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镜鉴吴三桂

文｜左文

一代枭雄吴三桂因为明末清初吴梅村《圆圆曲》中一句“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而为后世人津津乐道，而吴三桂的历史角色似乎也由此定论：即宠妾陈圆圆被“闯贼”掠走是吴三桂选择引清入关的决定因素，历史的天平由此开始向清王朝倾斜。但是，纵观吴三桂波澜起伏的一生，这只不过是他所扮演的第一个历史角色：决定历史天平倾向哪边的砝码，除此之外，吴三桂还身不由己地扮演着棋子和困兽两个角色。这些历史角色，是由吴三桂本人自主选择、精心导演，还是无从选择、被动裹挟，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吴三桂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镜鉴。

“砝码”吴三桂：别无选择中捞到“第一桶金”

退守山海关之后的吴三桂，确实是一枚决定历史走向的砝码。此时的中国，除了吴三桂之外，还存在三种政治军事力量：已经攻占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雄踞关外而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清王朝和群龙无首、散落于江南的前明残余武装。对于身处北方的吴三桂而言，前明武装自然不构成威胁，因为此时他毕竟还是“前朝旧臣”，但无奈与南方几乎失去了联系。所以实际上此时的吴三桂同时面临着李自成与清军的两面夹击和两边拉拢。吴三桂凭借其区区三四万兵力，是不可能和其中的任何一方相抗衡的，同时树敌则更是自取灭亡。同时，政治上的孤立无援和经济上的无以为继又决定了其无法独立自存。这时，吴三桂必须作出抉择，而令他痛苦的是选择李自成或者选择清朝，理由似乎同样充分。

投靠清朝，最先成为了吴三桂顺理成章的抉择意向，因为其在明朝时的老上级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十多个表兄弟及许多旧日同僚，皆纷纷投靠清朝并心安理得地作着各自的官。清皇太极也曾对他威逼利诱：“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马士，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不足重矣。”但长期以来身为明朝戍边大将的吴三桂与清人之间已有很深积怨，所谓“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其父吴襄也曾经告诫过他：“臣辽人也，与奴（清人）有不共之仇。”所以清人先前的若干次招降他都毫不犹豫予以一口回绝了。

在此情形下，投靠李自成似乎是唯一出路了。事实上李自成对于此时的吴三桂来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李自成开出的价码比清人高出许多。李自成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必须招降吴三桂以改变与清人势均力敌之势，他曾说：“山陕、河南、荆襄已在掌握，大江以南传檄可定，为山海关吴三桂是一员骁将，当招致麾。”此后，李自成对吴三桂展开了强烈的招降攻势，一方面“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并为了加强说服力，还派明朝降官左懋泰、张若麒等前往说降，并以张若麒与吴三桂“有旧”为由，授予张“山海关防御史”一职。还特别派降将唐通携四万两“犒师银”至三海关，并“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给银子——以解吴财政之困，封侯之许——以解吴后顾之忧，其意不可谓不诚。

但吴三桂此时在感情上还在牵挂着处于李自成控制下的北京城，因为其父吴襄、其母祖氏等一家老小，尤其是其宠妾陈圆圆亦在其中，而实际上在北京城失陷不久，吴三桂便自山海关修书给其父曰：“京城已陷，儿拟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中俱陷贼中，只能归降。”吴襄也听其言早早地投降了农民军。李自成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吴三桂不断提高招降标准，有一招终于奏效了：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先以吴父口吻写好一封信，迫使吴襄照抄一份寄给吴三桂，同时谴将、官各一人带“白金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伪敕一道，封三桂为侯。”至此，吴三桂对投降李自成已怦然心动。

在吴三桂看来，李自成占领北京城以后，一代新主之势已显，而“投诚”大顺政权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前明北方各镇将领唐通、白广恩、姜襄等早已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从农民军开出的条件来看，吴三桂投降后得到的补偿显然要远远高于其他投降者。在带着丰厚礼物的招降使者来到山海关后，降意已决的吴三桂还专门召集诸将会议试探手下人意愿，他说：“闯贼势大，唐通、姜襄皆降，我孤军不能成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逐之乎？”[1]他这段话说得很有有艺术性，先呼“闯贼”，承认其“势大”，又摆明别人皆降而己不能“成立”的事实；后称“闯王”，要手下诸将决定取舍，诸将自然会其意而大呼：“今死生惟将军命”，于是“三桂乃报使于李自成”，将三海关交给已归顺李自成的唐通驻守，自己则亲率大军“卷甲入（闯王）朝。”如果吴三桂就这样顺利入朝的话，恐怕中国的历史又得改写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顺理成章地发展。就在吴三桂率军准备“入朝”的途中，遇到了由京城仓惶外逃的家人，所听闻的两件事情促使他愤而改变了既定方针，作出了“弃李降清”的决定。

其一是大顺政权对已投降的明将实行“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之父吴襄，吴三桂“闻其父大将军吴襄为（闯王）所系”，索饷二十万······I乃率兵而还。”[2]另有史书记载：李自成“将吴总兵（三桂）父吴襄（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人。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竖发，言军父之仇，必以死报。”[3]李自成的“索饷”行径，使得以曾孝闻名的吴三桂对产生李自成生发不共戴天之仇。但是，笔者认为，促使吴三桂最终中途变卦的，并不是这“不共戴天之仇”，在吴三桂看来，此仇“可忍”，因为他仍然将这些行为看作是李自成逼降的一种手段，所以他认为“吾至当自还（掠去的家产）也”，“吾至当即释（吴襄）也”，还劝慰自己及其他人“不必仇”[4]。

促成吴三桂中途变卦的“必仇”之事就是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宠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强占：“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关将。”[5][6]在时年三十三岁的吴三桂看来，最心爱的女人被掠走为，是可忍，疏不可忍？他内心的愤怒终于如火山般爆发了：“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7]于是他“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并表示：“贼虽置父鼎俎傍以诱之，桂不顾也。”[8]同时将公开“讨（闯）贼”的告示散布各地，在《吴三桂讨闯贼李自成檄》中分析当时情境时说：“虏尘（指清兵）未灭，寇焰（指李自成）旋腾”，也就是说，此时的吴三桂仍然同时把清兵与农民军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但事实上，吴三桂与任何一方为敌都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必须选择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清人与李自成之间选择一方，除了选择，他别无选择。而与李自成的决裂在事实上已经把吴三桂推向了清军一方，而所谓“借（清）师荡（闯）寇”则不过是其为自我开脱的一个托词而已。

砝码吴三桂的加入，历史的天平顷刻间向清人倾斜了，清军进军北京、统一全国的进程出奇的顺利。最终清人果然没有薄待立下汗马功劳的吴三桂，就在山海关之战结束的当天，便兑现诺言，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吴三桂以其身为“砝码”，终于捞到了“第一桶金”，而对于“不忠不孝”的“恶评”，已身为“新朝新贵”的吴三桂，哪里还有功夫去理会呢？

“棋子”吴三桂：为人鹰犬时纵情独立王国

在吴三桂北清朝封为平西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扮演他人生的又一角色：棋子，也就是供清朝驱使的鹰犬。几乎是在封王的同时，精明的多尔衮便催促吴三桂马不停蹄地踏上了追击李自成的西征之路。虽然在此过程中，吴三桂意外地得到了他最可宝贵的战利品：陈圆圆，但是他付出的代价无疑更为巨大：李自成将吴父斩首示众，并“高杆悬城上”，接着将吴三桂一家老小三十四口满门抄斩。最可悲的是，此时吴三桂就在京畿城外不远处，却因为清人“不令其众入城”的禁令所限，近在咫尺，却连为父母收尸的机会都被无情地剥夺了。先有夺妾之恨，后有杀父之仇，吴三桂对李自成政权的仇恨一直在不断升级，同时也意味着他对清朝政权的依赖也在逐步升级。

吴三桂曾有过拥立前明太子的徒劳之举，与其说他是在有意识地以前明旧臣自居，还不如说他是想借此名义实现与清朝划黄河而治的梦想。无论如何，贪婪而又势如破竹的清人是绝不会让一个“穷蹙来归”的“叛贼”轻易地分到一杯羹的。在清人眼中，吴三桂不过是一颗暂时有用的棋子罢了，而吴三桂此时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扮演这一角色。于是，历史上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在吴三桂因立下“开国首功”而被清朝加爵封王的同时，逃亡南方的前明弘光政权也正式宣布册封他为“蓟国公”。原来，此时的南明政权仍然视李自成为主要敌人，对“借兵清人”为其报“君父之仇”的吴三桂感激涕零，决定以“蓟国公”封赏之。但是，吴三桂却以“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为由，对进京封赏他的南明使者闭门不见，却欣欣然接受了清人的封赏。

就在南明使者还未离开北京之前，吴三桂又再次奉命西征李自成去了，清人真是一刻也没有让他闲着。自顺治元年10月中旬出师，至次年八月初还京，吴三桂始终战斗在追剿农民军的最前线，李自成终于在其围追堵截中死于乱军之中。但吴三桂得到的却不是“额首称庆”的喜悦，而是清朝“晋称亲王，出镇锦州”命令，晋称亲王在名义上当然是位极人臣，但出镇锦州却饱含排斥抑制之意。吴三桂不敢不从，他甚至婉谢了亲王的桂冠，急匆匆地出镇锦州去了，以此表明自己确实是一颗称职的棋子，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也都是为了向清朝新主证明自己的忠心：请求辞去亲王封号、主动“求剿贼自效”、“留长子（也是唯一一个儿子吴应熊）于京师以固朝廷意”。

清朝虽然始终没有放松对吴三桂的怀疑与利用，但是为了鼓励其更加卖命地为其效力，也不吝于封赏，在平定陕西之后，顺治帝第一次以藩王之礼授予吴三桂包括生杀予夺在内的种种特权，从此吴三桂就名正言顺地位居满汉文武诸官之上了。吴三桂进军滇黔的胜利，则意味着清朝已借其之力，荡平了最后一块抗清基地。吴三桂血战辽东、横扫西北、荡平西南之后，驰骋大半个中国，十六年刀光剑影，十六年出生入死，终于换来了清朝令其镇守云南封藩之命。自此以后，吴三桂运用了一系列谋略以稳固自己在云南的统治：使云南“日日有事”而拥兵自重、擒杀前明永历帝以作为邀功于清廷的筹码、网罗党羽打击异己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在清廷与其说是“封赏厚待”不如说是“欲擒故纵”的特殊政策下，吴三桂得以纵情地享受着天高皇帝远的独立王国所带来的无穷乐趣：在政治上，拥有“西选”之特权，即吴三桂提请吏部选用官员的优先权，“虽部选已定例，必撤回而用藩府所咨选者”。而在此之前，吴三桂早已将云贵二省的文官的举劾之权、武官的授缺之权一揽手中，并借助“西选”特权，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了全国各地。在经济上，吴三桂开始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至于“地为藩庄，民为藩役”，成为了云南最大的地主。同时，还巧立名目，加重赋税征收，大放高利贷，垄断云南矿业，对上层商贾和下层民众皆极尽盘剥之能事，最为厉害的一招，还当数铸造能在全国流通的“西钱”。生活上，吴三桂大兴土木，建造藩府，其新王府完全可以和紫禁城媲美。为了讨得陈圆圆欢心，吴三桂专门为她建造了被称为“野园”的宫殿，同时，在昆明还建耗铜达两百多吨的“金殿”。生活可谓豪奢无度，时人谓其“纵欲而佳丽三千，结党而挥金如土”。这一切，吴三桂享受起来是那么地心安理得，照他自己的话说：“云南是吾自己血挣，”享乐一下又何妨呢？

“困兽”吴三桂：弓藏狗烹后走向穷途末路

吴三桂镇守云南以后，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视云南为己土的思想日益牢固，他的理想是“如明沐英世守云南”，为此他数十载如一日苦心经营云南，达到了“益固根蒂为不可拔”的境地。富可敌国的财富、强可覆国的军队及遍布朝野的党羽都使得年轻的康熙皇帝寝食难安，三藩问题成为了他亲政以来立志解决的三件大事中的头一件：“朕听政以来，以三藩、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当清王朝实现了山河一统，当欲励精图治、不想家天下为他人所分享的康熙皇帝立志削藩的时候，吴三桂成为“困兽”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吴三桂扎扎实实地扮演着“困兽”的角色，有着所有“困兽”都会有的特性。

首先，“困兽”之所以成为“困兽”，是因为有使其成为“困兽”的外部力量。

对于吴三桂而言，这种外部力量就是血气方刚的康熙皇帝。在即位的第二年，康熙即“依祖制”下令收缴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但是吴三桂却久握大印不还，康熙令内大臣警告已是“额附”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说：“今天下大定，（你父亲）据之不还何为者？”吴三桂只好不情愿地“具疏上之”；接下来，康熙剥夺了吴三桂的“西选”特权，之后欲收夺其“总管”之权，吴三桂不得已借口“目疾”辞之。而就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明朝遗民查如龙给吴三桂上血书、请他举兵反清的插曲，导致“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康熙帝愈发意识到了吴三桂的危险性：“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

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请辞归辽，朝廷借此撤除了平南藩镇。不久，靖南王耿精忠亦请辞。吴应熊自宫中向吴三桂报信说：“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辞职书，而王独无，朝廷之疑愈深，速拜书发使来，犹可及也。”吴三桂只好照办，上书请辞。但是他始终“自以为功高，朝廷终不夺我滇，”认为即使请辞，康熙也必然不允，请辞不过是为了消除朝廷疑虑：“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谁之弄巧成拙，康熙帝竟然毫不犹豫地诏准其所请。正是这一招把吴三桂逼成了“困兽”。

其次，“困兽”会因为被困而失去了理智。

吴三桂自汉中迁至云南，用了三年时间，至康熙决定撤藩时居云南已九年之久，“家口七八十万”在云南繁衍生息，生活安逸，故“安土重迁”，以至于得知朝廷撤藩的消息后，“蕃下数十万家无不愁哭”，“诏至云南，全藩震动”，尤其是吴三桂手下那些与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将士们，更是群情激奋，不肯北迁。朝廷一再催促，吴三桂一再拖延，在希冀朝廷收回成命的梦想彻底落空以后，吴三桂恼羞成怒，“异志遂坚，”于是失去理智的吴三桂开始了“困兽之斗”。

此时无论是外部舆论还是自身实力，都对吴三桂十分不利。就外部舆论而言，此前他的仕明叛明，已为世人所不齿，现在又要仕清反清，其理屈胆虚之状是可想而知的；就自身而言，吴三桂此时已年逾花甲，以一省之兵力抗全国的“王者之师，”结果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但当王当惯了的吴三桂已经不再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他居功自傲、目空一切已久，且“谅朝中诸将无足当己者”，而年轻的康熙皇帝更是“乳臭未干”，不足为惧，于是，吴三桂敢于铤而走险了，完全不顾其他，最终就连自己的一个儿子四个孙子还在康熙手里捏着也不顾了、妻子张氏大闹王府反对造反也不顾了、最宠爱的陈圆圆提出异议反对起兵也不顾了，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亡明臣子的，穿着明朝臣服，来到十余年前自己亲手捕杀的“先帝”墓前进行“祭奠”，“盖至是二三桂之反谋成矣”。

再次，“困兽”仍然具有可怕的攻击力。

吴三桂敢于“失去理智”，是有其底气的，最大的底气是当时社会存在着最为复杂、也最为敏感的民族矛盾，满族以所谓“异族”身份统治中国，被吴三桂在其反清檄文中说成是：“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而他自己则成为了“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的救国者。号召人口最多且人心思旧的汉族人去反对满族统治，吴三桂的底气就来源于此，他的攻击力也来源于此。

在拜遏先帝陵墓时，吴三桂假戏真做，“身披丧服，涕泗纵横，满口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引来“三军皆哭声震如雷，人怀异志”。吴三桂起兵反清的举动一时间竟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所谓“伪檄所至，反者四起”，形成了一股反清热潮，乃至于“数月而六省皆陷”,先有孙延龄响应于广西，后有耿精忠起乱于福建，再有王辅臣激变于陕西，接着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幽父反叛于广东，“东西南北，在在鼎沸”的局面使得吴三桂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势如破竹，饮马长江，充分显示出虽已成为“困兽”的吴三桂却仍然具有十分可怕的攻击力。但是，吴三桂的这种攻击力注定不可能持久。

最后，“困兽”最终会走投无路。

吴三桂的号召力来自反清复明，但是吴三桂的目的却是拥兵自立，二者背道而驰，这使他迅速失去了广泛的支持。当明朝遗老、反清志士众首翘盼吴三桂奉他捏造出来的“朱三太子”恭等大宝时，他却于康熙十三（1674）年宣布废除清朝年号，自封“周王”，改元“利用”。至此，吴三桂对其无意复明、决意自己称帝的野心已不再遮遮掩掩了，坦率地承认当时倡仪复明，不过是“借拥戴以呼招人心”罢了，于是，发觉遭受吴三桂愚弄的追随者们相继与之离心离德，吴三桂不再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了。

更为致命的是，此时吴三桂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本来吴三桂以弱临强、以贫对富、以一隅以敌天下，应该趁热打铁、乘胜追击、速战速决，但吴三桂偏偏刚愎自用，要打旷日持久的相持战。这正好中了康熙的下怀，他说：“朕不欲速，惟图万全。”康熙可以扬己之长，而吴三桂却在用己之短，其不败也难矣！进而，康熙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绞死了吴三桂之子、“额附”吴应熊及其孙吴世霖，给吴三桂心理上施以最致命一击。军事上屡遭重创、心理上饱受摧残、众叛亲离的吴三桂万念俱灰，“自念日暮，及未死，姑称帝以自娱，”康熙十七（1678）年，在衡州上演了拥立吴三桂为“大周”皇帝的又一幕闹剧，吴三桂临死前总算过了一把当皇帝的干瘾。其实这可以看作是吴三桂穷途末路之时的回光返照，因为此时他“已大病”，“见兵势日促，人心渐变，力实难支，每自叹曰：何苦！何苦！日夜忧惶”，先患中风之症，后得赤痢之病，且一病不起，竟在并非高龄的六十七岁上猝然而逝了。一生叱诧风云、驰骋天下的吴三桂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困兽之斗不仅已殃及子孙，而且连自己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清军在进军云南之后，便开始四处搜寻吴三桂之灵柩墓陵，由于无法确认，所谓“掘逆冢，知其伪，遍求之，一日而得十三尸尽焚而灰”，但始终不得其真，后有吴三桂一侄告密说，吴三桂尸体已经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清军找到后将其押解之京，一代枭雄吴三桂即使已经被烧成灰了，仍然不得安宁，人生至此，果命乎？！

据清人刘健的《庭闻录》记载，吴三桂的祖父下葬时，有堪舆家断言说：“此于地理贵不可言，所惜者一脉三断节耳！”自其父吴襄起，至吴三桂本人，又至其子吴应熊，再至其孙吴世霖，皆死于非命，四代人刚好构成“三断节”，不能不令人心生唏嘘不已。

纵观吴三桂的波澜起伏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一直是个矛盾的人、一个没有坚定立场的人、一个不会跳出自己的小天地反观自身的人，惟其如此，其下场才会如此之惨。但是，我们更要看到的是，吴三桂其实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里，他能不成为砝码吗？成为砝码之后他能不成为棋子吗？成为棋子之后他能不成为“困兽”吗？笔者认为，时为吴三桂“故友”却拒绝为其“赞画运筹”的名士谢四新的一首诗就很好地诠释出了吴三桂的无奈和吴三桂的悲凉：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哪堪思子又思亲。

列宁曾说：“历史很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也许吴三桂一生由砝码而棋子而“困兽”的角色变迁，就是历史跟他开的一个大玩笑吧，但没想到历史跟他的玩笑一直开到了今天。因为能够让今天的人们想起吴三桂并为之津津乐道的，竟然不是他的“英武绝人”，也不是他的“赫赫武功”，而竟然是他为之“冲冠一怒”的宠妾陈圆圆！所谓“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信矣，悲夫！

[1]彭孙贻：《平寇志》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张怡：《搜闻续笔》卷1，《笔记小说大观本》。

[3]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吴三桂记略》，辛巳丛编本。

[5]《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6]《清史列传》卷80，吴三桂传。

[7]《庭闻录·吴三桂记略》，《甲申朝事小记·圆圆传》

[8]刘健：《庭闻录·卷1》，乞师逐寇。

作者：左文

主编：黎斐执行主编：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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