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南京印社学术刊物《印说》2009年第2期
世人皆知黄宾虹以山水画创作及画论名世，而很少知道其在印学上的贡献。人们在考察黄宾虹艺术实践时，仅仅局限于山水画范围，很少涉及其山水画成就与印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其所留下的论著中，画论与印学平分秋色，构成了其学术论著的主要部分，而其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则多得益于古玺印的美学思想，其画论的研究是建立在印学的基础之上的。其认为“金石文字有关作画用笔处尤多，故画必当研究金石文字。”“前清道（光）、咸（丰），金石学兴，绘画称为复兴。”（1）其山水画创作取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得益于古玺印的收藏与研究。遗憾的是在学术界，尤其是国画界及篆刻界很少关心其印学成就。本文就其在印学上的贡献浅谈于下。
一、辑录印谱 考释印文
黄宾虹辑录印谱，考释印文的目的在于“三善”：“殷商贞卜，周秦鼎彝，考释诸书，日益繁浩；说文古籀，汗简石经，七国古文，湮没已甚。昔著竹帛，嬗变隶楷……足资征引，其善一也。篆分大小，禀训斯冰，碑碣留遗，风雨剥蚀，古印出土，如发新硎。画以肖形，字多异体，方圆奇正，可助挥毫，其善二也。阳款阴识，间白分朱。制别官私，质殊金玉。立亭覆斗，钮侔筑坛。驼虎龟蛇，状兼各兽。子母穿带，急就回文。凿铸异宜，犹瞻制作，其善三也。”（《滨虹草堂古印谱叙》）在这段论述中，指出从事此项工作可以了解中国文字变迁史，考证经史。可借鉴古玺的篆法、笔法、刀法、章法、印钮等来丰富书画创作。若考察清以来书画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大师级的人物皆是诗书画印齐头并进者，尤以吴昌硕、齐白石为最。中国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从事某门类的创作只有在异类中吸收营养，在异类中求其通，才可能创造出超时代的精品之作。研究黄宾虹的山水画创作，若抛开其印学研究，则很难了解其创作思想及方法。
黄宾虹嗜古玺成癖，终生致力于古玺印的收集与整理。其辑录的印谱有《滨虹草堂印谱》、《滨虹草堂集古印存》（四册本）《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十六册本）、《滨虹草堂集古印谱》、《竹北移古印存》等，是自清以来集古玺印谱数量最多者。由于古玺印谱的辑录，在当代印学史上，人们若知道黄宾虹对印学有研究也多认为其是一位古玺收藏家，这是不科学的。
黄宾虹好游山玩水，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收集古玺。其一生收集古玺两千多枚。每有获，则狂喜之。如其在《叙印谱》中记有得孙况印的一段话：“唐颜师古注：‘孙况即荀卿。’顾亭林言：‘荀之为孙，如孟卯之为芒卯，司徒之为申徒，语音转耳。’是为确证。既而余得‘孙况印’，鼻钮铜质，土花斑驳，翠泽尤新，而文字秀劲，颇类李斯小篆，因悟秦政封禅诸碣，若琅琊台泰山石刻，其体制皆无以异，为之狂喜。拟以‘宝荀’名楼，师龚定庵‘宝燕楼’意也。”从此则资料可看出黄宾虹嗜印之情怀，足可与汪关得印改名相媲美。
在古玺印的考释方面，罗福颐在《宾虹草堂古玺印释文》序言中说：“自来释玺印皆散见而无专书，宾虹实为首创。”赵志钧在《宾虹老人集印轶事》中说：“就我所知，一部由黄夫人亲手整理的宾翁手写全部古玺印释，计六大本，黄夫人亲自题‘宋若婴理整’字样，很郑重地捐献给国家，这是一部最完整的古玺释文。”在其论著中，如《古印文字征》一、二，《释绥》、《释傩》、《凤文古玺》、《龙凤印谈》、《藏玺例言》、《周印略说》等，可反映出黄宾虹在印文考释上的深厚功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其金文书法的成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在有些作品上，其把金文对联与古玺合二为一，如在“秋水文章学庄子，名山遗逸忆桐君”金文联中，附有周印印蜕，并指出“晚周文字与先秦不同”。就当时国内书画界来看，深研古文字者无出其右。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其《六国文字学》，其在1930年致俞叔渊的书信中说：“年来古印出土，发现六国文字者尤多。暇集古印文，以《说文》部首分次第，庶有补于读古书之助，亦未可知。从事于此有年，作辍不常，时虞间断，徜乘余闲，此作可蒇事，亦为前人所未为者。其余新知，当不在甲骨下。甲骨殷商文字为一宗，钟鼎文字为一宗，六国文字、古印、泉币、陶器亦当成为一宗。”从这段资料得知，该书的编写是依赖于古玺印的出土，是建立在古玺印文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在收集古玺印、辑录印谱、古玺印的考释及六国文字的研究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研究古文字变迁史的突破口是建立在古玺印的研究上。黄宾虹早期的学术成就集中在古玺印的研究上，在此基础上，才逐渐在画论上有所建树，是理论与创作双绝的艺术家。
二、印学论述 独树一帜
从1911年开始，黄宾虹与邓实着手编辑《美术丛书》。由于黄宾虹对古玺印的长期研究，认识到收集研究古代印学理论的重要性，便在此丛书中收入了印学资料，这在近代美术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为保存古代印学理论及为后来者研究印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黄宾虹的理论研究中，是把篆刻与书法、国画同等视之，且能互相诠释。
在《叙摹印》中，其对古印章进行了分期，“以今证古，自秦迄于近日，可约分为三期：一曰铜玉印之时代，一曰杂品印之时代，一曰刻石之时代。”认为秦汉时期的印章以金银铜玉为印材，应归于铜玉印之时代。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其印章文字混乱，斋馆印大行其道，印材出现了象牙、玛瑙、黄杨、竹根、瓷料、水晶等，印章追求精巧、奇，古法已失，此时期的印章归属于杂品印之时代。自元王冕以花乳石刻印开始，海内篆刻大家皆以石为印材，故元明时期的印章归于刻石印之时代。黄宾虹划分古印章分期是以印材为标准的，这种划分在当代印学史上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该论文中，黄宾虹分别论述了《铜玉印之制作》、《杂品印之优劣》、《刻石印之精美》等，对古印章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得出《篆刻为文人旁及之学》的结论。并对古今印文、印制、摹印篆法、缪篆笔法、摹印刀法、印钮等篆刻基本语言有所涉猎。该文原载1907年《国粹学报》，百年将至，今天读来仍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印学宏论。
1926年《艺观》第一期上，曾刊登过黄宾虹的《篆刻新论》一文，但只有《自序》、《编目》、《第一章－明篆》，后未见再续。其《编目》中包括明篆、扩识、补籀、证史、去伪、藏古、篆刻、流派八章，从其体例来看，其印学态度是严谨的。惜已不见下文了。1930年，黄宾虹致信于郑履端：“所惜金石之学大发明于同光之代，惟印学尚无说明之著作。鄙意屡欲将历代印学条分缕析，用一种简易文字，以饷同志，几次易稿，至今作辍不常，深为抱愧。”若此稿尚在人间，则当惠及印林之同道。
在黄宾虹的印学论述中，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陶玺文字合征》，1929年，《艺观》杂志上有一则广告：“周秦古玺近日发见者愈多，但人鲜知其为黄宾虹先生专门研究古玺，有滨虹草堂印谱初二集。近又研究陶器，始知古人范金合土原无二致，举证二十余事，皆难得之材料，末附新出土陶片百纸，为好古者不可不见之书。”在这部著作中，黄宾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印章起源于母范之说。“古玺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可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昔者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要皆为地名、官名、人名，数端而已。词意简质，形状参差，或有玺字或无玺字，制各不同，或从木金，或从木土，文亦殊异。兹拓古陶，下列古玺，比类齐观，资征引焉。”在所引的图片中，古陶器与古玺印的印文与形制完全相符的有两枚，不完全相符者有五枚，首字不同者一枚，还有大量的古陶器文字资料，开创了研究古陶玺文字的先河。
邓散木《篆刻学》的初稿写于三十年代，是上世纪印学史上划时代的杰作。但我们不难发现，《篆刻学》仅仅是古代印章的梳理，偏重于技法范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印学著作。若我们分析黄宾虹在印学上的贡献，则可改写这种观点，黄宾虹才是近代印学研究的鼻祖。
三、篆刻能为 自然浑厚
黄宾虹述而能作，其虽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也可看出其深厚的功底。1921年，黄宾虹在致李壶父书中说：“仆于西泠，差喜龙泓，余子圭角太甚，似伤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为佳。若吾乡垢道人、巴予籍二公，非特开西泠之祖师，而且阐古玺之秘奥……”“近贤如赵悲庵亦极推崇巴氏，真能不囿于畛域者矣。”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其很佩服赵之谦，推崇程邃和巴慰祖，其原因是程、巴二人的作品有古玺味，这与黄宾虹终生致力于古玺印研究有极大的关系。而黄宾虹留下的篆刻作品，也多以古玺印为主。黄宾虹研求六国文字，这必然会影响到其篆刻创作，也因此奠定了其古玺印风的格局。黄宾虹流传下来的篆刻作品很少，能见到的如“黄山山中人”、“冰上鸿飞馆”、“冰庐”、“黄质宾鸿”、“黄宾虹”和“黄宾虹印”等，除最后一枚外，皆为古玺印风。由于其篆刻作品创作较少，故人们往往忽略了黄宾虹的篆刻地位，而了解其印学贡献者就更少了。客观地说，黄宾虹的篆刻创作与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等人无法相比，但其在印学上的贡献，则无后人。从当今人们评价黄宾虹的篆刻实践和地位来看，评价一位篆刻家的艺术成就，只看其作品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到其印学成就，这似乎是当今的一条潜规则。正因为如此，没文化的篆刻家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看到，评价一位篆刻家的地位，并不仅仅在于其作品的数量，而在于作品的深度。吴、齐、邓等人的作品多，但风格一旦形成，也有千印一面的感觉。
若从其所从事的印学研究及创作来看，若为其定位，其应该是一位近代印学大家，其次才是一位篆刻家。在黄宾虹看来，一个中国画画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借鉴金石文字及篆刻艺术的营养。在其艺术实践中，其很重视清代懂金石文字及篆刻的国画家，就是一个例证。其金文书法虽留世不多，但在当时公认为举世第一，这也是来自其对古玺印文研究的结果。正因为其印学的研究及篆刻的创作，才为其国画的创作及画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国画取得的成就，又掩没了书法、篆刻之名。因此，研究黄宾虹的印学贡献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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