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赵翼在他的《簷曝杂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雍正年间有个名叫王云锦的殿撰（江苏无锡人，康熙丙戌年的状元，后以事罢－－见《清代翰林名录》），一年元旦早朝后回家，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叶子戏－－即斗纸牌，这也是一种赌博。玩儿了几局之后，忽然发现少了一张牌，怎么也找不着！少了一张牌，自然无法再玩儿下去了，那就别玩儿牌了，喝酒吧。几天之后，王云锦上朝面君。雍正皇帝问他：殿撰，元旦那天，你干什么来着？王云锦如实回答：跟几个朋友玩儿纸牌来着。雍正对他的诚实大加赞赏，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牌给他，说：“回去接着玩儿，把那局结束了吧。”
赵翼的这个故事，是听王云锦的孙子王日杏说的，应该是可信的。许多人也引用过这个故事，不过，有人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将和王云锦斗牌的几个朋友换成了王的妻妾，于是，这个故事就成了雍正皇帝的实施“特务专政”的例证。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当时雍正严禁赌博背景下的产物。因为斗牌、掷骰，都在禁止之列，官员如犯之，要被处以枷号三月、一百刑杖的惩罚，并且革职、永不叙用。《郎潜纪闻》的作者陈康祺也听说过这个故事，但他把这件事看成是雍正皇帝整饬纪律、教育官员的一种宽严交济的手段。这种看法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推想雍正皇帝知道他们赌博并得到一张纸牌的原因，无非是参与赌博的朋友中的一个检举的，因为参与赌博也要受处罚，而检举赌博却能受奖。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清初对于赌博的惩处是相当严厉的。
康熙末年，官僚贵族、八旗子弟开始贪图享受。一些汉族官吏也开始贪墨、渎职、懈怠，“每赴外任，多携仆从。汰侈糜费，惟务黩货累民，恣肆放逸，未能谨守法度”（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圣训》）。好在康熙、雍正两个皇帝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康熙四十二年夏四月己亥，玄烨谕八旗人等：“朕不惜数万帑金为旗丁偿逋赎地、筹划生计。尔等能人人以孝悌为心，勤俭为事，则足仰慰朕心矣。倘不知爱惜，仍前游荡饮博，必以严法处之！”用国库的公款为旗丁们还债赎地，可以说是为了缓和矛盾，也可以说是为了笼络人心，还可以说是为了巩固住自己的基础。因为一旦有战事，还需要这些旗丁效力卖命呢。
这些旗丁因何欠债、典地呢，从康熙“圣训”的内容看，就是旗丁们“游荡饮博”造成的。康熙深知：“满洲习俗，好为嬉戏，凡嫁娶丧祭之仪，过于糜费”，还有“赌博之风，禁之不止”。
赌博，在我国封建统治的各朝各代都是被法律所严格禁止的。为什么？因为统治者深知：“奸近杀，赌近盗。”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凡赌博者，断手腕！《大明律》规定，职官赌博，加一等治罪；国子监生员如果赌博，断绝其仕途，永不录用。清朝的法律基本照搬明朝，对赌博仍然严加禁绝，对旗人犯赌博罪的处置，甚至严于汉人。《大清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所在财物入官。”如赌博者还有酗酒、撒泼行为者，或有诓骗、盗窃前科，或者同时有不孝等罪名的，定为第一等罪，枷号两个月；平时没有犯罪行为，“止是赌博”，定为第二等罪，枷号一个月。赌博，被视为“有碍行止”，职官赌博者，“奏请（皇帝）问罪，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举人、贡生如果赌博，便会革去功名，丧失前程。但是赌博之风一直没有禁绝。雍正朝采取了更严厉的禁赌政策：“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月；开场窝赌及抽头之人，各枷号三月并杖一百。官员有犯，革职，枷责，不准折赎。”
清朝皇帝为何如此严厉禁止赌博？雍正认为，赌博危害甚大，能使百姓“荒弃本业，荡费家资，品行日即卑污，心术日趋贪诈。父习之则无以教子，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斗殴由此而生，争论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其人心风俗之害诚不可悉数。”
（《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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