身份概念的限制，这为军事精英和地区自治运动之间的冲突加剧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
1905年，疏远和捍卫地位机制因为寻找替罪羊机制而强化，引发了一场重大的“中心-边缘”冲突，即西班牙士兵袭击巴塞罗那Cu-Cut！杂志办公室的事件。除此之外，西班牙于1909年入侵并占领摩洛哥后，在1921年遭受的大败也因为寻找替罪羊机制而导致了军队内部的冲突。
结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理论，将一国国际地位的衰落与社会心理和政治动态联系起来，指出后者会加剧衰落国家的国内冲突。来自西班牙的案例证明了该理论的合理性，但其机制的普遍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不过，该理论中的机制也有可能在其他类型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多民族国家的特点往往是国家及其中央机构和次国家群体的立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只要一些民族、种族族群或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强烈地认同国家(或更关心国家的地位)，就可能存在类似的模式。此外，军事上的失败和帝国地位的丧失(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构成了促使国际地位衰落的突出事件，但是其他类型的使地位下降的危机也可能触发这些机制。
编译 | 杨嘉明
审核 | 林陌声
终审 | 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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