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1990）

控制社会后记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作者：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 Deleuze, Gilles.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vol. 59, 1992, pp. 3–7. 法语原文最初载于L’Autre journal, no. 1 (May, 1990).

一、历史

福柯（Foucault）的理论阐述了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的形成和发展，他认为这种社会在18世纪和19世纪开始逐渐成形，并在20世纪初期到达高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有组织的紧闭（enclosure）空间，比如家庭、学校（此时你已经离开了家庭）、军营（此时你已经不是学生）、工厂，甚至是医院和监狱。他们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每个环境都有各自的规则。在这些环境中，监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它代表了对个人自由最大程度的限制。例如，在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欧洲51》（Europe 51）中，女主角看到劳工们时惊讶地说出：“我以为我看到的是罪犯。”这意味着在这种社会里，劳工的状态和罪犯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

福柯对封闭环境，尤其是工厂这类场所，进行了深度分析。他认为，在这种集中、精确分配空间、严格安排时间的环境下，会产生一种超越单一部分总和的综合效能。然而，福柯同时指出，这样的形式是短暂的。它从传统的主权社会获取模式，但它的目标和功能与主权社会（以征税和对死亡的管理为主）截然不同，而是更关注组织生产和生命管理。福柯认为，从主权社会向规训社会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行。其中，拿破仑的统治时期可能完成了社会模式的大规模转变。然而，规训社会随后又遭遇了危机，新的社会力量逐渐崭露头角，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社会中迅速发展。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已经不再是福柯描述的规训社会。

我们周遭的封闭环境，无论是监狱、医院、工厂、学校，还是家庭，都正在经历一场普遍的危机。像家庭这样的“内部环境”，跟所有其他的“内部环境”（比如学术界、职场）一样，正在遭遇严重的挑战。现行的管理部门一直在呼吁进行所谓的必要改革，这包括改革学校、工业、医院、军队和监狱等领域。但人们都知道，无论他们打算进行多久的改革，这些管理机构已经陷入了困境。它们只是在做最后的挣扎，让人们继续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直到新的社会力量出现。

现在的社会正在由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转变。伯洛兹（Burroughs）提出了“控制”（control）这个新的术语，福柯也认同“控制”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也持续分析了自由浮动的控制（free-floating control）的超速发展形式（ultra-rapid forms），这些新的形式正在取代旧有规训社会在封闭系统中设定的时间框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引入特别的元素，如特殊的药物制造、分子工程、基因操作等，尽管这些已经被纳入新的变革进程中。我们也不需要去评判哪种制度最严格或最宽松，因为在每个制度的底层，自由和束缚的力量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比如，医院这样的封闭环境正在面临危机，而社区诊所、临终关怀和日间护理等新兴形式在一开始可能代表新的自由，但随后也可能转变为新的、同样严苛的控制机制。因此，我们不需要过分恐惧或寄予厚望，我们需要的只是寻找应对新变化的新武器。

二、逻辑

个体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交叉或封闭空间，这些空间是相互独立的变量。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全新的，尽管这些空间有共通的语言，但他们只是类比的（analogical）。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不同的控制机制表现出了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它们构成了一个以数字（numerical，不一定是二进制）为语言的可变系统。如果将封闭比喻为模具（molds），生产出各式各样的铸件，那么控制就好比是自我变形的铸件，它可以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状态变换到另一个状态。或者说，它像一个筛子，它的网眼可以从一种形状变换到另一种形状。

在薪酬问题上，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工厂是一个维持内部力量（internal forces）平衡的实体，或许会把生产效率提升到最高，但也会把工资压到最低。然而，在一个控制社会里，公司和企业已经取代了工厂，企业更像是一种精神（spirit），一种无形的力量。工厂对于奖金制度已经相当熟悉，但企业在这个方面却更进一步，它们处于一个持续变动的状态，通过各种挑战、竞赛和有趣的小组会议来对每一个人的薪资进行调控。如果你问为什么那些看似荒谬的电视节目如此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准确地描绘了现代企业的运作模式。工厂将个人纳入一个整体，方便管理者检查每一个部分，帮助工会组织起来进行抵抗；但是企业却不断把激烈竞争展现为一种健康的现象，它被视为一种强大的激励，使人们相互竞争，并且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产生矛盾。“按劳分配”（salary according to merit）的原则成功地引领了国民教育。实际上，就像企业取代工厂一样，接连不断的培训（perpetual training）也会取代学校，连续不断的控制（continuous control）也会取代考试，这就是将学校交给企业运营的最稳妥的方式。

在规训社会中，人们总是从头开始（从学校到军队，从军队到工厂）；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从来不会真正结束任何事物，无论是企业、教育系统还是军队，都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转移状态，以某种相同的调整方式并存，形成一种普遍的变化系统。在卡夫卡（Kafka）的《审判》（The Trial）中，他将自己置于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汇点，展示了最恐怖的司法形态。规训社会的表面无罪（apparent acquittal，即在两次封闭之间的自由时刻）和控制社会的无尽延宕（limitless postponements，即在不断变化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模式。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的法律系统如此犹豫不决，自身陷入困境，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正在从一种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模式。在规训社会中，人们会拥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个人签名（the signature），代表个人的独立性；另一种是数字（the number）或行政编号（the administrative numeration），代表他们在集体（mass）中的位置。这是因为规训从不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任何冲突，同时也因为权力能够将大众化和个人化融为一体，并在这个身体中“铸造”每个成员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福柯从牧师对信众的权力中看到了这种双重支配的起源，既是羊群又是羊羔，但反过来，统治权（civil power）以非专业的牧师（lay “priest”）的方式塑造着自己。

另一方面，在控制社会中，重要的不再是签名或数字，而是代码（code），一种密码的形式。规训社会通过口号（watchwords）进行管理（既可以看作一种整合[integration]，也可以看作一种抵抗[resistance]）。控制社会的语言由代码构成，它代表着获取信息或者阻止信息的通行证。我们不再面对个体或者大众（mass/individual pair），而是面对“分散的个体”（dividuals，或译作“分体”），一个由样本、数据、数据集或“数据库”组成的大众。也许货币是最好的例证，它区分了这两种社会——规训社会始终把黄金作为数字化标准的铸币，控制社会则与浮动的货币汇率和由一套标准货币系统决定的变化有关。在规训社会中，鼹鼠（象征紧闭空间）是代表性动物，而在控制社会中，蛇（象征开放和流动）是代表性动物。我们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也就是从鼹鼠变为蛇，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制度上，也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上。在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间歇性的（discontinuous）；而在控制社会中，人们的能量输出是波动的（undulatory），像是在轨道中，在连续的网络中流动。无论在哪里，波动式的运动已经取代了旧的运动方式。

社会类型（type of society）通常与各类机器类型（types of machines）相匹配——这并不是说机器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它们体现了那些能产生和使用这些机器的社会形态。旧有的主权社会（societies of sovereignty）使用简单的机器，比如杠杆、滑轮和时钟；近代的规训社会配备了涉及能量的机器，其中被动的风险是熵（即无序，能量耗散），主动的风险是破坏；控制社会使用的是第三种机器——计算机，它的被动风险是干扰，主动风险是盗版和病毒入侵。这种技术进步体现了更深层次的资本主义变异，这种变异众所周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集中式的资本主义，目标是生产（production）和财产（property）。因此，他们把工厂视为一个封闭空间，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也逐渐成为其他封闭空间（如工人住宅、学校）的主人。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被征服，可能是通过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可能是通过殖民化（colonization），或者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但在当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已经不再直接参与生产，而常常把生产活动外包到“第三世界”，甚至包括纺织、冶金、石油等复杂的行业。这就是所谓高阶生产（higher-order production）的资本主义。它不再购买原材料，也不再销售成品。它购买的是成品或零件。它要卖的是服务，要买的是股票。这已经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产品（product）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就是为了销售或推销的资本主义。因此，它本质上很分散，工厂已经不再主要，而被公司取而代之。家庭、学校、军队、工厂不再是明显的类比空间，它们过去更接近所有者——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权力，现在却更接近只有股东的单一公司，向编码的数字靠拢——无论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

艺术也已经离开了封闭空间，转入了开放的银行回路。市场的征服不再通过规训训练，而是通过掠夺控制权（grabbing control）；不再依赖降低成本，而是通过设定汇率；不再是通过专业化生产，而是通过改造产品。因此，腐败获取了新的力量。营销已经成为了企业的核心或者说“灵魂”（soul）。我们被告知，企业有灵魂，这可真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消息。如今，市场运作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形成了我们这个无耻世代的主导力量。控制是短期的，周转快速，但也连续、无限制；规训则是长期的，无限、不连续。人不再被封闭，而是被债务奴役。确实，资本主义让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常态，因为贫穷而负债，因为人口过多而被禁闭（confinement）。但是，控制不仅需要处理边境的侵蚀，还需要处理内部贫民区或者棚户区的动荡。

三、方案

控制机制的概念，让我们能在任何给定的瞬间确定开放环境中任何元素的位置——无论是保护区里的动物还是公司内的员工，就像电子项圈一样。这并不一定只是科幻小说的构思。瓜塔里（Felix Guattari）构想了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离开他的公寓、街道或社区，需要使用他的电子卡来解锁障碍。但这个电子卡也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某几个小时内被拒绝使用。关键不在于设置障碍，而在于追踪一个人的位置，不论这个人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都以此达到广泛的调控效果。

从一开始，控制机制的社会技术学就不可或缺，并且已经在取代那些自声称陷入危机的封闭式规训场所。或许，我们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源于旧有主权社会的方法，看到它们重回舞台，但必须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关键是这个变革已经启动了。在监狱系统中，我们试图寻找一种“替代”的刑罚，至少对于轻微犯罪来说，使用电子项圈让罪犯被迫在家里静待一段时间。在学校系统中，连续的控制和终身学习理念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大学研究。企业也出现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在医院系统中，“没有医生或病人”（without doctor or patient）的新医学理念正在应用，以识别出潜在的病人和可能的风险对象，但这并不代表个体化，而是用可以被控制的“分散的个体”代码来替代身体或数字身体。在公司系统中，不再是通过旧有的工厂方式，而是采用新的方式处理金钱、利润和人员。

虽然这些只是小例子，但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危机的含义，换言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正在逐步、分散地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乎工会的职能，它纠缠在对规训的反抗历史中，困扰在封闭空间中——它们是否能够自我调整，还是会让步于针对控制社会的新型抵抗形式？我们是否已经能够勾勒出这些即将到来的形式的轮廓，这些形式能否威胁到市场营销的旨趣？很多年轻人奇怪地自我标榜“进取心”（motivated），他们重新倡导学徒制和长期培训。他们希望自己能发现自己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就像他们的前辈发现规训的蛛丝马迹那样。蛇的曲折可能比鼹鼠的洞穴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