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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从医的经历谈我对中医学的新思考

从我从医的经历谈我对中医学的新思考


这是给北京某出版社一名高血压患者的一封信,患者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

编辑:

    您好,有些话电话中说不清,所以我才写信进行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这只是我个人一点不太成熟的看法,从我的从医经历谈到我对中医学的新思考,而且是想到哪儿便写到哪儿,没有层次。

    您与曹社长是同行朋友,曹社长是我的表妹夫,我、曹社长、我表妹都是同龄人,您也把我当成一个朋友看待吧。他俩对我比较了解,因为他俩见识广,有学问,有涵养,在他俩的关照下(也包括批评),我的进步也快了点。他俩都有高血压病,我在工作中对高血压病在中医方面有了一点新认识,可能还比较肤浅,用这个方法也治愈了一部分高血压病人,所以我首先想到用我学到的知识,为亲人和朋友解除病痛。起初我表妹也不太相信高血压病能治好,因为现代医学由于其理论的局限,一直认为高血压病是不能根治的,是要终生服药的,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肾损害皆是高血压病的并发症。如果有了并发症,对工作生活肯定有影响,严重的还拖累了家人,所以预防和治疗很重要,尤其是预防第一的思想,这就是中医说的“治未病”,包括未病先治,既病防变,轻病防重等内容。说某大夫治愈某病很高明,能预防住不患病的大夫才最高明。只是预防的作用不被人们注意罢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根据表妹和表妹夫的情况给他们配制中药,还有一个表妹也是高血压病,他们三人服用我配的纯中药后都说效果好。且中药不象西药那样长期服用对肝肾等脏器有损害,中药是安全而无任何副作用的。因为中药是天然生成的,象绿色食品一样。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重在调理,调理第一的思想是中医学最为明显的特征。血压低了调高,高了调低,使血压恢复到正常状态。不象西药降压药那样是压制、强迫性的。有的人服中药期间血压还高,等停药后高血压病却好了,这是把人体功能调节到正常的结果。我的看法是:比如40岁得了高血压病,我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整到你40岁以前无高血压病时的身体状态,即使有遗传倾向的也是一样的。一个人绝对不会一生下来便是高血压病。

    我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才立志学医的,而且1984年我的高考成绩不错,但不管分数高低,我立志一定要上河南中医学院,为象我这样经历过病痛折磨的人解除痛苦,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

    由于由于我表妹夫对你俩的关心才推荐了我,我应义不容辞地努力为你们服务好,至于药费的事,暂时不说,能为你们解除病痛,彻底根治,是我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说,能用自己的能力为病人解除痛苦,也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没有什么比着更能使我感到欣慰了。我们从医患关系变成朋友关系最好,有句话说:“情义值千金,金钱如粪土”。

    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挖掘“。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自然做斗争,与疾病做斗争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丰富内容的一门科学,我们具有高深学问的先哲们,站在朴素的唯物辨证的角度去观察人体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把这些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某些客观规律联系起来,并将长期实践得来的医疗经验不断加以深化,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系统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医药学。中医学深奥莫测,穷其一生,仅得其皮毛而已,但就是这点皮毛知识,便能为社会创造无穷价值,便可造福人民,造福后世。而中医成才的道路何其艰难,首先他是实践医学,由实践上升到理论,临床经验积累最重要,这就要求多诊病,多看书,勤思考。中医真正成才的并不多。在古代,皇帝还广招民间名医进宫诊病。由于民间祖传名医接诊的病材多,知识面广,考虑问题全面,辨证准确,,用药精当,水平极高。你们都是搞文字的,学识也丰富,想必对中医学有一些认识,对现代医学暂时还不能治愈的疾病,有很多用中医药治愈了。几千年来,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了巨大作用。我就有很多这样的病例。1992年我从河南中医学院毕业的第三年,我治愈了1例在北京天坛医院被判为死刑的脑干胶质瘤患者(脑癌),而且是我主动为她治疗,为他熬药送药,看她服下,现在15年过去了,这位病人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当时我接诊时,患者头痛如劈,眩晕不能行走,饮食呛咳,连一口水都咽不下,但奇怪的是患者能少量喝些中药汁,中药养人,坚持治疗1年,硬是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由此我在当地一炮打响。当我把治愈该例脑瘤的消息写信告知郑州电力医院曾为患者作磁共振确诊的杨大夫时,杨大夫也不相信,等患者站在面前时吃惊了,还请示院长免费复查磁共振。当杨大夫看到为病人治愈的中医大夫才20多岁时,更是惊讶,杨大夫以为应该是一位老中医治好的。以后有陆续治愈了几例在大医院没有治愈的病人,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是由于我对中医学执着的追求,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对患者极端负责的态度,向同行学习,向前辈学习,向患者学习,越学越感到自己的不足,努力进取才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中医学道路漫长而修远,我可能像登山一样还不到半山腰,离顶峰还差的很远,仍当不断努力去攀登,以期达到最高境界。

    西方说的安乐死,人患者绝症(我认为没有什么绝症)后,为减轻病人的痛苦,可以实行安乐死,我坚决反对。这样病重了医生不去想办法治愈或减轻患者的痛苦,反而推脱无法医治,这样医学如何进步,疑难重病如何能被逐渐攻破呢?太荒谬了。

    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新中医》1999年11期上的《中医药治愈一例脑干胶质瘤报告》,以后我和院长王冠民合作陆续发表了五六十篇学术论文。王院长1996年安排我在病房与西医同道一起工作学习,做住院医师,可以对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进行对比思考,积极向西医同道学习。做住院医师这6年的工作经历对我的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也是王院长的良苦用心。我们对高血压病、脑梗塞的论文分别发表在《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年第6期、《山西中医》2006年第5期、《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有的中医杂志社编辑来信约稿,说我的论文“有价值,对患者帮助很大”,不断有全国各地的患者来电来信或来人求医问药,我都热情地解答诊治,昨天石家庄市的一位脑瘤患者的家人还来到鹤壁找我问病开药。20多年来我治愈部分大医院也治不好的疑难重症(包括癌症),这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对我来说,如果治不好。那才是最遗憾的事。

    中医学博大精深,一个好大夫要广博又要有专长,世上没有不可治的疾病,只有不会治的大夫,或暂时还没有治愈的方法。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谓不能治者,未得其术也。不要盲目迷信权威,中医学很多秘验绝招还在广大的民间。由于大医院专科分得太细,大夫接触病种有限,对全面提高不利。很多中医大夫的综合能力有限,而对病人来说,疾病是复杂的,一个知识丰富的中医大夫一张小小的处方,便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治病求本”。中医学最讲整体观念,辨证施治,这是中医学的精髓和基本特点。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一书奠定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两千年过去了,仍在有效地指导临床。我通过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学习,把慢性病诊治法则归纳为过五关,分别是:开胃进食关、健脾止泻关、益肾固精关、驱除邪毒关,简称“进、存、通、固、排”五字诀,以此指导对慢性病的诊治,这也是我通过学习对中医理论的重新认识,此文《慢性病诊治大法》发表于《黑龙江中医药》2001年第6期上。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体现的辨证施治思想,“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历朝历代凡学中医的人,无不奉为宝典,几千年来,无人能够逾越,正所谓“千古一人,医中之圣”也。学中医首先要入门,以后造化深了还盼望登堂入室,入室何其难哉!需要不懈的追求,苦苦思索,用心领悟,“悟”很重要。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一首诗写的好:“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对你们来说是班门弄斧了。这就是说,苦苦追求的东西,只要努力了,某一天忽然发现,我梦寐以求所要想得到的东西正清清楚楚地摆放在眼前。这也是中医学比较高的境界,恐怕对别的学科也是一样的。中医学讲阴阳五行,讲整体观念,讲朴素的辩证法,其理论是抽象的,说理的,西医或者不能理解或说是不科学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我们中医从不反对西医,且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如中医也讲到要明确诊断(即中西医双重诊断),辨证治疗。民国时期,余云岫曾提出要取消中医,遭到举国反对。对患者来说,有了重病,“宁愿糊里糊涂让中医治好,不愿明明白白地死去”。有的西医说中医不科学,糊涂,只是西医的手段还没有认识到中医的道理,没有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对中医来说决不是糊涂。难道西医能果断地说你在所有的方面都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吗?其他的医学都是愚昧的么?我所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医学体系,如藏医、印度医学等,也是有效的。为什么一定要让西医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西医才100多年的历史和中医学几千年的历史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说日本、韩国中医能赶超中国,可笑,也不可能,中医的根本在中国,已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而且很茂盛地生长壮大着,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地大物博,中药就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宝贝,抓一把草便是药,日本、韩国的汉方医一万年也赶不上中医。中国中医学界这么多有识之士艰苦不懈地努力着,使中医事业不断发扬光大,中医事业肯定会越来越强大。但我们决不能故步自封。像日本搞的什么提取中药有效成分,搞什么颗粒剂型,纳米技术,中国人也再搞,每味中药成分很多,一张处方一二十味药物,成分该有多少,且放在一起煎煮,发生了多少化学反应,谁又能研究的透呢?曾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故事:某中医开了一张处方,效果不佳,患者拿到另外一位中医那里,这位中医只是在原方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药便治愈了患者的病。患者说第二位中医高明,但第二位中医却说第一个给患者开方的中医更高明,他已把你的病看透了。你看第二位中医多么有涵养,从不诋毁同行,而且设身处地为同行说话,这叫一药之师。第一位中医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去拜访这位一药之师。第二位中医用自己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品德感动了同行。我就要学习这样的中医前辈。

   有人问我中医能治疗什么病,我的回答是:只要掌握了中医学的金钥匙,掌握了整体观念、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掌握了中医学治疗疾病的理法方药,任何病都能治疗。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走出学校大门时什么病也不会治(实际上1984年我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便治愈了在洛阳白马寺正骨院也没治好的股骨骨髓炎患者,患者是我的小学同学)。只有治好了第一个,才会有第二、第三个,知识经验是在不断积累丰富的,我是一个纯中医大夫,一般不用西药,所以治好病,患者都说是我治好的,为我传名(可能有点名利思想,不可取)。如果我用西药或中成药为病人治好病,病人可能会说是吃了某种药治好的而不是大夫的功劳。但并不是说我反对西药。只要我对中医事业的痴迷和执着追求,才能有利于中医思维的建立,才能不断地进步提高。我院付院长秦金堂曾说:“在全鹤壁市,像郝现军这样纯中医也没有几个。”这是过奖的话。即使现在认为无法治愈的疾病,中医只要辨证准确,用药合理,便可治愈。所以说中医没有不会治的病,这绝不是夸张。还有一种现象,同一病人找不同的中医看病,一人一方,方方不同,但条条道路通罗马,都能治好,总有一个中医的处方治愈最快,最简捷,最高明,即一种疾病可用不同的方法治愈。

    治疗高血压病的经验不是我有意发明的,是我在治疗脑梗塞时无意发现的,也是我知识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我治疗脑梗塞时用某一处方效果比较好,有的高血压病人找我看病,我当时太忙,就把我配的治疗脑梗塞的中药送给他吃了,竟然治愈了。是啊,脑梗塞大部分是高血压的最终结局,比高血压要严重的多,重药用于轻病效果自然地好。我无意中领悟到这一点,拟定“水蛭活血方”(《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年第6期初次介绍)用于高血压病、脑梗塞、心脏病、心力衰竭、静脉炎、静脉栓塞、脑萎缩、老年痴呆症、脑动脉硬化等疾病的治疗,效果良好,为许许多多的患者解除了病痛。如安阳吴某,患脑出血后遗症,卧床半年,服用水蛭活血方半个月后,能下地行走。二矿退休工人赵某患下肢静脉栓塞,新乡某医院介入治疗无效,用水蛭活血方治疗2年痊愈,连当时新乡的住院主管大夫都说:“想不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水蛭活血方应用心得》一文发表于《山西中医》2006年第5期上。慢性心衰严重的活不了几年,我用水蛭活血方治疗多例,患者认为效果特别好,救了他的命。我用水蛭活血方治病的效果受到了广大患者的普遍好评。我又写了《再谈水蛭活血方的应用体会》、《水蛭活血方治愈一例下肢静脉栓塞报告》已投稿杂志社。一个病有共性,具体到每个高血压病人,由于身体状况、形体肥瘦、生活习惯及环境、饮食结构、体质寒热虚实等等的不同,个性不同,用药自然有异。这就讲到中医学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问题,这就需要中医大夫辨证施治,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对你和丁编辑,我询问了身体状况、饮食习惯、大小便睡眠等情况,脑子中首先对你们的身体状况有了一个大概了解,即使不能亲自见面,勉强拟订一方,努力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如果见了面,通过详细的四诊(望闻问切)检查,我想会更好,等有机会吧,或许以后我到北京发展,我们见面时再详细诊断。

    我最早主动用水蛭活血方治愈的高血压病人是我院行办主任李某,他患高血压8年,服了8年西药降压药也降不下来,我开玩笑给他治疗,停用西药,服用水蛭活血方2个月而愈,现在六七年过去了,他什么药也没吃过,身体健康,他前两天还说他的血压有时还低呢。

    中医望闻问切四诊非常重要,你们也可能听说过,有经验的中医大夫通过望、闻、切诊,还没等病人开口,大夫已把病人的病情说的一清二楚,这决不是虚夸,我也有这样的体会。这只是一个大夫长期临床经验的结晶,但绝不能放弃问诊,且问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更不能拿这个去炫耀自己的医术多么高明。一个高明的大夫,不但医术要高,医德也要好的。某中医德高望重,这是他长期修行的结果,也是自然形成的,而且越是这样的中医泰斗,同时也是非常谦和的人,是让病人感到他是救星,是能让患者见到他后想把心里话说给他听的人。唐代孙思邈写的《大医精诚》好极了,如果我们每个大夫都像孙思邈要求的那样去做,那么我们的白衣天使不知道要纯洁多少倍!所谓“大医”,不但医术要高,更重要的是品德要好,试问:现在医疗队伍中大医有多少?吃回扣,拿红包不是常见的现象吗?虽然有制度问题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每名大夫自我修养要好,处处替病人着想,使老百姓能看得起病,花小钱治大病。现在有的大医院名医的挂号费动辄上百元,这难道不是把患重病的穷人拒之门外吗?这不是挟技要挟病人的钱财是什么?水平高了,一方面是国家的培养,一方面是患者的信任,再个就是个人的努力的结果,你不想着如何用自己的学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而是一味想着自己的私利,自以为了不起,这病除了他别人看不了,如果像他们所想的,你治不好的病人,被一个不起眼的基层医院的大夫治好了(这样的例子多了),是不是基层大夫的挂号费也要比你翻上几番?

    我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用药风格,也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我曾与我院外科李主任进行过急腹症的中西医合作治疗,效果不错,李主任调往新乡医学院时还说要把我的处方带走使用。总院某护士王某结婚10年未孕,不知跑了多少家医院,最后由我治愈生一女孩。鹤壁四矿王某和田某患老年痴呆症脑萎缩,我用水蛭活血方治疗1年多而愈。

    历史上有许多名医传下著作,但更多的名医一辈子忙于诊务,或写作能力稍差,未能留下片言只语,但他们同样是很伟大的。但历史上文人学医的不少,著作也不少,有用的却不多。有的名医可能一生只传下一首处方,便可造福后世。

    我今年43岁,人生中经历过大的挫折,但都顽强地挺过来了。幸运的是,我这一生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他便是我的院长王冠民,也是中医出身,有才能,更重要的是人品好,对中医学很有研究,对我院的中医事业十分支持,想把我院的中医事业做大做好,对我的工作、学习、为人处世十分关心,常常推心置腹地教导我,帮助我进步,在中医学术方面经常进行交流,共同研究疑难杂症的治疗,互相提高,收益非浅。我的付院长秦金堂也像王冠民一样支持我,帮助我,这对我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我是一个读书人,只要给我一个良好的环境,从不计较利益的得失,便会全身心的投入。王冠民曾对我说:“一个人活这一生很短暂,很渺小,什么也不要争。要有宽容的胸怀,平和的心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你这个人的力量有多大,而是周围的同事、朋友、患者支持帮助的结果:。我已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正准备把我们研究的治疗高血压、脑梗塞、心脏病的成果申报科研成果,如能制成中成药便可造福更多的人民大众,这是我个人力量所达不到的,而需要集体的智慧,医院的力量。

    10年前(1998年),我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进修1年,这个医院汇聚了河南省的中医精英。在该院内二、内五学习。有一次和内二科张主任闲话交流,下班时张主任对我说:“郝大夫,你对中医这么有见解,还来我们这里学习什么,我还得向你学习呢。第二天正好有一个进修生到内二报到,张主任对那个进修生说:你要学中医,跟着郝大夫肯定能学好。”我参与内二值班,有一个病人住院一个月不见好转,我值班一晚上,一付药就痊愈了,第二天患者便要求出院。管床大夫问我用什么秘招给治好了,当时我不敢自夸,因为我是去向人家求教的。在肾病科,查房时有些疑难病,住院治疗效果欠佳,我看到问题的症结,只是建议主任是不是导泻一下,主任查完房回到办公室,一看他的处方正合我的思路,一付药便减轻了。病房里许多病人查房时见我的工作态度,都私下议论我,说我像个大夫。是啊,大夫的一句话,一个举止便能影响到病人。有些大夫工作时乱接打手机,无视病人的存在,有的大夫查房前不先看病历,看有没有前一天的检查结果如何,这样不负责任,怎么能对得起掏钱住院要求及早康复的病人呢?

    我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进修时发现年轻中医大夫大都西化了,是学不到中医的真东西的,实际上他们未必胜我,便到国医堂(退休老中医坐珍的地方)学习。那些老中医大都经验丰富,各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经验(个别人也是徒有其名),我努力要将每个老中医的精髓学到手。我从1984年上河南中医学院时便跟偃师县佃庄乡卫生院老中医郭书升学习,他对肝病深有研究,他是我的领路人,启蒙老师,他的学术思想在我脑海中已深深扎根。郭老师初中毕业,文化程度不高,但悟性极高,我已将郭老师治疗肝病的经验先后写成五篇论文发表在《天津中医》、《辽宁中医杂志》、《福建中医药杂志》、《浙江中医药杂志》,《实用中医内科杂志》上。并与郭老师合著有《肝病论治》一书。郭老师治疗肝病有硬功夫,不离辨证论治精神,因人而异,因病而异,法随证立,证异法异。郭老师年轻时就被他的老师称赞为“拿病特准”,到他这个年纪更是炉火纯青,辨证准,用药很,量大力专,思想纯正,无欲无求,还是虔诚的佛教徒,心态平和,与世无争。我见的老中医也不少,郭老师是民间一个了不起的中医。薄薄的一本《中医基础理论》背的烂熟,且自编成口诀,朗朗上口,还送我一份。他教导我:这本小册子,每个学中医的学生都学过,但能把这本书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举一反三,掌握其精髓的人能有几个,去努力领会吧。他还教导我,不要背死方,要自己辨证,自创新方,效果会更好。

    我先后拜访多位中医名家高手,努力领会其实质,集智慧精华于一身,不耻下问,团结同道,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会飞的更高。有些老中医摸索了一辈子就那么一点东西,但他们都会毫不保留地教给我。可能有的老中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经验的宝贵,但我却能发现他的特殊,他的神奇。在我向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仝士颖前辈学习时,我仅去跟他一上午,我便发现仝老师才是我苦苦寻觅的真人。仝老师涵养高,医术精湛,善用仲景方,独具匠心,融合己见,灵活化裁,是为善用仲景方者。感叹道,我这一生,恐只能望仝老师之背了。学习3个月,我便写了关于仝老师经验的两篇学术论文《仝士颖治疗痹症临床经验》、《仝士颖治疗癌症骨转移临床经验》先后发表于《辽宁中医学院学报》上。虽然还远远没有吃透仝老师的经验,但也取得了仝老师的认可。仝老师曾对我说:“郝大夫,你对很多问题有见解。”老师过奖了。有句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知有多少人能认识到仝老师的神奇。而用仝老师思想指导临床实践,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也要吸收他的营养加以创新,在老师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加以提高。仝老师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眼睛不好使,要通过问诊、切诊、触诊,通过旁边学生述说舌象来口述处方,效果极佳。10年过去了,我每次去郑州拜访他,他还能记得我的名字,说明他对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他的经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下乡在给农民看病及在一附院大科室(什么病都看)时逐渐积累起来,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那个时候他什么病都看,不懂了回家翻书学习,仔细领悟。仝老师喜欢文史哲学,这方面的书籍看的多,很有见解。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使,每周还让他的学生念书给他听。遇到学生不懂的,他都会耐心解释,丝毫没有保留,像个慈祥的父亲。他还向我推荐了好几本医书,对我的帮助很大。仝老师非常谦虚,每次我们见面我向他求教,他都说:“郝大夫,我们共同研究,共同学习提高。”仝老师七八十岁的人了,还说这样的话,我很感动,深深地感到他人格的伟大。无论他的医术医德勘称河南省中医学界泰斗,这是我发自肺腑之言。

    我对院长说:“我无论到哪个医院,永远是一个最出色的大夫。”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现,但同时又觉得有些自傲了,而且显得没有涵养,我当努力修炼,自然形成一种好的品质,让患者,让同道来评价我。

    我所处医院只是一个县级规模的医院,但自从我坐中医门诊,门诊量大增,中草药收入较前明显增加。院长说我院一年中草药收入和市级医院不相上下。

    中医是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块瑰宝,中华民族优良的土壤滋润着他,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一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最优秀的,是出色的,最能使我们收益无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他、爱护他,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句话说“越是民族的越是最优秀的。”

    现在中医学院校教育方式有待改进,中医院校西医课程偏重,没有很好突出中医,没能让学生很好的理解中医的科学性、珍贵性。尤其那些中西医结合专业容易使学生对中西医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产生混乱的认识,不利于中医思维的形成,这种教学方式是否值得商榷,我以为中医教学应偏重中医为是,对西医有所了解,否则就不能对两种医疗体系进行对比,不利于提高。

    我今天罗罗嗦嗦与一个未成见面的朋友说了这么多话,也可能是自我夸耀,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写照,不当之处,敬请指教,您两位编辑都比我大了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人生阅历丰富,请以后不断指教我,共同提高,做一个高尚的人,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和回报,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益的人,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共勉。

    又及:给两位编辑的药我都亲自品尝过,无任何不适,这是我的习惯,给病人配药我先吃一顿,是我的习惯。

   祝两位编辑身体早康复!

 

 附:中医故事:

程门雪早年在上海治疗一个慢性泄泻病人,用调补脾胃法医治,久而不效,后病人带程门雪处方,到沪上名医王仲奇处诊治,王氏索阅程门雪方,凝思片刻,在原方上提笔批曰:“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挥之使去,病者未便多问,照方服用,不料这张屡服不效的药方,仅仅增加了一味,数剂而愈。

                                             郝现军

                                            2007年4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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