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独立革命前夕的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科学成为了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社会交革的一个主要思想、文化和物质介质。
伊比利亚美洲科学家们将自由、独立和理性，作为拉美科学执行政治和社会功能的新框架。因此消民地的科学启蒙直接催化了以独立战争形式出现的社会变革过程，这种催化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科学成为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一个重要政治工具，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属性。独立以前，殖民地科学的政治化过程就已开始。首先，随着拉美启蒙运动的推进，18 世纪和19 世纪殖民地形成了一批科学和技术精英阶层。这一阶层在出现之初便不独立于政治事务之外，而是积极参加独立和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将科学转化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工具，使科学赋能与殖民地的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1810-1824 年间，克里奥尔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博物专家等在反对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爱国战争中都起着先锋带头作用。这些科学家阶层内部形成独立民族认同的时间比其他阶层要早得多，他们参加独立战争的比例也高于其他阶层参加战争的比例。
其次，科学研究与政治独立和政治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使得科学被看作是恢复政治和社会秩序以及新政府合法化的一个手段。科学和技术已不再是一种私人事务，而成了殖民地时期执行政治功能的一种“公共利益”或“公共产品”。
19世纪初，伴随政治独立运动，科学家们在各镇民地纷纷成立科学共同体。制定转励科学教育和科学发展的机构和制度，尤其是在拉美独立前后的完整历史中，科学起着十分重要但常被忽视的作用。
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这些均体现在各殖民地和独立之初拉美国家的察法中，如1810年的加拉加斯宪法、新格拉纳达各省的宪法、1826 年玻利维亚审法和防根廷宪法等。
第二，伊比利要美洲殖民地'爱国科学'和'民族科学”的产生，信化了独立的民族认同的形成。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研究指出，在世界历史上，正是伊比利亚美洲的克里奥尔人创造了最早的典型民族国家形式，掀起了'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而这种民族国家模式的发明，是在改造西方科学并将其融入伊比利亚美洲的科学通俗化或本土化过程中实现的。
克里奥尔和梅斯蒂雷斯知识分子和科学团体，在拉美民族认同话语和拉美民族国家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创立“爱国科学'作为寻求殖民地科学与民族主义融合的途径,使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克里奥尔的科学传统同时并存。
“爱国科学”的创立者们认为美洲的热带特征、美洲人的身体和疾病都道循与欧洲极为不同的自然法则，因此在他们看来，美洲的现象只能由美洲本土的克里奥尔科学家来研究。
作为天文学家和博物学家的墨西哥人阿尔萨特通过其主编的杂志，传播和宣扬拉丁关洲特殊的'民族'科学形式。费霍强调拉美民族的自信心，他指出，无论土著居民还是西班牙在美洲的后代，都不比欧洲人低一等。
博物学家卡尔达斯则指出，作为世界的中心和地球的缩影，哥伦比亚和安第斯地区拥有从事一切科学研究的便利条件，拥有世界所有动植物和人类种群，是研究植物和人种的天然地区。他鼓励本土科学家立足殖民地，充分利用哥伦比亚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无须追随西方的科学模式。
1812 年，卡尔达斯倡议创立一个民族科学时说:'如果我们能够摆脱欧洲的政治枷锁，就让我们同样摆脱对欧洲的科学依附!这种科学依附使我们退化，让我们始终处于知识的幼儿期，这比当奴隶还可耻。'
独立战争前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的科学发展，实质上是一个逐渐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从而实现“印第安化”和克里奥尔化，即拉丁美洲民族化的过程。贝拉斯科等木土科学家在关于当时国际市场上一些最有价值的染料、物种和水果的原产地方面对欧洲历史学家的结论提出质疑。贝拉斯科认为靛青、胡椒粉和椰子树的原产地并非是欧洲人认为的东印度，而是在美洲的赤道地区;基多的香蕉和车前草，也并不生产于非洲。
墨西哥的何塞·阿尔萨特则指出，新西班牙充满了植物学奇迹。这些奇迹不能用欧洲人想出的自然法则来解释，因为欧洲知识的法则只用来解释欧洲本土自然现象，而不是美洲现象。
第三，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的启蒙思想和科学发展为独立战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墨西哥科学家萨尔达尼亚指出，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首先是一场知识革命和思想革命。拥有启蒙思想和新如识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但为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确，而且是独立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独立战争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最终实现民族科学和民族认同的统一。
1810 年，墨西哥矿业学院的一届毕业生全部参加了伊达尔戈在瓜纳华托组建的军队，这些毕业生中有日后在上西哥科学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的拉蒙·乔韦尔、巴伦西亚、希门尼斯和达瓦洛斯等人。独立运动先驱卡尔达斯以是一名科学家，又是一名革命家，他是1810年7月20日反抗运动的密谋者之一，同时在独立战争中担任军事工程师一职。
阿根廷五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律师、记者和政治家莫雷诺深受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家思想家和欧洲科学家的影响，相信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米兰达等独立运动领导人对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技术进行了“远征”和长期考察，“解放者'玻利瓦尔对科学的提侣，在时间上大大先于实证论的兴盛时期。
总而言之，科学确实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起着推动和革命性作用。革命运动领导人的科学认识和理论，不但对领导独立战争走向胜利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对战后拉美国家建国精神的确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欧洲启蒙思想和殖民地科学本身的发展相融合和混合，滋生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拉丁美洲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扬弃井融合了欧洲启蒙思想、西方科学模式、天主教启蒙运动和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本土科学模式的营养，产生了一批伊比利亚美洲本土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创造了拉丁美洲拉特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科学'。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克里士尔的'科学传统共存，激发了从政治上脱离宗主国统治，在科学上摆脱对欧洲中心主义依附的独立战争。但拉美启蒙思想的这种融合性和混合性特征，又限制了独立战争的彻底性。
在未根本触动消民地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的情况下，拉美独立战争只实现了政治和民族意义上的独立，经济则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和半独立状态。科学与政治的取姻导致拉美国家阶段性的科技机制发展时常成为改治动落和经济活动的辆件品，陷入西西弗情结的游涡 历史上，拉美科学技术一直未纳入到生产领域和资本发展逻辑当中，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全要素提高的一个重要引擎。
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实业领域也缺乏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科学技术精英只能从事公共管理或教学工作，这很大程度上又阻碍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拉美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未形成一种建设性的良性循环，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因此从启蒙思想、科学和独立战争三者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拉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建国历史，而且能对拉美现状以及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提供一种新的诠释。
[1]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 (德)绍伊博尔德(Seubold,Gunten)著;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博利瓦尔. [委内瑞拉]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Salcedo-Bastardo,J·L·) 著;杨恩瑞,赵铭贤 译.商务印书馆.1983
[3] 西蒙·波利瓦尔. (苏)И.Р.拉夫列茨基(И.Р.Лаврецкий)著;亦知译.三联书店.1960
[4]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 Leszek Kolakowski.Doubleday & Company, Inc.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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