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宦官的定位

宦官制度的诞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其直接跟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宦官群体的阉割，来维持皇室血统的纯洁性，保证宫廷出生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皇帝的后代。

在古代，造反者们往往都喜欢用君主的正统性做文章，例如陈涉吴广起义的口号中就有“今上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这一句。

公子扶苏反而成为反秦者的借口

因此皇帝为了维护皇权的正统性，就要通过宦官、宫禁、起居注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甚至皇帝某年某日临幸了哪个妃子，皇子什么时候出生、当时身边有多少人、身上有什么标记，都要详细的记录下来，乃至我们今天仍旧可以读到。

某种程度上来讲，宦官制度是天下人对天下共主的共同要求跟选择，其形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实际。

另外，在私有制社会里，男性之间最重要的竞争是生殖权力的竞争，当男性主动放弃生殖权力去侍奉皇帝时，这在君王看来已经是最能表示忠心的行为了。

这里要提一个人，他叫做竖刁，是春秋五霸齐桓公的手下。当初管仲临终前提醒齐桓公小心竖刁，但是竖刁阉割了自己来侍奉君王，获得了齐桓公的信任。

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最后被竖刁活活气死

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
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

某种程度上来讲，齐桓公看待竖刁的态度就基本等同于皇帝看待宦官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一个点是，中国古代一直是家天下、家天下、家天下的模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跟所有者，但是除了主动放弃生殖权力的宦官之外，其余的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他们仍旧代表着自己家族或者某一阶层的利益，与皇帝还存在着竞争关系。

魏晋唐初之前，皇帝实际上是与贵族共治天下，而宋代以后，则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唐代隋不过是关陇贵族将利益代理人由杨姓换成了李姓，即便到了宋明，士大夫代表的也是背后大地主阶层的利益，与皇帝仍旧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

新皇帝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霍光老爷子直接换一个

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公司，那么皇帝就是公司的董事长，其余朝臣虽然是公司的股东，但是他们的想法有但不仅限于谋反自己做老大、另起炉灶单干、侵吞公司资产等等，而宦官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跟司机，即便有人巴结送礼给他，但他的权力只来源于皇帝，是狐假虎威。

宦官的定位是皇帝的家奴，是与外戚、宗室、权臣等争权夺利的工具，同样也是皇帝的替罪羊跟背锅侠。

宦官所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或是默许的，至于宦官专权所导致的朝政混乱，基于的点也都是皇帝想要利用宦官去解决问题。

中国自始皇帝开始就是君主集权制国家，其两大矛盾：一是君权与相权，二是中央与地方。

宦官就是皇帝去处理这些问题的工具。

太监的所作所为大多来自皇帝的默许跟授意

宦官为祸最为严重的三个朝代是东汉、唐跟明，我们这里也只以这三朝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汉代是直到东汉和帝时代，皇帝才主动将宦官用于君权内部君主跟外戚的斗争。看似东汉是因为宦官外戚争斗，清洗掉了朝廷内部的相权，各地烽烟四起，这才灭亡。

而实际上，东汉最大的问题是地方与中央的冲突。

光武帝时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相当于豪强大族联合执政体，而东汉末年宦官跟外戚人脑子打出狗脑子的时候，各地的世家大族都在忙着大肆兼并土地。当董卓趁机而入京师时，才能眨眼间就拉出18路诸侯联军来。

被宦官跟外戚把持的中央政府实际已经丧失了对地方的统治力

而所谓的宦官专政专政的也就是京畿附近的那一亩三分地，他就是想专权别处他也专不动啊。

至于唐代，看似是宦官为祸最为严重的朝代，宦官随意废立皇帝，但实际上宦官的专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唐代宦官跟天子仍旧是家主跟奴隶的关系，宦官废立皇帝的事件只不过是家奴参与主子的家庭纠纷，类似于世家大族里的奴婢提主子争夺产业，纵使有仆强凌主的事件发生，但家奴不可能谋夺的了主家的产业。

宦官没有任何篡夺皇权的可能，即便他的权势大到可以把持朝政，其本质仍旧是借着皇权的皮来狐假虎威，其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仍旧被皇帝所掌握。

气焰再盛的宦官仍旧是皇帝的奴才

例如在唐文宗时连宰相也可以随意诛杀的仇士良，到唐武宗时期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削官罚没其家，且他曾向其他宦官传授经验时曾说：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奢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新唐书·仇士良传》

可见宦官对于皇帝仍是只敢愚弄而不敢欺压。

而唐朝皇帝之所以要重用宦官，一方面是用于皇权内部跟外戚进行帝位的争夺，另一方面则是唐末藩镇割据，皇帝需要收拢兵权，由自己的亲信（宦官）执掌中央禁军（神策军）。

而明清时期，中央君主专制集权到达巅峰，相权与地方实权派全部萎缩，按照道理皇帝对宦官的依赖性应该减少，但反而权阉的气焰在明朝也达到了顶峰。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王振、汪直、刘瑾跟魏忠贤四人，专权于朝，作威作福。

魏忠贤

这一方面是因为宦官是依附于皇权伴生的群体，皇权兴而宦官强，另一方面则是相权缺失所造成的影响。

中国历代皇帝都致力于削弱相权，至于明朝终于实现这一目标，设立内阁以替代宰相，文官集团失去首脑领袖。

而虚化文官集团的领袖虽然让文官变成一团三散沙，但其个体零散的对皇权的侵夺反而更加肆无忌惮。文官们可以肆意的对皇帝的道德行为进行指责，但是皇帝却找不到与文官集团沟通联系的桥梁甚至是杀鸡儆猴的靶子。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厂卫制度应运而生。当皇帝终于受够了与文官无休止的争斗之后，宦官这条恶犬又被皇帝放了出来，对所有敢于蔑视皇权的存在又叫又咬，把文官整的死去活来，皇帝没法做的脏事、破事、拉不下脸面的事，都由宦官去做，而这一过程中宦官的所作所为都是皇帝默许的，种种对朝政的祸乱也在皇帝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

厂卫的酷烈是皇帝放任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来讲，宦官才是跟皇帝最为亲密的人，是真正的主辱臣死、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崇祯选择亲文臣而远宦官，虽然看似是贤明的选择，却未必符合他作为皇帝的利益。

最后总结，宦官群体虽然对朝政危害极大，但其作为皇帝的家奴跟手中的刀子，是中国3000年家天下的关键，对皇帝的作用不可或缺。

——编辑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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