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分析产生晚清江湖帮会的社会生态环境入手，对会党在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就江湖帮会的组织原则、山堂制度和组织控制机制做了简要的分析。晚清江湖帮会组织演进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其组织成员的演变，会党从最初的游民组织，演进为囊括军人、学生、地主，甚至城乡士绅在内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组织，这一事实给当时以及其后的中国社会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04期
清中叶以来，江湖帮会的兴起、发展及膨胀，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史课题。本文仅从社会组织这一角度，就晚清时期变态社会类群体组织的组织原则、特征，以及成员和组织的演进做一简略的考察。
一
会党产生的首要背景是清代的人口大膨胀。从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70余年间，人口由1亿多猛增至3.1亿，出现了60年翻两番的人口增长奇迹。由于土地和生产无法与人口保持同步增长，因而，从清中期起，人口生产和物资资料生产的矛盾，就日渐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同时，过度的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地主阶级随自身人口压力而同步增长的对土地和财富的贪婪，更加剧了过剩人口产生的进程。于是，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脱离土地流徙四方，开始了渺无尽头的谋生路程。
脱离了传统社会血缘和地缘脐带的人们，在艰苦异常的求生挣扎中，必然会结成一些社会群体，由于早已失去生产资料，游民群体的主要求生手段必然是寄生性和非法性的，从而也决定其组织的反现存秩序性或反政府性，这就构成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组织的社会生态环境。
晚清时期是会党组织空前活跃和发展的时期。由于会党组织的寄生性和反政府性，它只能在传统社会控制力量相对薄弱和生活来源较为充裕的地区发展。嘉道以来农村的日益残破和商业城镇的发展，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对外开放而在东南沿海、沿江一带兴起的城市，便成为会党组织大量麋集和主要活动的地带。
会党组织名目繁多，帮派林立，主要可分天地会和哥老会两大派系。天地会主要活动地区在福建、两广，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太平天国时期迅速蔓延至湖南、湖北和贵州、陕西等地区，19世纪末年，开始进入安徽，与盘踞在这一带的青帮势力争夺两淮盐利，清末，长江流域成为哥老会活动最盛的地区。咸丰以后，南方各省的许多乞丐、盗窃帮伙，也逐渐被天地会和哥老会所控制和同化。
由于产生江湖帮会的生态环境的规定，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而组合在一起的人们，不可能有多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因而，“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和“得财分用”等信条，便成为吸引和维系会众的主要精神纽带。
会党是以脱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游民结社组织，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家族制度，是形成游民社会组织的天然范式，因而，失去天然血缘关系的人群，在共同的命运驱使之下，必然会模拟血缘家族的模式而建立起一种组织，组织中的成员按宗亲关系分为不同辈份，彼此以父子、兄弟相称，遵照封建等级制度的原则，严格等级辈份，不得逾越；由于会众之间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和制约，因而，会党组织内部又规定了外在的誓条和刑罚，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又由于会党组织纵向控制的强制性和横向控制的乏力，又决定了各帮会之间的互不统属和分散性。
二
由于会党组织结构是模拟封建家族制而成，因此，首先要确立的是家族中的严格等级。各帮都制定有一套严格的辈份等级制度，如青帮的辈份是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觉悟”24字排辈。洪门的排辈结构叫“三十六步半”，也就是36个等级和36级辈份，加上已退居幕后的老堂主和“制皇”的半个“官职”。其职位共分为8个等级，顺序从1—10，第4和第7两级因发音忌讳而不列入其中。
第一级有制皇、龙头、坐堂、陪堂、盟证、香长、管堂、刑堂、执堂、礼堂、护剑、护印、心腹、新一。
第二级有圣贤。
第三级有桓侯、披红、插花。
第五级有红旗、黑旗、蓝旗、青刚。
第六级有花冠（巡风）、巡山、镇山、附云。
第八级有白旗和八德。
第九级有九江、江口、检口、守口、斗口。
第十级有大、小么满、钢章、铁印。
上列各级官职虽庞杂，龙头一般为总管家，圣贤多为军师，桓侯主持日常事务，其下各级各有职掌，分工十分具体。会党内部成员虽以兄弟相称，但等级制度极严，龙头大爷拥有绝对权威，下级要完全服从上级，由于内部权力无制衡机制，会党组织一般都实行首领独裁制。
江湖帮会都有一套十分独特的山堂（香堂）制度，山堂布置得森严而神密，堂前除了供有列祖列宗的牌位外，还供有关公、岳飞等牌位。洪门山堂前高挂一盏红灯，灯下插七星宝剑一把，置放有一尺、一秤、一镜，还放有刻着龙凤的棍棒一对。结拜兄弟为开香堂最经常的事务，哥老会入会时先由会中首领以唱诗的形式讲述本会的历史、宗旨和规矩，然后，入会都要钻过由刀剑架起的“剑桥”，接下来用银针刺破中指，滴血入酒中共饮。最后由盟兄发给本会凭证——腰凭或称票布，从此此人便成为该会中的一员，除死亡之外，不得脱离和背叛组织。无论何事开山堂，只要形成议决，会众都要杀雄鸡、喝血酒，还要在列祖列宗之前吟诵盟誓，由于这类行为的普遍性，开香堂和饮血酒便成为会堂组织的一个代名词。
会党组织的控制机制主要体现在其“家法”之中，名帮派都订立了极为严格的家法，若有违犯，轻则体罚，重则丧命。执行家法一般要开香堂，洪门开香堂时龙头大哥首先要高声喝唱“开山太令”，令曰：“……不是愚下言语陡，大哥将令不自由。上四排哥子犯了令，自己挖坑自己跳，中四排哥弟犯了令，自己拿刀自己剽。九十老么犯了令，四十红棍定不饶。五堂兄弟请升帐，我今把令往下传……”。
江湖诸帮会都制定了严格的帮规，凡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贪财爱宝、私看内财、红面视兄、不遵节制、酗酒行凶等都要分别处以各类刑罚。
洪门的刑法分降、黜、轻、次、重、极刑六级。降和黜两刑为降级或撤级，但不体罚。轻刑即用“红棍”打40至80棍。次刑即“剽刀”，也就是江湖上常说的“三刀六个眼”，即自己挖个坑，内埋三把刀，刀尖朝上，对着刀尖跳下去，三把刀刺透身体，造成前后六个洞眼。重刑指沉河溺死，或挖坑活埋。极型就是“凌迟”，以零刀切割致死。
严格的等级制度，残酷的刑罚，加上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使得会党组织在结构上呈现出极为落后的封建性，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决定了江湖帮会在晚清极度动荡的社会变革进程中，虽数度兴风作浪，但始终只能处于配角的地位。
三
从鸦片战争至清末，会党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道光二十年至同治末年（1840—1874年）。这一时期会党的活动都围绕太平天国起义而展开，沿着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会党迅速蔓延到东南各省，南方各地的会党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值得注意的是，两湖地区出现了会党和民间宗教大规模融合、渗透现象。
第二阶段，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年（1875—1894年）。这一时期由于沿海沿江通商城镇的开放，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深入内陆，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过程中，更多的人口被逼入生活边缘，加上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等部队的大批裁撤，会党组织就更加迅猛地发展了起来。本阶段以散兵游勇、江湖流民为骨干的哥老会，开始在长江流域迅速发展，其活动中心已由农村开始转向城市，特别是沿长江各交通码头都已成为其势力范围。在沿长江流域发生的各种教案中，会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反洋教力量。
第三阶段，光绪二十年至辛亥革命（1894—1911年）。本阶段随着会党活动地域的拓展及组织成员的扩大，资产阶级反政府各派力量都开始利用会党，开展反清斗争，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到辛亥革命，会党的社会积极效应发挥到了极致。
会党的参加者最初都来自社会下层，主要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江湖游民。太平天国兴起后，一部分会众参加太平军，还有一部分会党成员则投身湘军、淮军等兵营之中，《湘军志》中说：“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①]而左宗棠所率的“蜀军十营，官弁勇丁，无一不系会匪。全军哨弁见营主，营主谒管带，皆莫不以大哥呼之”。[②]
如果说湘淮军营勇也属“素无恒产，又无恒业”的社会下层的话，那么，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原属社会中、上层的许多地主乡绅也开始加入会党之中，《申报》记载：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弟子，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③]清末四川哥老会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号，只有管粮户、士绅、掌权的首事和秀才等才有资格加入仁字号，而山堂中的大爷也多由仁字号中人担任。虽然这些文人士绅侧身江湖各有目的，但这种状况的出现却是引人注目的，它一方面显示传统社会的控制机能正濒临崩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会党势力已发展壮大到足以让各阶层人们，尤其是传统社会中上层人士觉得它可以保护自己，或有被利用的价值。
清朝最后10年，是江湖帮会历史上最光采和最辉煌的时期，其组织上的演进，突出表现在自立军起义和辛亥革命两大事件之中。
由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联合国内会党，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开端。唐才常等人根据会党放浪江湖的特点，在长江沿线城市开设多处会馆，招引会党，如在汉口的宾贤会馆、岳州的益贤公馆、沙市的致贤公馆、长沙的招贤公馆等。另在许多城市的机关中，还附设有接纳新会员的香堂。为了迅速将大批会党吸纳入自力会，唐才常等人还仿照哥老会开堂放票的办法，开了富有山堂，大量散发“富有票”，共招徕会党20余万人，基本上将长江会党的各大帮派和重要人物都统收于自力会名下，富有山堂成了长江地区会党的统一联合体。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十分重视会党的力量，为团结会党加盟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通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宣传，开始将分散的各帮派组织联合起来。其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第一，以“革命排满”统一会党宗旨，将目标集中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之上。第二，把分散的会党山堂联合在一起，充做革命党的外围组织，如兴中会组织的兴汉会，华兴会建立的同仇会，以及光复会倡建的五省会党大联合等。第三，直接将会党纳入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光复会在浙江最初仿唐才常自力会形式，开办会馆与会党联系，后来又开办大通学堂训练会党头目，并改革会党组织，派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任其首领。黄兴等人也在湖南组织“同仇会”以吸收会党，萍、浏、醴起义之前，同仇会集合会众竟达10余万人。第四，重新组建会党团体，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刘公、居正、孙武等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的会党新组织——共进会。共进会采用同盟会纲领，只是将“平均地权”改做“平均人均”。其组织一方面按近代社团形式，分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军务、侨务、党务、参谋和文牍等9部；另一方面，采用会党组织形式，订立山、水、堂、香暗号，但内容有了改革，“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堂名光复堂、香名报国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进会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两广设立分会。宣统元年（1909年）总部设在武汉，并将湖北会党编为五镇。经革命党人的发动、组织、改组和整编，会党各帮派在“反满”旗帜之下，实现了初步的、有限的联合，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国建立，社会发展进程由破坏旧秩序转向建立新秩序，江湖帮会由于其变态社会的反秩序和反政府本性，加上来自游民社会根深蒂固的种种恶习，很快就同资产阶级分道扬镳，以后便沿着传统道路径直堕落下去了。
注释：
①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五十二。
②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龚宝珲致盛宣怀函。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61页。
③《申报》，光绪二年五月廿四日。
④《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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