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6期P76—P77
士人因文化塑造品格而能别成群类，又经文化甄选拔取而得自下而上地流动。他们所到的地方，便是文化所在的地方，所以，科举选官的过程，一面是士人不断地进入政府，一面是文化深深地融入政治，两者共存于国家权力之中，已使国家权力成为一种与文化合一的权力。但在西潮东灌而古今中西交争正岌岌乎迫来的时代里，却能够进入彼邦立宪政治下的思想视野之中，并促成了那个世界里的思考。而科举制度的这一面，则得此反照而有了一种可以直立于古今中西之间的普遍意义。
在中国人的历史里，文化与权力的绾合本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观念。而这种道理在实际政治中的演化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君权时代的中国，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皆系乎文化之向背与可否，是以权力的存在、维持和行使，便长在既牵动文化，又为文化所牵动之中。而以此观照选官的科举制度，正尤能见其文化属性与权力属性的交叠为一。由于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系乎文化的向背与可否，因此权力与文化的合一，便不能不自内而生地形成文化对于权力的塑造、规范和制约。在历史留下的成败兴亡映照之下，君权无“圣人之理”则既不能行远、又不能长久的因果相连常在帝王的直接认知之中，并不断地促成其自置于儒学义理之内的明切意识。所以，居庙堂之高，而理之所在，臣子可以与帝王争是非。这一类事实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文化之能够规范权力和制约权力正由此而见。
文化能够规范权力和制约权力，而比规范和制约更内在，并且更富深度地影响权力的，是文化绵亘地在以教育塑造帝王。自宋代开“经筵”，沿前朝君主讲论经史的旧迹廓而大之，立为国家要务，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帝王之受学便成为奉天承运的大事。至清代康熙一朝，其“经筵日讲”曾迭连行之十五年，日复一日，不怠不懈。
文化与权力的合一既是自觉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地再造中延续的，而自经筵立为制度之后，向皇帝进讲，为皇子授读，主体都是出自科举的士人。他们以儒学启沃君心，因此，在帝王面前，他们代表了师道。20世纪初期严复翻译《法意》，他并不真以为中国和泰西因此而可以对等，但以西人之“法”比中国的“礼典”，则申明的是中国的帝王同样在“治国之经制”的规范和约束之下。而历史中国文化与权力的合一，以及文化对于权力的塑造，也因之而成了一种经得起现代诠释的历史内容。
科举以经义取士，清议以义理衡人，皆同出一个源头之中。就历史渊源而论，清议早于科举。但隋唐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里，清议的主体始终是科举的主体，清议的道理始终是科举的道理。因此，对于一千三百年里的万千士人来说，与读书而“发生廉耻”同时存在的这种以群议为可否的四面约束，已是清议和科举深度交融，共在一个过程之中了。而“科举出身”的人多数能够成为世人眼中的“正人君子”，则正由此而来，既是内在的义理自觉，又是外在的以约束为造就的结果。
文化和权力合一的文官政府之所以能够维持“国本”，盖在于以天家血脉为谱系的皇帝各有才识情性，各有喜怒好恶，从而一代一代人君之间，常常愚智贤不肖判然有别。与之相比，则文官群体由士大夫群体而来，其文化的同一性造就了整体的稳定性，其整体的稳定性又长久地维持和延续了政治传统中的成规、常理和法度，使之不会随帝王个人的贤明、庸常和暗昧之各不相同而大幅度起落无定。因此，不到天下板荡，而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日，帝王一身的愚智贤不肖对于同一个时间里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政事，其直接影响常在限度之内而不会远达千里万里。
在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里，君权与文官政府本在一体之中，但出现于明代和清代的这种君权虚悬于实际政治之外，而天下秩序犹在礼仪人伦、纲纪、法度之中而没有分崩离析的事实，则说明在历史中国的社会结构里，文化比政治更内在，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由文化主体而成为权力主体的士大夫和土大夫政治居朝野之间，实际上比君权更直接地在以自身的稳定维系社会的稳定。因此，一姓之天下有盛衰兴亡，但由士大夫构成的文官政府，却能够穿过盛衰兴亡的历史断续而始终长存于旧朝与新朝之中，成为历史断续中的不折不断。
科举制度以选官为本义，以此相衡量，则其间源源产出的成不了举人的秀才和成不了进士的举人，都只能算是正果之外的一种派生。然而这些没有进入仕途的士人因国家给予的功名而成为“一方之望”；又因身属本土的内在于地方社会之中而与乡里“居处常亲”。前一面与朝廷相接；后一面与地方相连，合两者于一体而各成一种塑造，便使他们既成了没官秩而有声光的人，也成了没有俸禄而有责任的人。就官界和绅界共生于一个源头而共属士人群体而言，其相同的一面和不同的一面俱在于此。缙绅本由科举产生，因此声光是文化给予的，责任是文化赋予的，从而在伦理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地方社会，绅士之能够影响乡里和提调乡里，正在于他们拥有更多以人伦为内核的文化，并因之而更多以义理自立和以礼俗化人的自觉。
明清五百多年之间科举产出绅士，之后绅士维系教化，绅士主持乡里，在顾炎武所说的旧时“乡亭之职”解体之后，为地方社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乡亭”的秩序领袖。由此派生的上下相维和各安其分便比州县管地方更深地切入于民间，从而更直接地结成了实际上的乡里之治。但与州县管地方相比，这种乡里之治由礼俗为教久久浸润，既已化育了一乡一里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守则，而后绅士主持地方事务，其守成应变、取舍兴革，便都以依托于这种公共意识和公共守则为理之应然和势之不得不然。
与官僚治国的自上而下相比，绅士群体身属乡里而领袖乡里，他们都在庙堂之外。但就千里同风和万里共趋所牵连的底层社会万千人口，及其散布的四面八方之间而言，则群体的绅士不能不算是当日中国的一种中坚。然则以天下之广大和苍生之众多为着眼点，显然是绅界之举足轻重不会在官界之下。因此，以历史事实审度因果，本属派生的绅士群体，实际上正成了选官的科举制度对五百多年里的中国社会另一种重大影响。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以文化选官，在漫长的岁月里改变了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政府、中国的社会。而风会所趋，同一个过程又在以科举影响文化，实际地促成了中国文化自身的重心归一。
迨北宋而南宋，汉代以来的儒学积久而变，以学理回应学理，在宋儒手里演化为希圣希贤的性理之学。其间由太极、理、气、性、命串结贯连，于关注人伦日常的同时，更多了一重精研“天人一理”“明心见性”的形而上学和个体“主敬”“主静”，“格物极理”的践履功夫，随之而来的，是儒门义理发皇，不再淡薄。沿此一脉，同一个过程又从《礼记》中辑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为一体，遂使《五经》之外，复有《四书》。之后宋代以经义选官取士，元、明、清三代以《四书》选官取士，明、清两代又以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选官取士，于是科举之所到，便是儒学之所罩。
用文化选官的科举制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促成中国文化的重心归一，以及重心归一的中国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纳人于“义理之域”都实现于这个过程之中。溯其由来，这个过程本与功名利禄相因依，但人在其中，则以读圣贤之书，代圣贤立言为常课，从而人在其中，便共守于同一种文化之中，并为同一种文化所化育。而后是以功名利禄为途径，同一种文化造就和不断地再造就了同一种士人，同一种文官，同一种绅士，同一种人间的价值、精神秩序，并随科举制度以及与科举制度相为表里的文化由中原伸入边地，不断地促成这种同一性在空间上的层层扩展。
唐宋以来的一千多年和明清之间的五百多年，科举制度以超迈前代的深度和广度造成了中国的文化同一。尔后文化同一成就了政治统一。一千三百多年里，这种同一和统一便成了文化与政治一体的历史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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