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Levi Martin | 结构：从宏大到微观

本章为John Levi Martin所著Social Structures（2009）的序言，译者náesad，所有强调系原著所加。

现在，物质的最小粒子可以由最大的吸引聚集在一起，并组成效能更弱的较大粒子；许多较大粒子又聚集成效能更弱的更大的粒子，如此类推下去。——艾萨克·牛顿《光学》

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于18到19世纪的某个时候，这时许多欧洲思想家坚信社会生活中存在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君主，而是内在于社会生活自身。用于描述这个秩序的第一个隐喻是有机体——这当然是个很老的比喻，但当时新近的社会学家对这个隐喻的态度远比早先的政治哲学家更严肃。特别是赫伯特·斯宾塞（如1896[1873]: 56-60），他指出正如有机体含有器官或结构，这些结构完成了有机体的功能需要，那么社会当然要有完成社会功能的“社会结构”。

这里，结构这个术语就和“器官”有等同意味。正如更早时，霍布斯对社会“系统”的描述同样是在指器官（见Hobbes 1909[1651]: 171）。霍布斯看到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那些重要组织对功能的满足与身体中的器官别无二致。社会科学家对这个隐喻的理解不只是一种修辞，也对霍布斯那些过度发挥的寓言保有克制（如认为间谍行动是王国的双眸），但他们同样表明那些最显而易见的组成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或者说组织，因实现特定的功能而存在。军队与敌人抗争；政府的行政部门成为社会的大脑，此为涂尔干所言（1933[1893]:132）。

在社会结构的当代观念下，有机体的叙事早已隐退到银幕后，“社会结构”的用法几乎是草率地指向任何社会生活的规律或束缚。然而19世纪的遗产仍旧提供了一种信念：分析这样的结构需要我们从尽可能宏大的图景入手。

但即便是那些鼓舞第一代社会学家奋力研究的宏大社会结构，从历史上看，也是由先前存在的较小结构结合而成。这些结构随时间而改变，他们的原初形式也逐渐弥散，但在社会失序的时期，我们有机会重新发现那些细小碎片结合起宏大结构的基本事实（Simon 1962: 473; Gould 2003: 151）[1]。

最近，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证实了这点，我们得以见证社会互动规律性发展的新模式。很多人曾经假定，市场社会的引入将击垮国家社会主义对企业贸易权威指令的全部纽带。而这些纽带广泛幸存的证据则又被认定是腐败的标志或对世界潮流的愤懑抗拒。但对经济行动者展开调查的人们发现，这种解释在扭曲事实。实际的情况是：在混乱与嘈杂的局势中，五花八门的新式交换关系摆在人们面前，如果随便选定交易对象，很难保证这个人值得信任。与相识的人交易当然是最稳妥的选择，即便这并不是某些教科书描述的最有“效率”的选择（较新的内容见Keister 2001: 337; Stark 1996）[2]。由此，构成新的市场型经济互动的是那些先前存在于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大型结构中幸存的要素的重新组合。

更普遍的情况是，我们身边所看到的那些结构，在多数情况下是由更小的组成部分发展而来的。在这些宏大结构中，国家组织首先启发了那些有关有机体结构的类比。这些构成物此前可能是某个已经破碎的大型结构的残余，更有意思的情况是，他们可能产生于某些更小的单位，也就是人际关系。

我们能否重新建构或至少是分析这个过程，借此说明个体关系的组合能够形成结构单位？我们能否在不依赖于诸如斯宾塞式的带有演化论倾向的历史观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同类型的关系确实把它们自身提供给特定结构形式，似乎就可以做到。我将准确证明，那些特定关系有内在的结构化潜能。凭借关系类型和结构形式的关联，我们可以从关系类型着手，并在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发现可能出现的形式。在某种条件下，这些结构形式可能组成更大结构的构件。因此，本书将尝试从对内在于特定关系形式的结构趋势的分析入手，并探究那些自斯宾塞和其他有机思想家就被深刻吸引的某些结构的最终后果。我将从提出一种思考结构的方式入手，然后考察可能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结构的最简单形式。

[1]斯宾塞的作品中有这种从宏大结构追溯到微小组成的概念，但这之中隐含的他对历史过程的朴素观念已经被证明站不住脚。另见Park（1974: 141）关于局部结构对更大规模的政治结构重要性的再认识。

[2]最近，Hanley, King 和 János（2002）对Stark关于匈牙利的描述持不同意见，但他们的分歧可能仅仅源于发生自大约1990年以来的变革（见2002: 135 和 n.5 对判断所有权模式的复杂讨论）。实际上倒可能是对Stark研究中解释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