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的思想发展历程
20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家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德语怀疑大师们的启发下，批判了知识的客观性、历史的连续和进步性、主体的自主、意义的确定和经典的绝对权威，形成了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和文化建构论的立场。他们深刻反思了从希腊-拉丁传统而来的同一性主体哲学的弊病及其引发的历史灾难，把研究的重心从主体转向他者，从同一转向差异，从理性转向欲望，从概念转向感觉，从结构转向事件，从逻辑转向语用和修辞，形成了一道批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和反思现代性危机的独特风景。将西方思想史所遗忘和排斥的“差异”“独特性”“事件”“感觉”“他者”“此刻”等概念提到哲学的高度，后现代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理性的限度和现代性的弊端，试图为人类的思考逃离技术和概念的牢笼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利奥塔的“异识”语用学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的产物。
总的来说，利奥塔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利奥塔是一位现象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54年至1966年参与了“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极左政治组织，1954年出版了第一本书《现象学》，并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文章，这些在1956年至1963年发表的政治文章于1989年被收录进《阿尔及利亚人的战争》（La Guerre des Algériens）一书中，后来在1993年被翻译为英文——《政治作品集》（Political Writings）。这期间，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这一组织，从事反剥削和反异化事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动力，批判在欧洲出现的各种纳粹法西斯话语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他也深入思考了阶级斗争话语模式的弊病，探讨了极左阵营内存在的问题，最终与宏大叙事及辩证法分道扬镳，开始走向注重差异、事件、力比多的欲望哲学。
第二阶段是利奥塔的欲望哲学时期，弗洛伊德和尼采成为他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主要代表作有《话语，图形》（Discours, figure，1971）、《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开始的漂流》（Dérive à partir de Marx et Freud，1973）、《冲动装置》（Des dispositif pulsionnels，1973）、《力比多经济》（Economie libidinale，1974）。在《话语，图形》中，利奥塔提出“差异不是对立”[1]，借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来质疑发轫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同时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反思梅洛-庞蒂的现象学。1973年之后的作品（《力比多经济》等）彻底地陷入了欲望和能量的形而上学，走向了尼采式的实践力比多的一元论的欲望哲学。在这一阶段，利奥塔宣称一切都是势能，颠覆理性秩序及其再现机制的革命只能在欲望内部进行；在力比多系统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走出去的外面：所有的能量或事件都在冲突着的系统内部产生出来并加以掩盖，一切差异都是能量的差异、程度的差异。在这样一个能量的世界，批评家的任务不在于关注作为实体而存在的静态的物质、意义、真理和主体，而在于揭示力的关系，揭示欲望和意志将它们生产出来的动态过程。
[1]就“对立”而言，它意味着“A不是B”就等于“A是非B”，世界呈现为A/-A的总和；而对“差异”而言，“A不是B”并不等于“A就是非B”，A只是B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它可能是C，也可能是D，E，F……世界呈现为A/an的模式。因此，与其说非B（A）是否定性的，不如说它是不确定的、无限的。差异的各方虽然同处一个空间，却始终不能演变为浑然一体的总体性，它是既内在于对方又异质于对方的“他性”。
尽管这些悬隔有效性的过程分析大大加深了我们对现代社会中新的、更为复杂的支配形式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变化都是力的过程，它只会朝着更强或是更弱的方向发展，而一元论的意志哲学最终导向的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将这样一种从尼采而来的一元论的强力意志作为政治学的基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维度，即对能量的肯定抽空了正义的问题。在力量和势能的政治学中，正义要么求助于共识的公共权威，要么成为丛林法则的祭品。在经历了力比多经济中的犬儒主义和智者派的极端多元主义之后，利奥塔在《论公正》中开始了对公正和责任问题的思考。在英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后期利奥塔将文化多元论纳入语用学的视域，通过融合列维纳斯的“他律”和康德的“理念”来思考后现代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发展的新方向，从而开启了“判断力”的语位政治学。
在第三阶段，利奥塔开始从语用学的角度来思考后现代伦理、政治问题以及后现代美学问题，康德、维特根斯坦、列维纳斯的思想成为他这一阶段作品的重要参照，主要代表作包括《异教主义指示》（Intructions païennes，1977）、《异教主义入门》（Rudiments païens，1977）、《论公正》（Au juste: conversations，1979）、《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1979）、《异识》（Le Différend，1984）、《给孩子们解释后现代》（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1988）、《非人：漫谈时间》（L’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1988）、《关于崇高分析的讲义》（Leçons sur l’Analytique du sublime，1991）、《后现代道德》（Moralités postmodernes，1993）等。
由此可见，利奥塔的哲学经历了一个从欲望的政治学到判断（语位）的政治学的转换过程。这一转向对利奥塔来说至关重要。第一，在转向语用学之后，利奥塔承接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进路，坚持语言游戏之间的“不可通约”，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支配所有领域的总体性的元叙事或系统语法，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例如指示性陈述、规定性陈述、描述性陈述）不存在共同的规则、价值和规范，这使得他的后现代理论既跳出了一元论的强力哲学的陷阱，也避免陷入政治审美化、审美认知化的困境。第二，从《后现代状况》开始，利奥塔重新开始了对合法性问题的思考，并提出了“悖谬推理”的合法化模式。在《异识》中，他提出以“异识”为目标的“语位”（phrase，指语用事件）政治学。在语位的不断“发生”和链接中，合法性成了一个永远迟到的问题：对语用事件的意义诠释总是由下一个语用事件来完成的，其合法性、有效性不是由其自身决定，也不是由悬搁了历时变化的差异系统决定，而是由后边的“迟到者”给出的。第三，在转向判断的政治学之后，康德替代弗洛伊德和尼采，成为利奥塔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在法国当代哲学中，没有一个思想家像利奥塔那样对康德的作品和思想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和兴趣。在《异识》这本书中，利奥塔更是在大多数章节都设置了对康德思想的运用和重新解读。这样的解读与重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后现代之父最终在现代性的源头这里找到了从一元论的意志哲学脱身而出的契机。而正是在对康德思想的借鉴与批判的过程中，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展示出承接与断裂的关系。
利奥塔与《异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十分热衷于法国思想的传播和译介，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列维纳斯等人的作品及中译本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过利奥塔作品的翻译及介绍，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人们谈起他，恐怕还只有《后现代状况》为人所津津乐道，但这只是他应魁北克当局的邀请而提交的关于后现代知识状况的一篇报告，他的主要代表作还有很多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遗憾的是，《异识》一书作为利奥塔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囊括了他在思想创作巅峰期的主要观点及核心概念，却始终没有被译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究其原因，或许有如下几点。
第一，该书内容艰涩，包罗万象。在这本被利奥塔自称为最哲学化的著作里，作者融古通今，旁征博引，引用了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观点及文本，所引人物之多（例如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巴门尼德、安提斯泰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克里普克、罗素、黑格尔、康德、维特根斯坦、阿多诺、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布伯、热奈特、巴巴拉·卡森、格特鲁德·斯泰因、哈贝马斯等），所涉范围之广（语言学、逻辑学、伦理、政治、美学等），确实有较高的门槛，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第二，利奥塔在引用他人的观点或文本时，往往不作评价，不下判断，在行文时主语多用泛指代词on或无人称代词il；他的写作接近于零度风格，即隐藏自己的观点或消除自己的倾向性，避免自己的写作被过强的主体意识所控制，或者，尽量将主体意识的干预降到最低点。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利奥塔思想的总体特征，不清楚他与其他思想家之间的复杂关联，不了解法国当代哲学乃至欧洲人文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势，就很难搞清楚他的用意或立场，也辨不清他到底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还是在含蓄地批判他人的观点。
第三，在写作方式上，利奥塔在《异识》一书中用了每章分小节的方式，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写作方式。作者的哲学反思被切分成各小节，标上数字按序排列，节与节之间，并无严密的、承上启下的逻辑关系，中间还时常插入利奥塔对柏拉图、黑格尔、康德、列维纳斯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回应或解读。“在诗学意义上，本书的风格是观察、评论、随想、注解……是一种不连贯的散文形式。”（参见本书说明）这种晦涩难懂的写作风格或许也和利奥塔着意要强调的东西息息相关，无论是“异识”“语位”“事件”，还是“感觉”“发生”“此刻/当下”，这些都是不可表象的、转瞬即逝的存在，无法借用认知语言进行清晰的解读和定义。因此，很多时候，不用论证的方式，而改用启发性的语言，甚至采用格言、寓言或隐喻式的行文模式，某种意义上，也是利奥塔对科学认知语言无处不在的霸权的无声反抗。
第四，由于此书涉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的原文本，因此，除法文之外，也涉及德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各种语言。语言的多样性及哲学文本中某些概念的特定含义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笔者不才，斗胆尝试将这本书译成中文，一是出于对利奥塔思想的喜爱，二是深知这本书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希望能以微薄之力为国内的法国思想研究添砖加瓦，进一步推进利奥塔专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是鉴于以上原因，即便自己尽心竭力，终因才学不高，学识有限，不敢妄称自己完全理解了利奥塔的真义，在理解和翻译的过程中必有疏漏和错译之处。各位读者若有阅读法文的能力和一定的哲学素养，还请追本溯源，直面原文，感受利奥塔的行文风采及其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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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差异、感觉、偶然和独特性的敏感，对那些不可表象的东西的关爱，利奥塔在某些时候更像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无论是“异识”“语位事件的政治学”，还是“后现代”的“崇高美学”，利奥塔既不试图建立起连贯、缜密的思想体系，也不希望为社会远景做出长远的规划或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作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对于一种不试图将其理论系统化和制度化，也没有野心不断扩充自身能量的思想而言，注定得留在外围。
但是有些思想家，必须放在所属的时代之中，才能显现出其生命的重要意义。利奥塔也是如此，如果不将他的思想放在认知模式和科学技术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很难理解其术语背后所蕴含的良苦用心，也很难宽容其思想中的某些极端成分。利奥塔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的时代性，在于他对时代危机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人类命运的忧虑和深切关爱。说到底，异识和多元的理论路径仍在于回答：在一个知识成为商品、人成为科学技术的附庸的“后现代”时代，生活在关系网络之中的个体应当如何作为，才可能避免陷入齐一化和概念化的“非人”命运。
在一个尊重“异识”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叙事，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说社会是公正的。公正并不是一个解决冲突的事务，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它只是“将小叙事的最大化推到极致”的理念。而人们倘若选择“小叙事”和“异识”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础，不是因为它和某种可以增加自身力量的宏大叙事相连，而是出于对“每个人都可能遭受侮辱”的普遍承认。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别人听到；希望自己的世界，不会被他人毁灭。“如果反讽主义和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所依靠的不是一门共同语言，而只是人人都会有痛的感觉。”一个建立在人人都有痛的基础之上的“异识”理念，比起消除差异、建立起公共交流的“共识”远景，更为现实、可靠，也更令人期待。“异识论”既吻合了法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又为重新思考主体的自由、法则和社会公正等传统哲学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方向。无论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社会希望，“diérend”的两重含义都赋予了“后现代”一词更多的伦理意义和积极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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