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古代印章，大体上起源于殷商时期。从那时到秦以前这段时间内的玺印，现在习惯于称之为古玺。古玺时代所涵盖的时间，几乎有十多个世纪。古玺时代留存至今的玺印数以千计。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战国时期二百多年间的遗物。现在，我们对古玺的形制，对古玺文字及文字布列等方面的特征，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对于古玺的辨别已经不是难事。但这只是晚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事。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古玺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关于古玺的知识，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积累起来的。人们认识古玺的漫长历程，也正是和近几个世纪以来篆刻艺术发展进程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
古玺的漫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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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元时期对秦前玺印一无所知
古玺印见于后人载籍，大约始于宋代。五代以前，没有出现过专治金石学的学者和著作。宋代起，金石学大兴，始有专攻金石的学者。欧阳修的《集古录》则是第一部金石学专著。自此以后，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者，如吕大临、王俅、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等，皆各有专著，蔚成一代风气。古代玺印也渐渐进入他们关注的范围，并在他们的金石著作中开始有所著录。
王俅《啸堂集古录》就收录一枚战国古玺，（见中华书局1985年6月影印本141页）文为“张严”二字，但摹刻变样，神韵具失，只能从其笔画的形态尚能辨别出一些战国中原古玺的特征。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八摹录三种传本历史上艳称的“秦受命玺”，鸟虫书，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三种传本似乎皆据同一方印摹出，而字画不同，形制大小有异，王俅自己也认为只能是“疑以传疑”。但他同时认为，“其文玄妙淳古，无过于此，虽龙飞凤翥，不足以拟其势，摹印之祖也。”现在看来，这三种摹本字画粗俗猥陋，显然出于后人的伪托。而宋人奉为“摹印之祖”，可见其时对秦以前玺印，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此外，如黄伯思《博古图说》、王黼主编的《宣和博古图》等，也著录了一些战国古玺，但皆考释疏略，体系不善，特别是对古玺的时代认识，尚如在云雾山中。
到了元代，对古玺的认识仍没有什么进步。吾丘衍作《学古编》，后人又称为《三十五举》，他在“二十九举”中阐述了对秦前古玺印的看法：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美恶，楬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节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将军之印，”刘安寓言而失词耳。
吾丘衍的三代无印论，实际上就是秦前无印论。因为认为秦前无印，故吾衍认为，用秦以前钟鼎铭文上的文字，即他所称的“款识字式”入印，也是“大不可”的。处于吾丘衍的时代，因为见闻所囿，发出这样的议论，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问题在于，用很简单的理由，对古代典籍中关于秦以前有玺印的记载，都加以一概否认。他认为《周礼》中所记载的玺印是“不可印”的“手执之节”。对于苏秦佩六国相印的记载，他认为“制度未闻”是不可信的。而《淮南子》有关玺印的记载，只是寓言故事，而且是作者刘安的“失词”。他的这些说法，未免过于武断了。吾丘衍于元代印学衰敝之时，举起复古主义旗帜，首倡印宗秦汉，对后世印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他关于秦前无印的议论，却难免迂阔之讥。
对吾丘衍的“三代无印”说，同时代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他的一位朋友俞希鲁为《集古印谱》作序，序中说：“予观《周官·职金》所掌之物，皆楬而玺之。郑氏谓：玺者，印也。则三代未尝无印，特世远湮没，非若彝器重大而可以久传者也。然则虞卿之所弃，苏秦之所佩，殆亦周之遗制。”
俞希鲁在这篇序言中曾叙述他在杭州认识了吾丘衍，并且得到《学古编》。显然他的上述议论正是针对《学古编》中的“三代无印”之说而发的。俞氏据以立论的文献是可靠的，他对古代文献的解读也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识先秦古玺的实物，所以他的意见还是缺少确证，当时未能成为定论。
（2）明代后期，朱简首先推断古玺的时代在秦以前
吾丘衍的“三代无印”之说，一直影响到明代中期。稍后，至隆庆年间，顾从德以存世古印辑成《集古印谱》，卷首冠以“秦九字小玺”，认为这是最古的印了。这方印即文为：“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九字，原为沈周旧藏，文彭考定为“秦九字玺”（图见罗福颐《近百年来对玺印研究之发展》第三页）。今天来看，此印明明白白的是汉代风格，其时代约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罗福颐在《近百年来对玺印研究之发展》一书中断言其“不过是汉人殉葬印耳”。是否是殉葬品，是值得讨论的，但必定是汉印，这是毫无疑问的。顾从德辑《集古印谱》尚不能辨明秦汉印的区分，对先秦古玺更是无从辨认。其实，《集古印谱》中已经收录了一百多方战国古玺，只是因为不识，所以把这些古玺编在最末一卷“未识私印”内。范大澈编《范氏集古印谱》也把所收先秦朱文小玺列为“杂印”一类。
万历年间的印人甘旸曾用数年时间，以铜玉摹刻秦汉印，于万历二十六年（1596）集成《集古印正》五卷，并以自己的心得和关于古代印章的见解撰文附之于后，这就是他著名的印学论著《印章集说》。他在《印章集说》里就专列“三代印”条目，申明自己的见解并对吾丘衍的“三代无印”论提出不同看法。他说：“《通典》以为，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其文未考。或谓三代无印，非也。《周书》曰，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之天子之座，则其有玺明矣。虞卿之弃，苏秦之佩，岂非周之遗制乎？”
甘旸对吾丘衍的三代无印说作出否定，并没有超越元代俞希鲁的认识水平。他仅仅是依据古代文献作出自己的推断，而且他所依据的文献，有的史料价值不高。如《逸周书》晋代以后才出现，是经过后人整理的，其可信程度是有问题的。甘旸只是提出了问题，申明了自己的看法，而缺少有力的实物证据。对当时人们已经并不少见的先秦古玺，甘旸也还是没有能够辨别出来。我们这样说是有依据的。甘旸在《印章集说》中有“朱文印”一条，他说：“朱文印上古原无，始于六朝，唐宋尚之。”在战国古玺中，私玺中有大量的朱文印，三晋官玺多为朱文，而燕国官玺中朱文古玺也不在少数。可以认为，甘旸将这些文字难以辨识的朱文古玺都归之于六朝时期了。他的这种认识，实际上仍停留在顾从德《集古印谱》的水平上。
对古玺的认识有实质性进步的是稍晚于甘旸的朱简。
朱简晚年撰《印经》一卷，阐述他的印学见解，他在《印经》中说：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极小。汉晋官印大仅方寸，私印不逮其半。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简者，汉晋印也；璞渐大而方圆不类，文则柔软无骨，元印也；大过寸余，而文或盘屈、或奇诡者，定是明印。朱简的这一段话，提出了古印断代研究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玉篇·玉部》：“璞，玉未治者”，这里借指印体。从印章的形制分析，先秦印“璞极小”，汉晋印“璞稍大”，然也只是“大仅方寸”。汉晋以后，则“璞渐大”，以至“大过寸余”。朱简根据印体大小的变化对其时代所作的判断大体上符合古代玺印发展衍变的历史状况。从文字形态上分析，先秦印“文极圆劲”，汉晋印“文方简”，后世印则“或盘屈，或奇诡”，这一归类也抓住了各个时代印面文字最本质的特征。
从玺印的使用方法分析，则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体制较小。后世印为官署之章，故印体渐大。他虽没有说出由“佩服之章”到“官署之章”的变化，但其意思是明白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朱简明确指出，“所见出土古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这是对古玺的时代最早作出的明确的判断。虽然，他所认定的先秦古玺主要是指先秦私玺及形制较小的官玺，对形制稍大的白文古玺未必认识得很清晰。但是，朱简的结论来自对当时所见到的先秦玺印的认识和研究，以实物为依据，印证了古代典籍的记载，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其识力令人敬佩。朱简对古玺印时代的判辨，拓展了古代玺印史研究的新思路，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而且朱简自己也开始仿朱文古玺的印式刻印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否定了吾丘衍认为用款识字式作印为“大不可”的艺术主张，为后世篆刻艺术开辟了新的途径，其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
（3）清代中叶，程瑶田等学者释出“私鉨”二字
朱简对于古玺时代的推断，在当世以及稍后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立即产生广泛的影响，或者说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如周亮工《印人传·书徐子固印谱前》称，徐子固“仿古小秦印章，自朱修能（朱简字修能）外，不能多让。”周亮工对朱简仿朱文小玺所刻的印，从艺术成就方面取肯定的态度，但并没有附和朱简对古玺时代为“先秦以上”的论断，仍然坚持称作“小秦印章”。明代末年及清代前期，许多研究者对古玺的认识仍很朦胧，不能辨清古玺的时代。他们著录古印，往往将古玺作为附录，或不予收录。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吴观均著《嵇古斋印谱》、乾隆三年（1738）程从龙著《师意斋印谱》，其对古玺的认识，都仍然因袭前人。
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为潘有为所辑《看篆楼古铜印谱》作序，释出战国古玺中“私鉨”二字，才使人们对古玺的认识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潘有为字毅堂，广东番禺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善诗工画，喜蓄古铜印，广为搜罗，先后得一千三百余事。程瑶田《看篆楼古铜印谱·序》中记述：“丁未仲秋，邀余往鉴焉。时阳城张君古余，安邑宋君芝山，皆主于毅堂，遂相与发其箧而遍观之，已乃拓之为谱。人各获其一，所谓《看篆楼印谱》者也。”程瑶田在这篇序言中，详细记述了他和张古余、宋芝山相互讨论，释出战国古玺中“私鉨”二字的情况：芝山乃复指一事曰：“王氏之”,以谓余曰:若知“ ”为“玺”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见铜章，有曰“某鉨 ”者，尝疑之。因捡《汗简》有之，曰“籋”字也。箝籋之字，无当于印章。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玺”字耳。《说文》玺从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则本从土，以玉为之则从玉，以金为之或又从金也。然据《说文》，玺专属之王者，而蔡邕《独断》则以“玺”为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惟至尊称“玺”，皇帝六玺以紫泥封之。刘熙之释“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据二书，以为从“土”者，从“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则王者守土之说非也。今曰“王氏之 ”者，则卑者称“玺”之验也。于是复相与披谱，见曰“ ”。又见有“ ”者，又见有“”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玺”二字也。私玺者，卑者之玺，所谓尊卑共之者也。“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
程瑶田（1725—1814）字易畴，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五年（1774）举人，选嘉定教谕。笃志经学，《清史列传》卷六十八称“其学长于涵泳经文，得其真解，不屑屑依傍传注。”又精音律，善丹青，工八分，擅篆刻，著有《通艺录》、《琴音记》等传于世。程瑶田释出“私鉨”二字，是印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贡献。私鉨的明确辨识，以先秦实物印证古代文献中关于秦以前玺为尊卑共用的记载，确凿地考定了古玺为秦以前遗物。《说文》玺从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现在辨明了“私鉨”之“鉨”亦从土。“既尊卑共之，则王者守土之说非也。”从而纠正了《说文》迂腐的臆说。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的学者认识到，“玺”字从“土”，与陶和封泥有关，这是学术的又一进步。曹锦炎《古玺通论》充分肯定了程瑶田的历史贡献，同时指出，“惜未能进一步明确指出其时代。”其实，这种惋惜也是不必的。“私鉨”的认定，已经确定其大的时代范围为“玺”为尊卑共用的秦代以前。至于秦以前玺印的具体断代，则是至今尚未完全弄清的课题，这是无法苛求于前人的。
程瑶田还进一步指出，“玺”字本从土，“以玉为之则从玉，以金为之或又从金也。”又说：“玺但用尔者，古文省也。”这也为后人考释古玺文字开启了门径，并且被后来的古玺文字考释进一步证明，这是确定不移的科学的结论。
（4）古玺的大量出土及分类著录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于金石学的兴盛，学者对先秦金石文字的考释不断进步，对古玺印文的辨识随之日渐增多，对古玺印的时代认识也更趋明晰。加之此际古玺印大量出土，见识日广，搜集古玺集辑印谱也渐次成为一种风气。王献唐在《五灯精舍印话》中认为：“古印一科，至道光以后，始为精进。”道光十五年（1835），张廷济辑《清仪阁古印偶存》，始将战国古玺专列一类，称之为“古文印”。同治元年（1862）吴式芬辑《双虞壶斋印谱》，正式列出“古玺”一类，列于秦汉印之前，并对“古玺官印”与“古朱文印”作出分类。
至同治十一年（1872），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已能比较严格地按古玺的时代编次，对古玺的认识已基本上接近于实际。《十钟山房印举》在汉印之前列“古玺”和“周秦”两类。陈介祺认为，古玺为三代印，而周秦印为周末与秦代之物。按其内容，“古玺”类基本上是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印，“周秦”类包括战国时的秦印，秦代印和部分西汉初年印。这种分类，较之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后人的研究则是在时代的划分和认定上更为明确和精当。王献唐认为，“至陈簠斋《十钟山房印举》出，乃一反前人之纷乱，条分缕析，界畔井然。学者就其所分熟玩，以为鉴别时代之标准，当无大误。”（见《五灯精舍印话》）这样的评价是并不过分的。陈介祺本人对此也甚感自得，他于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七日致吴云的信中说：“宋以来止知有秦印，不复知有三代。今以钟鼎通之乃定，已于《印举》中首举之。”又于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致吴云信中说：“古玺在张叔未处亦未甚标异，自弟以钟鼎引伸发明，当更增重。”（见陈介祺《秦前文字之语》）而与此同时，高庆龄辑《齐鲁古印捃》、郭申堂辑《续齐鲁古印捃》、吴大澂辑《十六金符斋印存》、吴云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等，也都已能把古玺明确无误地划分出来。
由于对古玺时代判断的逐渐清晰，古玺的价值也愈益受到重视，好事者竟相购藏，成为一时风气。先时，山东临淄一带就曾大量出土古玺，但由于无人辨识，多数被当作废物熔铜使用。古鉨官印，以其体大量重，毁损尤多，令人惋惜不已。随着古玺收藏热的兴起，许多古董商开始多方搜求，高价出售。如古董商马文灏就曾遍走各铜庄，于废铜堆中搜寻古玺，每次往往搜得数十百钮，论重量给价。这些玺印，后来都以高价卖给了陈介祺，其中包括《十钟山房印举》中的“粟子讯鉨”、“上臧鉨”等极为珍贵的官鉨。据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记载，陈介祺收集古金石时，有四人专为之供奔走，号高赵杜马，即高文翰、赵允中、杜锡九、马文灏四人。陈介琪晚年，曾出资遣高文翰到各省去专门搜集古玺印。越数月归里，而陈介祺已老故。文翰大痛，自拓所得玺印，暮夜焚于陈墓，哭而祭之。此外，一些收藏者相互以高价竟购，古董商奇货可居，抬高售价，也时见于记载。但因此也使大量珍贵的古玺得以保护，这也是值得庆幸的。
清末至民国年间，古玺成为古代玺印收藏者最为关注的一大门类，光绪十五年（1889）吴大澂辑成《千鉨斋古鉨选》收入古玺956方，是第一部专门汇集战国古玺的印谱。民国年间，相继有一批专门收录古玺的印谱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田焕辑《鉨苑》，黄睿辑《尊古斋古鉨集林》，林庭熏辑《石庐玺印萃赏》，任熹辑《汉瓦砚斋古印丛》，方清霖辑《周秦古玺菁华》等。著录古玺集大成的专谱则是由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此书于198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古玺汇编》收录了清代以来各种谱录80余种所著录的古玺，还有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等机构所藏的古玺，以及《文物》、《考古》等杂志上发表的新出土古玺，基本上都囊括在内。全书共收录古玺5708方，分官玺、姓名私玺、复姓私玺、成语玺、单字玺和补遗六个部分。每方印下编以号码，注明出处并附有释文，是研究古玺最完备的资料结集。
（5）近百年来古玺研究成果
对先秦古玺作深入的考证研究，实际上始于清代末页，至今只有一百多年历史。
始作俑者皆为金石学家。先是王懿荣于光绪七年（1881）为《齐鲁古印捃》作序，以印证史，指出古玺中的官称，出于周秦之际，如司徒、司马、司工、司成之属，皆见于周代官制。他从史学的角度论证了古玺的时代。同时，吴大澂则从文字角度开辟了古玺研究的全新天地。他于光绪九年（1883）撰集成《说文古籀补》，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定印行。此书按《说文解字》顺序，正编收入1400余字，以两周金文为主，但其中古玺文字也达570余字，代表了当时对古玺文字认识的水平。虽然他对一些古玺文字的释读不尽准确，但他开创性的工作，为后来古玺文字的系统整理奠定了基础。民国初年，丁佛言于1925年编纂《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于1935年编纂《说文古籀三补》，是继吴大澂之后对先秦文字其中包括古玺文字研究的新成果。
1915年，罗振玉辑《赫连泉馆古印存》，他在序言中首次指出：“古玺中有成语印，如得志、右生、安官、敬事、明上之类。”次年又辑《赫连泉馆古印续存》，在序言中再次确指古玺中有成语印。他还以古玺文字与贞卜文字、吉金文字、古陶文字互为参证，进行综合研究，从而使古玺研究工作上升到更为科学、更为严谨的学术层面。
罗振玉之子罗福颐继承其父事业，对古玺的搜集与研究不遗余力，并着手纂集古玺文字字典型的专书《古玺文字徵》。他在《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一书中记述，1924年初，王国维曾致书罗福颐云：“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拟为一文以正之。兄所集古玺文字，其中与《说文》古文同者，如恒字之类，必不少，祈录示。”
罗福颐因而录出《古玺文字徵》中的上、下、信、公、秦、宰、碣、渴、吴、恒等二十余字寄王国维。据此，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列举正始石经古文及战国遗物上的铭文，以至古陶、郢金、货币上的文字，参证玺文，合者十同八九，因而认定古玺文字为六国古文无疑（见《观堂集林》卷六）。认定古玺文字属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体系，是古玺研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成果。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尤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王国维所作的《桐乡徐氏印谱序》，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对一本印谱的评价，而成为古玺文字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正如曹锦炎《古玺通论》中所说：“王国维的结论，凿破浑沌，在古玺文字及战国文字的研究方面，意义巨大。”
1930年，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徵》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专门收录古玺文字的著作，全书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629字，不可识而入于附录的650字。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对古玺文字的研究已经由吴大澂的草创时期发展到成熟时期。而这种学术上的成熟，因为有了王国维对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的论定，而显得更具有明确和深刻的意义。此后，关心古玺研究的学者甚多，而卓有成绩的当推黄宾虹、王献唐二位先生。黄宾虹以书画名于当世，然其一生，于古玺的搜集、考证亦多所贡献。数十年间，聚古印二千余钮，钤有《宾虹草堂藏玺印释文》，这是第一部以考释古玺为主的专书。他对若干古玺文字的释读，被古文字学家认为确切不易。他以古陶片、古印陶与古玺文字参证，著《陶玺文字合证》，也具有开创意义。王献唐著《五灯精舍印话》，内容广泛，其中关于古玺的形制、时代、文字考释等方面，有极为深入的研究，是印史研究中一部重要的专著。
进入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蓬勃开展，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层出不穷，随着古文字研究的不断深入，古文字学者对古玺研究的日益关注，使古玺研究呈后学转精、方兴未艾之势。在古玺文字的审释、形制的考述、年代的推断、方国的隶属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1959年李学勤发表《战国题铭概说》，在介绍传世的重要古玺时，第一次按地域指出其不同的特征，这是五十年代对古玺作分国研究的先声。1980年，裘锡圭发表《战国文字中的“市”》，结合各种古文字资料，考释出古玺中不同国家“市”字的不同构形，使古玺的分国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81年叶其峰发表《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古玺分国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1991年曹锦炎完成《古玺通论》，比较清晰地钩画出隶属于各国的古玺特征，而且就古玺的时代划分、形制分类、文字释读及其与篆刻艺术的形成、发展之间的关系详作论证，是古玺研究中一部集大成的通论性专著。
此外，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大量各有建树的古玺印研究专论和专著，考释出古玺中许多疑难文字，解决了古玺研究中许多关键性问题，对于古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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