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之一，曾与李大钊、陈独秀齐名，是中共三大创始人之一；他曾是毛主席的“顶头上司”，是周总理与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还推荐了总理到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可如今，他的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就是张申府。
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的张申府
1917年，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做助教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三人联手创办《新青年》杂志副刊《每周评论》，由张申府出任总编辑。
张申府在北大教数学和逻辑学，对罗素、罗曼·罗兰素有研究。他晚年回忆，曾在3年内读完了有关罗素的所有著作、论文，报刊，25岁即已成为罗素专家，是中国研究罗素的第一人，钱钟书等名家对张申府极为崇拜。
罗素曾给朋友写信称：“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经斯基接受委派，到中国寻找合适的人选创建中国的党组织。在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下，魏经斯基与李大钊、张申府见了面，随后又在上海与陈独秀见了面。
当年8月，陈独秀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写信称，“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谈。
三人经过商议，一致同意将党的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0年9月，李大钊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
10月，中共第二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成立，张申府是成员之一。
1919年张申府（右一）与李大钊（左二）
建国初期，毛主席与章士钊谈到了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主席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1918年8月，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此时，张申府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编目股股长，还曾两次代李大钊做过图书馆主任。
毛主席当时在图书馆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兼做一些杂务。有一段时间，主席要将誊写好的图书书目交给张申府核准。不料一次出了差错，张申府看后很不高兴，将誊写好的书目重重甩给主席，让他重抄。
后来主席提起这段经历时风趣地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
1920年底，张申府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一起去了法国。刘清扬与周总理、邓颖超等人同是觉悟社社员，彼此比较熟悉。
赴法前夕，陈独秀与张申府上海见面，请他在巴黎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赴法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详细介绍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并介绍她加入小组。1921年春，二人一起介绍周总理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5年确认，周总理在巴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就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因此，张申府、刘清扬就是总理的入党介绍人。
1921年部分觉悟社成员，左三为周总理
1962年3月，周总理对张申府、刘清扬表示感谢：
“1920年我在法国，对费边主义产生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张申府、刘清扬，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费边主义者崇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渐进主义，排斥各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希望能温和地实现社会公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结合起来服务于社会。
费边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行不通，因此，温文尔雅的周总理对费边主义产生过兴趣，但理性又让他很快将其放弃，转而相信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11月，朱德老总与孙炳文从法国马赛辗转到达巴黎，从一位中国商人口中知道有个旅欧少年共产党，知道了它的负责人叫周恩来。随后，二人前往德国柏林见到了周总理，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
总理对二人的执着深感钦佩，把他们的情况向张申府作了介绍。几天后，张申府与二人作了深入交谈，发展他们成为秘密党员。
1923年，张申府经俄国回到中国。彼时蒋介石向孙中山软磨硬泡，得到了与张太雷等人到俄国考察的机会。
在俄国，张申府经人介绍与蒋介石相识。张申府对蒋的军事才干表示钦佩，但对蒋本人并无好感。
1922年张申府在德国
二人第二次打交道是在1924年。
当年2月6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他“蒋委员长”的称呼由此而来。
参与创建的有几名苏联军事顾问，这些顾问有讲德语的，有讲英语的，而张申府通晓德语、英语和法语，遂被邀请来担任蒋介石的德语翻译。
黄埔军校一期招生时，蒋介石委派张申府负责口试题、笔试监考和阅卷。
由于才能出众，工作认真，张申府得到了蒋介石和廖仲恺的信任，不久，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陆军军官学校首批考官，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当时指定了17名教官，张申府是唯一一名共产党员，成为黄埔军校中共第一人。
在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把周总理介绍到黄埔军校，并推他走上了政治舞台。
张申府自己回忆说，他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交给负责实际工作的廖仲恺。名单上有周恩来、周佛海等人，而周恩来是名单上的第一人。
1923年在柏林：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
张申府向廖仲恺及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说，周恩来才华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汇些路费给他。廖、戴二人表示没问题。后来张申府把情况写信告诉了在法国的总理，总理回信表示同意。
总理于8月初来到广州，11月接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由此开启了他个人的军事生涯，创立了黄埔军校中共“红色黄埔系”，成为中共军事工作的奠基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张申府没有像李大钊那样英年早逝，也没有像陈独秀那样被开除出党，其从光辉到黯淡的一生，皆由他自己错误的选择造成的。
张申府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有两件：
一是1925年意气用事，退出了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二是在内战即将结束的1948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一文。
张申府与家人
他退党的过程是这样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党的纲领时，张申府反对与国民党结盟，与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吵了起来。僵持之下，张申府负气离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走出会场时，周总理在外面拦住他，表示赞同他的观点，但请他不要退党。后来赵世炎、李大钊也劝过他。
但张申府性格执拗，他说，“这是我的脾性，宁折不弯……这或者是我的缺点”“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他是弯而不折的……”
退党之后，他辗转于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学校，以教学与翻译著述为生。
1931年，清华大学聘请张申府为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冯友兰、邓以哲几位大师并称清华哲学系“四大金刚”。
1920年在北京中央公园与李大钊等人合影
张申府看人颇准。
他感觉与蒋介石无法相处，于1924年6月辞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并说蒋介石刚愎自用，不可共事，不可靠。
在钱钟书还是20出头的学生时，张申府就写文章称“钱钟书与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几十年后，被他称为“国宝”的二人均成为著名学者，足见其有先见之明。
1936年1月，张申府被推选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民盟前身）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负责人，在北平教育界极具影响力。
30年代初，张申府参与邓演达、黄琪翔等人创办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为该党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张申府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力挺蒋介石，认为他发动内战是剿匪，国共双方应该立刻停止战争，还中国以和平。
文章一经刊出，引起极大反响。
民盟认为他“反人民反民主”，将他从民盟开除。《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随后，刘清扬也登报声明与张申府离婚。
张申府的政治生命至此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等人的努力下，张申府被安排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80年代曾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6年，张申府去世，享年93岁，仅次于罗章龙和刘仁静，是中共建党领导人中活得最久的人之一。
1975年的张申府
张申府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学者，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如果不是性格执拗，意气脱党，他的名字会如李大钊、陈独秀那样广为人知，甚至名垂青史。
但他能预见到蒋介石不可靠、钱钟书、张岱年是“国宝”的那双眼睛，却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只有共产党的胜利才能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他错误的选择因性格而起，也因性格造成政治生命的终结。好在历史没有忘记他曾为我党的创立作出过重要贡献，让我们今天还能记住这种曾被“遗忘”了的党的创始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