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西方强国从东南沿海上侵略中国沿海城市，而当时来自北方的俄国从陆地上鲸吞侵占中国西北土地。当时的清政府，在陆地上和海上同时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下，然而祸不单行，满清时期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西北回乱、西南苗乱、阿古柏入侵新疆等事件，当时真可谓“内忧外患”。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这些内乱基本被平定了，然而边疆危机却变得更加严重。当时，沙皇俄国利用西北回乱之机割占了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强占了新疆伊犁等地，并对我国蒙古等地虎视眈眈。在西藏方面，英国不断在此渗透，甚至挑起战争。在西南方面，英法从中南半岛向西南腹地渗透，逼迫清朝给予开放更多特权。在东海方面，日本逐渐崛起，正式吞并了清延的附属琉球国，并开始武力侵略我们的宝岛台湾。可以说，当时的清朝真的是“四面楚歌”，中国仿佛就成了列强碗中的一块肥肉任人宰割。
鸦片战争后主权和领土的丧失与边边疆危机
1864年，清政府终于将太平天国运动扑灭，但这场持续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占据了半个中国，熊熊大火燃烧了晚清政权太多精力。就在同年，新疆多个地方发生动荡，先后出现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他们不但自立为王，而且相互攻伐，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阿古柏
1865年，一个占据了南疆喀什噶尔（今喀什）的割据政权，向新疆以西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汗国大喜过望，立即派来军事首领阿古柏带兵入侵我国新疆。阿古柏先后攻下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不久，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占据了南疆。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眼看阿古柏在新疆占地为王，沙俄捶胸顿足，后悔来迟一步。此前，俄国就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侵吞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的野心不止于此，在吞并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之后，沙俄急不可待地想一口气吞下伊犁和乌鲁木齐，占领整个新疆。于是，1871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俄国派使团到喀什噶尔，和阿古柏签订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取了在南疆通商的权益。
而英国统治印度后，也对我国新疆也早就垂涎三尺，不断的指派人员进入新疆。阿古柏入侵南疆后不久，英国使节就面见阿古柏。为了获得英国的庇护，阿古柏曾经表示：“（英国）女王就像太阳……从伦敦到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往来。”随后，阿古柏也同英国签订条约，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武器支援。英国则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取得了在新疆的各种特权。
新疆被肢解的危机到了千钧一发的边缘，面对列强的觊觎和入侵，而清政府内部却发生了分裂，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争执不休。
左宗棠
满族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在入关统一中原建立清朝政权后，他们的海防思想和意识显得更加淡漠，甚至退缩到了闭关锁国的落后程度。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攻破了中国的国门，使得海防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受此影响，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开始正视海防，关注海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
1874年，日本为了吞并清朝的海外属国琉球而悍然出兵台湾岛，发动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次海外侵略战争，史称“牡丹社事件”，此役造成了满清帝国东南沿海的防务危机。由于自身的海防力量空虚和海防体系薄弱，清政府只得被迫妥协，接受了日本的欺凌，以进行赔款的方式而无奈收场。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也就罢了，如今就连身边的“倭国”都敢来耀武扬威，使得满清政府备受屈辱。受此直接刺激，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陆防（塞防）的大讨论，也称“海防塞防之争”。
北洋海军
当时，满清正处于洋务运动时期，恭亲王奕訢在朝中的影响力甚大，他大力主导大幅提升海防在国家的战略地位。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为了限制恭亲王的专权，慈禧太后联同慈安太后，下旨扩大了这次讨论的参与规模，不仅限于军机大臣和朝中重臣，还要求各地的督抚都上疏表态，参与这次事关国家命运的海防和陆防大讨论。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英翰、湖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南巡抚王文韶、浙江巡抚杨昌濬、安徽巡抚裕禄、福建巡抚王凯泰、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西巡抚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都纷纷上疏，发表自己对于海防和陆防的看法。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人都认识到了海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都希望政府能够增加海防的投入，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潮流。不过，在提升海防力量的同时，必然会降低塞防的投入和规模。
说直白点，大清朝早已不再是往昔地“天朝上国”，国库就这么点钱，海防花费大了，塞防必然就得缩减。那么，海防和塞防，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各自的比例应占多少，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王文韶为首的塞防派，都觉得自己非常有理，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谁。就在双方激烈争辩之时，沙俄一步步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而英国为了防止沙俄独霸新疆，暗中支持阿古柏发动叛乱，希望脱离清朝的统辖；同时，奥斯曼帝国也在蠢蠢欲动，阴谋插手新疆事务。于是，满清的西北地区很快就阴云密布，危机重重。
李鸿章
作为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曾任两江总督多年，对东南沿海之防御，不仅负有责任，而且深有感触。如果海疆不防，外敌可以随时侵扰东南的税赋重地，也可以自天津登陆直插京师，是大清的心腹之患。他认为新疆处于边荒地带，可有可无，如果新疆不收复的话，只是损害了肢体，不会损伤元气。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到: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所以，李鸿章力主海防，重金打造北洋舰队就是他“海防思想”的表现。李鸿章认为，新疆本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千里瘠薄，荒无人烟。现今国家海防和塞防两难兼顾，不如暂罢西征之议，放弃新疆后“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虽然其本意绝非为了卖国求荣，也是在国力贫弱之下的无奈之举，但显得太过于大胆。轻易就敢舍弃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奕訢，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中国历史的罪人。于是，对此奏折迟迟未见表态，清延显得左右为难，十分迟疑，不敢决断。
作为塞防派的代表人物，左宗棠立场鲜明坚决的反对。他认为新疆虽然暂时尚未完全开发，但是却极具潜力，未来必能成为一片富饶之地。现在，域内就棉粮产量巨大，瓜果特产众多，牛羊马匹成群，矿产资源丰富，绝非是李鸿章口中的“千里瘠薄”。西域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长期分裂了一千多年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不断派兵征伐，在花费了无数的精力、财力和人力后，才终于收回到大清的版图之内，再次成为了中国的领土。乾隆帝认为西域地区属于是“故土新归”，欣喜万分，还特意亲自赐名为“新疆”。这片由祖宗历经万难才取回的领土，怎可轻易弃之于人。
左宗棠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英国、沙俄和奥斯曼等国都贪得无厌，尤其是沙俄，更是对我国的领土索取无度。一旦新疆丢失，那么届时陕甘一带就将成为边陲之地，四川、山西乃至整个满清腹地都将受到波及。而且，随着西段边境的扩张，沙俄必将从中段边境和东段边境对我国持续施压，整个满清帝国都将岌岌可危。左宗棠在强调海防重要的同时，认为我国陆地广阔，接壤国家甚多，两防不能出现明显的偏颇，应该并举并重。现今新疆已经丢失，而且国家目前处于“同治中兴”期间，海上暂时没有巨大的隐患。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此时必须优先解决新疆的危机。
清廷本着“东侧海防和西侧塞防”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具体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失地；一面又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事务和南洋事务，发展自己的海军。至此，海防和塞防之争才逐渐消停，各方暂时告一段落。
实际上，关于两派的争执看似是国防政策的争执，实际上是当时国防资源的争夺。因为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力和财力有限，海防和塞防牵扯到国家资源的分配。谁能在角逐中获胜，谁就能掌握更多的国家资源。最终，难得明白一次的慈禧太后最后一锤定音，最终站在了塞防派的一边，支持左宗棠收复了新疆，使得清王朝保住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秀才，以教书为生，左宗棠是他最小的儿子。幼时的左宗棠身体孱弱，在两三岁时险些夭折。成年后，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利，在中了湖南省的举人之后，他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打算再不踏进官场，终生做个农夫。但不知为何，左宗棠的祖父总是坚信，“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后来，左宗棠的才华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著名学者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及其女婿胡林翼都与左宗棠交情很深。
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在家耕读的年轻举人左宗棠。那时左宗棠已经不打算考科举了，正在研究边疆地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却不为所动，认为成大事的人不仅要读经典，更要有真本事。知道这个情况后，林则徐把自己担任陕甘总督时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地图全送给了左宗棠，并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一年后，林则徐病重时，他让儿子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推荐“绝世奇才”左宗棠。左宗棠就此进入皇帝的视线。
太平天国运动
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长沙告急。左宗棠在朋友的劝勉下，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担任军事幕僚。根据左宗棠提出的各种建议，长沙在太平军的包围下，足足撑了3个月，最后太平军无奈撤围而去。左宗棠的将才令人刮目相看。奉命剿灭太平军、正在家乡组建湘军的曾国藩，请他参与督办军务。但是左宗棠孤傲的性格在官场上很容易得罪人。有一次弹劾他的奏折送到了咸丰皇帝那儿，幸好给皇帝当教读的潘祖荫说了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把他保了下来。可以说，左宗棠是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名高级将领。
1860年，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拉起一支军队，自称“楚军”，在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交战。随着对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昔日的书生变成了声震朝野的名将，1861年他出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已经升任闽浙总督，在剿灭太平天国后又率军北上陕甘，与活跃在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作战。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从而开始经营大西北。至此，阿古柏已入侵新疆达6年之久，左宗棠成了离侵略者最近的一名清军将领。
驻扎在肃州（今酒泉）的兵站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坐镇，清廷高层就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收复新疆时，可谓是一波三折，北京城又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日本又闹出事了。
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做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各阶层对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都想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五天，清延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六条》，发往各省督抚大臣。
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个人小算盘。
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抚，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收复新疆，就显得十分重要。
左宗棠此时也深感压力，他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以前，有曾国藩在的时候，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两人争端越来越多。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有识之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发兵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面对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倔强的性格。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可真是不容易啊。
左宗棠带兵收复新疆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西北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给朝延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会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东拼西凑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大约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积极统筹军粮火器。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粮台，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实行就地屯垦屯田，为西征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确保了战事的顺利进行。
运输粮草的驿站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洋务运动
根据新疆的地理特点和敌我态势，左宗棠制定出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先北后南”、“缓进急战”。鉴于新疆远离内陆，人烟稀少，产粮不多，左宗棠特别重视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亲自部署粮饷的筹集、采办和转运，购置枪炮、弹药，以确保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西征军主要由道员刘锦棠部、乌鲁木齐都统金顺部和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部组成，总兵力六七万人，由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防敌北窜东逃。
左宗棠收复新疆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设立大本营，开始指挥各军入疆。西征军先到哈密，随后翻过天山，穿过戈壁，逼近乌鲁木齐。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此时，他正代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阜康到古牧地的路程一百余里，有两条道路可选：大道平坦，却要经过5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途径黄田，水源充足。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刘锦棠将计就计，派人佯装走大道，实际上悄然走黄田。白彦虎正准备偷袭，却被突然杀来的西征军反偷袭。黄田叛军一触即溃，西征军乘势追击，1876年8月17日，历时5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率兵长驱直入，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还没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失守，白彦虎仓惶逃往南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
清军作战
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于依附敌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宽待。
达坂城是通往南疆必经之路，其得失关乎全局。4月17日，西征军包围达坂城，却苦攻不下。就在这时，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冒死送出情报，说城内守军准备弃城而逃。西征军得到情报，坚定了攻城决心。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阿古柏心腹爱伊德尔胡里等1200余人被活捉。刘锦棠把俘获的敌人押赴肃州大营，但对被胁迫附敌的各族同胞一律发放衣物粮食，送回原籍。几天后，刘锦棠进抵托克逊。托克逊城中的维吾尔族同胞冒险出城报信：“敌人听到达坂城失守，惶恐至极，正在各处烧杀劫掠，准备逃跑。希望官军速进，解救百姓。”刘锦棠当即下令西征军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
托克逊之战后，南疆整个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日夜哭泣，最终服毒自杀。
1877年10月，刘锦棠大军进攻库尔勒，白彦虎掘开开都河，妄图阻止大军前行。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动给西征军当向导，找到开都河的浅滩处，西征军顺利渡河。刘锦棠大军进入库尔勒城后，发现已是一座空城，粮草供给断绝，又是当地维吾尔老百姓带西征军找到了白彦虎藏粮的地点。白彦虎向阿克苏逃亡，结果城内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但等到刘锦棠大军一到，百姓立即夹道欢迎。
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阗，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怀抱。阿古柏绝望自杀，其子海古拉率残部西遁，并企图在英俄两国庇护下作最后的负隅顽抗。
清军收复新疆
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国占据。俄国原本声称“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立即归还。但在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
尽管左宗棠对清政府靠外交谈判索还伊犁有些看法，但也无力改变朝廷的主意。崇厚是个胆小平庸的人，在俄国的恐吓下，他竟然擅自和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俄国虽然交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战略要地，使得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纷纷要求处斩崇厚，废除条约。西北前线的将士们群情激奋，刘锦棠认为：“非决战阵，别无善策。”左宗棠在奏章中愤怒地说：“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由于左宗棠和前线将士的决心，也因为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朝廷在崇厚回国后，将他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80年2月，清廷派曾国藩的儿子、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的战守事宜。左宗棠调兵遣将，定下了兵分三路，武力收复伊犁的策略。
此时，左宗棠已是68岁高龄的老人，经略西北已经十来年。虽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马，身体毕竟不堪重负。，左宗棠本来就有咳血的毛病，加之水土不服，在西北越来越重，有时候早上起床时，吐血不止。他甚至一度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但他很明白，要向沙俄索回伊犁，自己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进行战争，和沙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之内难以结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门关，能否活着回来就不好说了。
左宗棠抬棺出征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兵1000余人离开了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军。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3天后，左宗棠到达玉门关。他不仅不觉得寒苦，反而兴致很高地说，自己虽然比不了年轻人，但这次为国效命，“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
与此同时，曾纪泽也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俄国在谈判中虽然蛮横无理，几次恐吓曾纪泽要开战。但是得知清军在前线调动频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国也不敢贸然动武，伊犁前线一时处于相持状态，大家都在互探底线。
然而让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正当自己决意一战时，朝廷却动摇了。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增兵，使得清政府慌了手脚。加上李鸿章请来英国人游说，清政府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伊犁问题。当时，力主收复新疆的文祥去世，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清政府严惩崇厚一事提出抗议，清政府收复伊犁的决心又动摇了。
1880年8月，朝廷的书信送到了左宗棠手中，调他赴京任职。而当时，据左宗棠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国前一年遇到灾荒，又刚刚结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俄国内很困难，不可能全力对付中国，增兵只是虚张声势，给谈判增加筹码。左宗棠气愤至极，因为收复伊犁的理想可谓功亏一篑！但他又无可奈何，在给儿子的信里，他感叹说，朝廷里的人不了解情况，却混淆国事，“为之奈何”。
虽然不能不走，但左宗棠极力推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坚持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左宗棠即使回京，也把不明就里的俄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得知清政府召左宗棠回京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急忙找到曾纪泽，问道：“听说左宗棠现已进京，可能会挑起全面战争，是不是这样？”曾纪泽模棱两可地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格尔斯赶紧说：“中俄两国要是为小事打起来，实在不合情理。”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武力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虽然依旧是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所签的条约，中国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曾纪泽与俄国签约的当天，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虽然左宗棠全复疆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确实为收回伊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视剧照
收复新疆后，然而左宗棠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的心思转到了如何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上面。在收复失地过程中，左宗棠就设立善后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陆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陆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
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大兴水利，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让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正因为此，左宗棠才一再提出要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收复新疆的中兴名臣左宗棠
历史的可贵，在于它总是打破常规的逻辑，告诉你曲折的现实；人性的可贵，在于它总是突破岁月的沉淀，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左宗棠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无论是收复新疆，还是治理新疆，其心胸之宽阔，见识之卓远，意志之坚定，举措之周密，爱国之热忱，无不令后人敬仰推崇。很难想象，占中国版图达六分之一的新疆，之所以现在还在我们国家的版图之内，有一个人不能忘记，他就是中兴清朝的名臣---左宗棠！这是一段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历史。如果没有左宗棠，当年的新疆将会遭遇怎样坎坷的命运。
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非常重视中国的边防建设。众议弃新疆，他力持不可，舆榇出关，亲自率兵收复新疆。之后，又多次奏请建省，终于得到清廷允准，确保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稳固了中国的西北边防。对台湾，他认为是海防重地，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早在同治年间他任闽浙总督时，即派要员前往治理；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临死前不到一个月，仍念念不忘，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四个月后，清廷准其所请，台湾建省，但左宗棠已去世了，没能亲眼目睹。一般认为左宗棠是所谓的塞防派，但其实他塞防、海防并重，保住了中国东南和西北的战略要地。
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评价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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