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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隶书法脉及风格类型化意义

文◎李贵明

摘要:吴昌硕是晚清至民国时期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全能型艺术大师,享誉中外。其书法诸体皆能,尤以篆书成就为最,吴氏的隶书与篆书相互融合,古拙厚重,以纵驭横,风格独特。其在隶书上独辟蹊径,多方熔铸,求新求变,遂成一代隶书大家。本文就吴昌硕的隶书法脉、艺术特色、风格成因及其风格类型化意义展开论述。

关键词

隶书、吴昌硕、类型化意义

正文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苍石、老缶、苦铁等,浙江省湖州安吉县人。他是晚清民国时期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全能型艺术家,被奉为一代宗师。其传世书作中,主要以篆书为主,也以篆书成就为最。吴氏一生对石鼓文情有独钟,功力深厚,迥出时贤,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晚年用功尤勤,留下众多“石鼓”面貌的临创作品。

吴氏对《石鼓文》的深刻理解及对字形结构独特的“耸肩”式处理方式,倾倒一代代后世的学习者,以至于众多临习《石鼓文》者,直接临摹吴氏摹本,随者景从。吴昌硕传世的行书作品数量亦相当可观,多以日记、诗稿、题跋、小品的形式呈现,其遗世的隶书作品数量则少得多,艺术成就为其他书体所掩。学界对吴昌硕《石鼓文》的撼人艺术魅力留有深刻印象,而对其隶书成就及面貌缺少应有关注。事实上仅就吴氏的隶书而言,成就卓越,堪称一代名手,在清隶中占有不可替代之席位。本文试就吴氏的隶书法脉、艺术特色、风格成因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吴昌硕《节临石鼓文》

一、隶书取法

吴昌硕在隶书上所下的功夫远不如篆书及行草书,从吴氏早年的隶作及其风格来看,其在隶书上倾注的时间不多。我们从其1877年所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这件作品颇能看出吴氏这一时期的隶书风貌。该作品落款为丁丑嘉平月,时年吴昌硕三十三岁。此件隶书结字停匀,风格规整,属于中规中矩的隶书形态,尚无惊人之貌。其用笔与体势受《曹全碑》《乙瑛碑》影响比较大,甚至有些稚嫩,未见丝毫老辣与宏阔气象,更未见受《石鼓文》体势之影响,足证其早年在隶书上用功不多,取法面亦不够广博。

中年时期,吴昌硕曾跟随俞樾学习文字训诂,后又拜在杨岘门下,学习诗文与书法。俞、杨二人均以隶书名世,二位老师无疑会对吴昌硕的隶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大约65岁以后,吴氏的隶书取法范围逐渐广博起来,书风亦随之改变。晚年隶书尤喜雄强厚重一路,多从汉碑上用功,对《祀三公山碑》《嵩山太室石阙铭》《张迁碑》《裴岑碑》等有过深入的研习。这些汉碑不为常人所喜,而吴昌硕独宗之,字体亦在篆隶之间,这为他日后隶书结体偏向于篆隶融合开了方便之门。

吴昌硕在《题何子贞太史书册》中曾说“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由此可知吴氏这一时期于石鼓及汉碑上曾下过狠功夫,隶书功力大进,已脱去早年稚嫩面貌。用笔方圆兼备,老辣厚重,体势纵长,篆隶结合,已形成较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然还未完全成熟。大约在其75岁至84岁这十年时间,隶书风格已完全成熟,每一件隶书作品均老笔纷披,恣肆纵横,人书俱老,已臻炉火纯青之境。“吴昌硕的篆书是取法于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的《石鼓文》,隶书取法于'由篆变隶之渐’的《三公山》,也许这种属字体演变中的'边缘书体’,更利于发挥个性,开拓新的境界。楷书学锺繇,严毅精纯,行草由王铎上溯欧阳询,晚年'强抱篆隶作狂草’,艺术上达到了融会贯通,炉火纯青的程度。” 王冬龄对吴昌硕书法诸体的取向分析透彻,评价亦中肯,颇具代表性。

二、艺术特色

吴昌硕的隶书风格独特,不主故常,凝练遒劲,独步一时。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篆隶融合

吴昌硕的隶书风格与其隶书取法密不可分。篆隶结合、以隶写篆、篆中融隶,一直是清人学习篆、隶书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吴昌硕的隶书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且未在吴昌硕的早期作品中显出任何端倪,而主要在吴氏65岁以后突然爆发出来。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云:“前人作隶与其他书体的区别很大,而清人打破了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充分取各体之长来润色隶书。如郑谷口以草法入隶,朱竹垞以欧法入隶,金冬心以吴碑入隶,张文鱼以飞白作隶,赵悲盦以魏碑入隶,邓顽伯以篆籀入隶,伊墨卿以颜法入隶。这种静、动结合,正、草交错的隶书,实发前人所未发。”由此观照,吴昌硕亦以篆籀入隶,观吴氏晚年隶书作品明显受篆书结体之影响。其77岁所书《西泠印社新建观乐楼碑记》这件全文近五百字的作品中,将多种汉碑元素融入其中,用笔圆厚,体势纵长,篆隶结合,尤将《石鼓文》《祀三公山碑》的结体融入其中,亦篆亦隶。其81岁所作《村里家中》联,84岁去世前两月所作《花亚潮平》联,结体有浓重的石鼓文气息,整幅作品自然生动,气息高古,已臻化境。

吴昌硕隶书《西泠印社新建观乐楼碑记》(局部)

(二)结体纵长

吴昌硕隶书最明显的艺术特色便是体势纵长,打破隶书自汉代成熟以来均取横式的惯例。正因如此,吴昌硕的隶书在清代及民国别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其77岁所书《奉爵雅歌》联,八字均取纵势;其84岁所书《花亚潮平》联亦是如此。为了配合这种结体上的改变,吴昌硕在用笔上也做了相应调整,用笔厚重粗壮、茂密绵实,联句中每个单字犹如威武雄壮的武士,不怒自威,整体效果极佳。

(三)弱化“雁尾”

对“雁尾”的弱化,甚至消失于无形是吴昌硕隶书的另一重要特色。吴氏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弱化“雁尾”:其一,以“点”代“雁”。有些本可以出捺脚的笔画,吴昌硕把这种捺脚处理成“点”的形态,并具飞动之势。这种处理方式立刻会改变我们的视觉审美感受,整个字的重心往左边倾斜,从而达到调节字的重心及增强字势的造型目的,初看似觉突兀,然愈看愈有韵味,不得不佩服吴昌硕在艺术上的胆识与匠心独运!吴氏的隶书作品中类似这种处理方式还有多处,足见已运用自如;其二,化“雁”为平。吴昌硕的隶书,横向“雁尾”并不多见。吴氏不遵常理,本以为要出“雁尾”之处,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其处理成平横,并且数横齐列,形成“横组”,效果极佳。如《花亚潮平》中的“平”字,一般情况下将第二横写长并出“雁尾”,吴氏不但未将“平”字第二横写长反而缩短,而采用篆书体势将第一横写长,中竖亦有意拉伸,出人意表,不同凡响。联中的“车”字横画亦是如此,然纵观整个联对,气息高古,浑穆朴茂,奇肆灵动。

吴昌硕隶书《花亚潮平》联

正是这种对“雁尾”刻意弱化的处理方式,横向笔画缩短,字势也就拉长了,再加上其用笔厚重、沉实、涩劲,更强化了字势纵长、茂密、雄厚的视觉造型。

(四)古拙厚重

吴氏晚年隶作,每一件均有一股厚重之气扑面而来,此为其主基调。用笔厚重,结体古拙,风格独特,力能扛鼎,这种“厚重感”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实践。一是吴氏在结体上非常茂密,有意压缩笔画之间的空隙,笔画粗重,又基本泯灭隶书的标志性“雁尾”,诸多笔画做水平状排列,仅在用笔的提按及起笔的方圆上做一些变化处理。这种结体上的独特处理方式,让其书风又古又新,突开新境,高明之极。当然,吴昌硕的隶书所透露出来的这种古拙厚重、密不透风的视觉审美感受,来源于其对《石鼓文》篆书用笔的自然嫁接及对篆刻的深刻理解,使得其隶书呈现“老树春深更著花”的审美意象。二是吴氏作书喜用秃毫浓墨,其墨黏稠如浆,用笔厚实迟涩,笔画粗重,真力弥漫。有人曾比喻吴昌硕的用笔如推土机式的一往无前,真是形象之极。若近观吴氏书作真迹,竟有浮雕感,苍劲雄浑,老辣纵横。正如沙孟海先生言:“坚挺凝练,不涩不疾,亦涩亦疾,更得'锥画沙’'屋漏痕’的妙趣。”

三、风格成因

(一)独辟蹊径

一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极其困难的,必然要经历一种“破茧成蝶”的艰难过程。吴昌硕的隶书要在大师林立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突出重围,争得一席之地,必不能走寻常路,而要另辟蹊径。吴昌硕的隶书早年风格平平,并无惊人之貌,直到65岁以后才逐渐找到方向,浸淫于《大三公山》《开通褒斜道》《太室石阙》《开母庙》等一般人多不敢触碰的汉碑。他大胆破法,书风突变,朝着正大、雄浑、朴厚的气象迈进,一改其早年规矩、方正、平稳之貌。吴氏隶书面貌的形成,并不是几个碑帖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增损古法,巧妙融合,遗貌取神,并改变传统隶书体势,泯灭雁尾,裹锋铺毫,最终形成其隶书独特的艺术风格,可谓“衰年变法”。

观吴昌硕晚年的隶书总有一种浓重的陌生感,而又不会让你感到违和,这就证明是其艺术风格的成功。这种艺格不仅反映出吴昌硕超凡的艺术审美判断力,也是其多年来苦苦求索,不断变法的结果,终使其卓然而成一代隶书大家。王冬龄在《清代隶书要论》里曾将吴昌硕、郑簠、邓石如、伊秉绶、桂馥、金农、陈鸿寿、赵之谦、何绍基列为清隶九家,这种定位有其历史依据。李可染先生曾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可事实上真正能打出来的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从艺者因为天分、识见及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湮没在艺术的历史洪流中无声无息。吴昌硕正是因为这种艺术上求新求变,独辟蹊径的思想,让其在书法、绘画、篆刻艺术领域均开宗立派,俱臻大师之地位。

(二)多书体融合

就吴昌硕的书法而言,其主要精力在篆书与行草书上面,隶书用功相对较少。吴氏曾在诸多汉碑上下过功夫,同时在隶书中参以篆、楷、行三种笔法,多方熔铸,自成新格,这种独特的面貌,在吴氏70岁以后渐趋成熟。尤其因融入《石鼓文》的结体和用笔甚多,我们有时看吴昌硕的隶书就在篆隶之间,其对“度”的拿捏精准到位。陈大中云:“艺术创作与发展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谜题,许多人一辈子兢兢业业于一碑一帖、皓首穷经,却只能一辈子步人后尘、拾人牙慧,不能自成一家。而吴昌硕却是不专门于隶书,然其深厚的篆书、行草书功夫日积月累地不断发酵,在一种'无意于佳乃佳’的状态下,成就了一种高古浑朴、雍容自在、前无古人的隶书风格。”

吴昌硕 《行书独鹤赤鲤七言联》

试看吴昌硕对联“独鹤不知何事舞,赤鲤腾出如有神”,上联中的“独鹤”“何”为草书,“不知”为行书,“事”为篆书,“舞”字篆、隶结合,下联中“赤”“有”为篆书,“鲤”“如”“神”为草书,“腾”为行书,而“出”又为隶书。在这一副对联中就融合篆、隶、行、草四种书体,而又协调自然,足见吴昌硕能穿梭在各书体之间,自由切换,游刃有余。吴氏的隶书主要得益于其对《石鼓文》的研习,而其《石鼓文》的笔法又得益于其金文。吴昌硕曾反复临习《寰盘铭》《曾伯黍簠》《散氏盘》等商周金文,尤对《散氏盘》异常钟爱,并将这种篆籀笔意施加到《石鼓文》的临习中,使得其吴昌硕式的《石鼓文》焕发出新的生机。其晚年自云“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可谓颇为自负。吴氏又将习篆的心得自然运用到隶书临创当中,篆隶一体,互为表里,隶书65岁以后突开新境,尤其80岁以后更见老辣纵横、恣肆烂漫、气象恢宏,一派郁勃之气扑面而来,已臻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沙孟海先生云:“我曾见到他(吴昌硕)有一次自记'愧少郁勃之气’,寻味'郁勃’二字,就可窥测先生用意所在,《散盘》如此,《石鼓》如此,推而至于隶、真、行、草各体,也无不如此。” 我们若不明白这其中渊源,也就不能解释吴昌硕为何在隶书上用功不多而其成就卓异、远胜时贤之原因。

(三)全面的艺术素养

吴昌硕的隶书风格成因除以上两方面主因外,跟其全面的艺术素养亦不无关系。他精绘画,擅篆刻,晓诗词,修养全面,在多个领域堪称大师。我们通过梳理吴昌硕一生的艺术实践,能真正看到其诸艺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吴氏的书法尤其是篆书,成就了其篆刻艺术,丰富其大写意绘画的用笔,而绘画的构图意识又会促进其篆刻的空间经营;篆刻艺术实践又对其隶书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吴氏的隶书作品总有一股强烈的金石气充盈其间,老笔纷披,真力弥满,积健为雄。王冬龄云:“将篆刻的某些优点融会到隶书中去,无疑会丰富隶书的表现力,特别是凝练苍朴的韵味,就是书法中可贵的'金石气’,篆刻家于此的领悟,当然更深一层。” 因此,尽管吴昌硕在隶书上着力不是太多,而其成就卓越,堪称一代名手。笔者以为吴氏全面精深的综合修养必将对其书法产生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力。

四、风格类型化意义与反思

吴昌硕隶书的艺术成就,或许不在其用笔上的老辣纵横、厚重苍劲,而在其结体上的别具一格,在其所创造的风格类型化意义。众贤皆取横式,唯其独取纵势,正如陈大中所说:“世人作隶,结体皆喜呈宽扁之势,而吴昌硕隶书的结体一开始就偏向纵长之势,并且终生不变其好。” 可谓一语中的,道出吴昌硕隶书的本质特征。沙孟海评价吴昌硕的隶书:“(吴昌硕)隶书爱写雄厚朴拙的一路。他人作隶结法多扁,先生独喜长体,意境在《褒斜道》《裴岑》之间,有时参法《大三公山》《太室石阙》为之,有时更带《开母庙》《禅国山》篆意,变幻无穷。件数虽少,意境特高。” 可谓至评。艺术上的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扎根传统有多深厚,而是在于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推进多少,能在艺术史上贡献出新的又被历史所接受与认可的艺术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吴昌硕的隶书贡献是巨大的,他为我们贡献了一种耳目一新的隶书风格,这种艺术风格足资后人借鉴并从中获得新的艺术启示。

透过吴昌硕隶书风格类型的表面,可以发现其真正的艺术创格来源于其骨子里强烈的求变求新意识。吴氏无论学什么都有与古人争高下、与时贤争胜的艺术理想,正是这种远大的艺术理想,使得他在多个艺术领域大放异彩。吴昌硕晚年的隶书作品结体出人意表,不主故常,别具一格,我们不能仅仅佩服吴氏在结体上的这种胆识,而应该看到支撑这种胆识后面的是超凡的审美艺术眼光,以及苦心孤诣、不断求索的精神。因而,吴昌硕隶书的风格类型化意义,不仅在于其所创造的隶书风格可以借鉴,更重要的在于透过其艺术风格创变背后不断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后人去积极追寻的深层意义。

然而笔者发现,尽管吴氏的隶书成就卓越,艺术风格独特,但吴氏的隶书风格在当代却罕有师承者,几乎看不到吴氏风格的隶书作品行世,这主要来自三方面原因:其一,吴氏一生书、画、印皆开宗立派,具臻大师之位,仅就书法而言,其《石鼓文》风格的篆书名满天下,人们对其书法的关注点自然主要集中在其篆书,隶书声名为篆书所掩;其二,吴氏的隶书作品数量偏少,流传不广,各种出版物刊登吴氏书法作品时几乎清一色为篆书,导致其隶书几无“露脸”机会,其隶书的传播力度远远不够,学界对吴氏的隶书亦缺少与其成就相匹配的关注度;其三,吴氏的隶书经多方熔铸,功力深厚,艺术风格独特,后人难以模仿。大凡艺术风格过于强烈的作品大多可看不可学,风格过于强烈,其包含的艺术规律共性的东西就会偏少,普适性大大降低。换言之,吴氏的隶书成功之道只适合于他自己,并不一定适合他人。他人哪怕可以效仿,然而功力、学养、识见难与其相提并论,只能是东施效颦,虚有其表。以上是导致吴氏隶书在当代鲜有师承及关注度不高的主要原因,吴氏的隶书声名为其他诸艺所累,不能不说,这是大师的遗憾!当然,这种遗憾是幸福的。

吴昌硕隶书

结语

吴昌硕的隶书篆、隶融合,结体纵长,格调高古,气象博大。他不专事隶书,而隶书能在晚清至民国时期诸隶书大家中独树一帜,一方面来源于其骨子里不随人作计、吐故纳新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与其全面综合的艺术修养,多书体的融通学习密不可分。吴昌硕高标独立的隶书风格是其多年来求索变法的结果,其在诸艺中所透露出来的创变思想,对我们今天的从艺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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