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甸南北、新华街马路西侧人行道上，几乎全是书摊。海王村公园西门对面土地庙内，也都是书摊。书摊虽然不象珍宝摊、古玩摊那样讲究，但也可以分出若干等级来。大体是土地庙中、海王村公园左边的大书摊，都是一等的；马路西侧，人行道上的书摊，是二等的；离热闹区远的边沿地区的便是三等的了。大书摊也都是用木板搭成货台，临时营业。北京是几百年的文化古城，学者多、教授多、教员多、学生多，所以书摊边上簇拥的人也绝不比珠宝摊、古玩摊的人少，同样是拥来拥去。
鲁迅先生甲寅（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记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钱中季、沈君默。二月八日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从这些日记中，很可以窥见当时厂甸书摊上，是学人们常常见面的地方了。这种风气应该是流传很久了吧？过去常说王渔洋当年，人们不大容易找到他，只有在慈仁寺书摊上才能一瞻老诗人的风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燕台杂咏》中“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句下自注道：“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这故事传作艺林佳话，风气绵绵未绝，直到鲁迅先生他们在厂甸逛书摊时，也还是如此，也可见其悠久了。
厂甸的大书摊，除去本琉璃厂的一些书铺摆设而外，还有城里隆福寺街、宣武门里，以及东安市场和后来的西单商场等处的书铺、书摊，到期也到厂甸来设摊。尤其是隆福寺街的书铺，那时也有几十家，规模都不比琉璃厂的书铺小，其中如三槐堂、宝书堂、带经堂、聚珍堂、文奎堂等，都是很有名的老铺。这些店铺来摆摊，摆出来的书自是很可观的了。当然都是线装古书、其中不乏精刻善本。至于一般平装本、精装本的现代旧书，那都是在东安布场、西单商场各家书铺所设的摊子上出售了。除此而外，至于那些再次一等的，货色也就比较零散、残缺，这些书摊平时也都是在城里各小市或庙会上摆地摊，厂甸期间，也都集中到这里，希望多作点生意。这种摊子，也同古玩摊的地摊一样，货色残缺，生意清冷，当时习惯叫做“冷摊”。但是就是在这种冷摊上，却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当时大书铺的店主、伙友也常常从冷摊上觅书。远的不必说，晚近文德堂主人韩左泉就从西小市摊上买到过绍兴刊本《后山诗注》，经傅增湘、赵斐云等专家鉴定后，藏之居为奇货。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旧历正月初六日记道：又在小摊上得《明僮录》一本，价一角。正是从这种冷摊上买到的。先生特别记明“小摊”二字，多少表现出一种意外收获的兴趣。那时人们习惯叫作“淘旧书”，意思是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似乎象淘金沙一样，要花工夫在许许多多的沙中淘得一点，所谓“凡所难求皆绝好”，恐怕其乐趣也就在于此吧。
鲁迅先生在游厂甸的日记中，常常记着书价昂贵的话，如甲寅（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记道：因赴琉璃厂，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遂又览十余书店，得影北宋本《二李唱和集》一册，一元。陈氏重刻《越中三不朽图赞》一册，五角，又别买一册，拟作副本，或以遗人；《百孝图》二册，一元；《平津馆丛书》（重刻本）四十八册，十四元。 又如乙卯（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日记道： 下午往琉璃厂及火神庙，书籍价昂甚不可买，循览而出。别看书肆，买《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价四元。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情况。过去厂甸正月竹枝词有一首说：“火神庙接吕祖祠，购买新书归去迟。价比坊中平日贵，两人笑向说便宜。”就是说摊上的书价钱比店铺里的还要贵，而买的人却说“便宜”。这是什么道理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握了商业心理。原因是城中各书铺，到厂甸设摊临时营业，厂甸庙会人多，大家都认为能买到便宜货，书铺便利用这种心理，摊上的书普遍加码出售，而一般赶热闹的人便都认为便宜了。但遇到经常买书、熟悉行市的老客人，便自然看出摊上的书实际价钱很贵，反不如到书铺里面去买，一般都是熟人，倒还要公道实惠些。所以鲁迅先生几次都是浏览了书摊之后，又到书铺中去买一些自己看中的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书摊上虽然价钱贵些，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游人立在摊前，取阅方便，任何人都可以立在摊前翻阅，拿起一本来，看上很长时间，他也不会见怪你，不买也没有关系。所以即使买不成书，书摊前面的人还是川流不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你想看而没有看到过的书，看到你从未听到或想到的书。在逛书摊时也使人增长了不少知识，从某种程度讲，比你去图书馆查书卡借书看，要方便、实惠的多，只可惜这种书摊现在已经成为广陵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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