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
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这一百年来海外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中国陶瓷收藏大家，包括约翰·摩根、洛克菲勒家族、尤摩弗帕勒斯、大维德爵士、鲍尔、横河民辅、布伦戴奇、安宅英一、松冈清次郎、出光佐三、胡惠春、赵从衍、天民楼、鸿禧美术馆、玫茵堂。他们的藏品水平可与世界各大博物馆比肩。
作者:刘越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 : 2018年08月
本书所记录的第一位收藏中国瓷器的海外藏家是约翰·摩根（J.P.Morgan），美国银行家。他于1901年组建美国钢铁公司，成为世界上首个跨越资产10亿美元大关的企业。自1890年起，53岁的金融大亨摩根开始大量购买各种门类的艺术品，中国瓷器是其中重要一项。当时，中国瓷器的主要用途是装饰富豪们的豪宅，使其显得更有品位，特别是康熙瓷器那丰满完美的造型，其上绘制的吉祥喜乐的图案，传递着一种全世界通用的富贵和特权气息。这些康熙瓷器，并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康熙官窑御瓷，而是通过贸易而来的中国外销瓷。许多瓷器的装饰图案是依照外商从欧洲带来的样品由中国画工精心摹绘的。
摩根去世后，以小洛克菲勒（J.D.Rockefeller Jr.）为代表的洛克菲勒家族成为了美国人收藏中国瓷器的代表。老约翰·洛克菲勒一世（J.D.Rockefeller）于19世纪下半叶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他开创的石油王朝在美国拥有垄断地位达85年之久，他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位亿万富翁。小洛克菲勒和摩根一样，对康熙时期的外销瓷有着特殊的偏爱，不惜花费巨资大量购买。然而时代审美的风向正在改变，尤其是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中国皇家文物为起始，代表着中国制瓷业最高工艺成就的官窑瓷器开始大量外流。另外，中国各地开始修建铁路，破坏了大量古代墓葬，大批宋元以前的古陶瓷被发掘出来，并流向海外。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瓷器的审美趣味也开始发生转变，收藏家们不再出高价购买有丰富装饰的明清瓷器，转而青睐更朴素、纯洁，年代更久远的单色釉瓷或古陶器。本书所记录的第三位收藏家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即是如此。
乔治·尤摩弗帕勒斯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卓越的中国陶瓷收藏家之一，被认为是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执牛耳者，他的兴趣显然与比他早一代人的摩根不同。他将唐宋瓷器确定为他的收藏主项，自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大陆被盗掘的墓葬中出土的唐三彩和陶俑等随葬品在西方市场上不断出现，由此逐渐形成收藏风气。1910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展出尤摩弗帕勒斯所收藏的汉唐陶俑，这次展出的中国高古陶瓷，第一次吸引了西方收藏家、学者以及中国艺术爱好者的注意力，不仅改变了之前西方重视中国明清外销瓷器的品位，更奠定了高古器物占据20世纪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主要地位，开启了高古陶瓷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奠定了陶瓷收藏的正统观念。
相比美国早期富豪们较为“任性”的收藏，英国对中国古代陶瓷的收藏，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并广泛利用本国和海外的收藏，结合历史史料，进行实证探讨，有非常高的科学性。他们凭借西方学者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利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以罗伯特·L·霍布森（Robert L.Hobson）为代表。同时，英国对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还表现在艺术沙龙、专业机构及相应的专业刊物的出现。如1866年由艺术爱好者发起成立的伯灵顿美术俱乐部，1921年由尤摩弗帕勒斯创立的东方陶瓷学会（Oriental Ceramic Society）等。这些机构，定期举办学术沙龙和专题展览，为收藏家、研究学者和博物馆提供了一个藏品展示、学术交流的平台。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可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之一的斐西瓦尔·大维德爵士出现了。他所收藏的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顶级精品和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其中包括仅次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汝窑收藏和海外最好的珐琅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标准器“大维德瓶”。他于1935年发起和组织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吸引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240个租借单位及个人的3080件中国文物参展，第一次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艺术，不仅使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而且聚集了大部分当时散落在海外的中国文物精品，成为中国文物展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他还是西方最早研究汝窑的学者，是西方公认的研究中国官窑瓷器的权威。他将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和王佐《新增格古要论》13卷全部翻译成英文，成为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广泛应用的工具书，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设立了英国乃至西方第一个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并将其收藏的全部瓷器及与中国艺术相关的中外书籍包括很多古籍珍品捐献给亚非学院，成立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使之成为西方研究中国陶瓷的重镇。可以肯定地说，大维德爵士就是过去一百年来世界私人收藏家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陶瓷收藏家，同时他也是海外公认的最具中国宫廷欣赏品位和学术眼光的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收藏的中国陶瓷质量之精、品位之高、学术价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所无法比拟的。
大维德爵士藏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此时日本的情况与欧美不同，虽然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使得大量明清官窑瓷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入古玩市场，但是当时的日本并不喜欢这类瓷器，收藏界也未表现出相应的兴趣。日本的主流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兴趣主要在于宋瓷，而不是常见的色彩绚丽的明清官窑作品。日本收藏家横河民辅的收藏观却与当时日本主流的收藏观点不同，他更希望通过收藏各个时期的作品，通观中国陶瓷发展史，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明清官窑瓷器的收藏上。横河民辅的藏品有许多极为精美的明清官窑瓷器，极大地充实了日本国内的中国陶瓷收藏。
可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东亚艺术的收藏格局，传统的西方主要国家相继衰落，战争导致欧洲在世界的主导权开始逐渐丧失，而美国则通过这场战争进一步崛起。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 III）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洛克菲勒三世，有别于父亲洛克菲勒二世追求瑰丽的清瓷，洛克菲勒三世更喜欢来自中国唐宋、明清时期的陶瓷，并以收藏的质量和数量而闻名。1978年洛克菲勒三世去世后，他的夫人将两人以30年心血集藏的两百多件亚洲文物精品，包括中国官窑瓷器，印度、东南亚雕塑，日本浮世绘版画，织品等，捐赠给他一手创立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向公众开放。
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担任过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因为他有国际奥运的经历，所以他的旅游足迹非常广泛，这样也增加了他对世界文化的认知，尤其对亚洲艺术的欣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日本古董商的许多物品被扣押拍卖，布伦戴奇因此有机会购买了当时最好的物品。到了50年代后期，布伦戴奇越来越关心如何长期处置他的收藏品。1959年和1969年，布伦戴奇两次向旧金山市捐赠他的大量藏品，成为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建馆之初的藏品基础。1975年布伦戴奇去世时在其遗嘱中把所有剩下的藏品留给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如今，馆内的17000多件展品中有7700件来自于布伦戴奇的收藏。
布伦戴奇旧藏北宋定窑白瓷孩儿枕
日本虽然在二战中损失极大，但却成为战后最快崛起的经济强国。20世纪50年代，安宅产业株式会社成为日本十大综合商社之一。综合商社是日本最古老的企业组织，商社成员们从事着日本最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以钢铁产业起家的安宅产业在当时资金雄厚，第二代领袖安宅英一，是一位极具艺术天分的收藏家。在他的指导下，安宅产业从战后的50年代就开始收集，至1976年时已收集了1000件左右的精品，藏品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陶瓷。安宅英一的中国陶瓷收藏不仅质精，而且品种多，其藏品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上各个著名窑口，既有充宫廷趣味的官窑器，也有在传统鉴赏领域被忽视的民窑作品。但日本人收藏中国陶瓷与欧美不同，他们比较排斥以工艺精致取胜的清代瓷器，比如安宅，他要求藏品要具有“静谧”和“峻烈”感。因此清代的中国陶瓷并不在他的收藏范围之内。他认为陶瓷器不应该简单地给人以美学价值，更多的应该是具备使人精神高扬奋发的力量。这些收藏后来都归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成为日本收藏中国陶瓷的一个代表。
安宅英一藏南宋建窑油滴天目盏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大企业主、收藏家在世界各地大量购入艺术品，希望建立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松冈清次郎和出光佐三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分别创立了松冈美术馆和出光美术馆。松冈美术馆的收藏品多达1800多件，完全是松冈清次郎凭借一己之力，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购入的。这个时代的收藏家购买瓷器的主要途径开始变为以拍卖会为主，本人成为了七八十年代国际拍卖会上中国古代陶瓷的主要买家。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内陆的文物收藏活动进入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封闭期”，而内陆以外的华人收藏家，依旧延续着他们的收藏事业。其中瓷器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上海的收藏大家胡惠春。20世纪50年代，胡氏全家移居香港。不过，在香港继续中南银行业务的胡惠春，并没有断掉与内陆文物界的联络。1949年后受中国政府号召，胡惠春将大量因战乱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运回内陆，并将自己的收藏先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捐给上海博物馆，达300余件之多。在香港，胡惠春又于1960年创建“敏求精舍”收藏组织，并连任八届主席。敏求精舍集中了香港地区品位高雅的收藏家、鉴赏家，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收藏层次。
70年代正值中国艺术品市场上升期，1973年，苏富比同连卡佛合作，在香港成立分公司，开始在香港拍卖，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开始影响香港古董市场，包括中国古代陶瓷在内的众多古董精品以拍卖会公开展览竞价的方式呈现在华人世界，这极大地调动了华人资本新贵们对于文物的收藏热情，新收藏爱好者由此崛起，其中几位成为世界级私人收藏中国陶瓷的大家。赵从衍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赵从衍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政府官员家庭，后移居香港，成为了香港有名的超级富豪，得到了“一代船王”的美誉。20世纪70年代，赵从衍退居幕后，开始迷上了古董，那时的香港，有一个以老派收藏及传统行家审美观念引导的艺术品市场。从这一时期艺术品的去向可以清晰地看到，大价位的古董几乎都是藏家所得，藏家们用富余的钱来购买古董。这个时期会有一些人有投资意识，但没有纯粹为投资而收藏的人。赵从衍也是如此，因而80年代当他遭遇经济危机时，不得不出售大部分藏品。
与赵氏藏品的散佚相比，“天民楼”则幸运得多，天民楼是香港企业家葛士翘先生1987年创办的葛氏藏瓷堂号。葛士翘先生乃民国时期的文化界人士，同时亦是商界与藏界之传奇人物。50年代初，葛士翘先生赴香港发展，事业如日中天。事业上的成功为葛士翘带来殷实的财富，也为日后天民楼的创建打下坚实的基础。葛士翘先生晚年决定涉足收藏事业。1987年，葛士翘的“天民楼藏瓷展”在香港大会堂举办，展品涵盖从元至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瓷器精品163件，一时轰动整个香江。20世纪90年代，葛士翘之子葛师科从父亲手中接管天民楼。天民楼藏瓷基业之幸，有赖于其毫不逊色的传人葛师科。在父子二人近半个世纪的细心耕耘下，天民楼藏瓷蔚为大观。
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经济的富裕带动了私人收藏的丰富，台北著名实业家、文物收藏家、鉴赏家张添根及其子女两代家族成员累积和搜罗而建成的鸿禧美术馆，曾是台北举足轻重的文化据点，业界将之奉若圭璧，并赐以“台北小故宫”之荣称。其中收藏的中国古代陶瓷藏品，既多且精，涵盖陶瓷史各时期各窑口的代表性作品。可惜90年代末，鸿禧集团出现了财务危机，美术馆不得不把部分藏品分散出去。
同是在七八十年代，一份更为完整和宏大的个人收藏正在欧洲逐渐建立起来。富有传奇色彩的玫茵堂收藏，被誉为是20世纪西方收藏界中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品私人收藏，与闻名遐迩的大维德齐名，并且是除两岸故宫藏品以外，冠绝中西的最齐全、最重要的中国古代陶瓷收藏。玫茵堂，取意玫瑰如茵、花开遍地之意，坐落于瑞士苏黎世东南。裕利兄弟（Stephen and Gilbert Zuellig）的祖父于1912年购置了这处房产，现今这里长长的地下画廊被用于陈列家族的珍藏。20世纪后半期开始，裕利兄弟把他们创造的财富逐渐用于购买中国的艺术品，并有了明确的分工：哥哥斯蒂芬专门收藏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高古陶瓷；弟弟吉尔伯特则专注元、明、清三朝的作品。兄弟两人的收藏体系基本完成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在两人先后去世后，其收藏中高古瓷器的部分在苏黎世Rietberg博物馆存放展出，而明清瓷器的部分则决议出售，于是就有了苏富比年复一年的玫茵堂专场，在收藏界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中国陶瓷拍卖的里程碑。
玫茵堂旧藏清乾隆珐琅彩古月轩锦鸡胆瓶
笔者将玫茵堂的收藏，称为海外最后一个集大成的私人收藏中国陶瓷系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时代变迁，政治的变化，以及流散文物资源的释放与吸收，都到了一个转变的时期。90年代，内陆拍卖行纷纷建立，至21世纪初以来，内陆文物艺术品拍卖迎来爆发期，包括中国古代瓷器在内的拍品屡创高价，也促使海外文物开始大规模回流，其中中国陶瓷占据非常重要的比例。
本书从学术与市场相结合的角度，介绍了过去一百年间，十余位海内外重要私人藏家收藏中国陶瓷的故事以及他们经手过的重要藏品，希望对我国的陶瓷爱好者们更好地学习和研究中国陶瓷珍品在全世界的分布，以及中国古代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上历年的交易情况，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本文节选自《收藏之眼：20世纪海内外中国陶瓷收藏大家》刘越 著，上海书画出版社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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