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教育”

　　 我不懂画，却两次跑到国家博物馆，在黄永玉90画展的四个大厅内流连，记录着展出的每一幅作品，直似一个赝品商人。
　　 就我的了解，在鱼龙混杂、“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市场，黄老头子的地位颇遭非议，颇有些人质疑他的画能否算入中国画的正宗，尤其是那些以“文人画”自诩的所谓大家们，对于黄老头子那招眼逼人的浓丽色彩，不受约束的随处泼写，野村乡老的拉杂家常，老没正经的自我表白……很是不屑一顾。但我还是以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师，而且是自齐白石以来的又一位大师。尽管，黄老头子兴许会给我一记闷敲——他那著名的烟斗始终在手啊——但我还是坚持我的“成见”。
　　 就因为他那份返老还童式的率真，那份不加掩饰的狡猾，那份永不枯竭的激情，和他那令赝品制作者永无下手处的高明。
　　 面对黄老头子的作品，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样一个老头子，是如何炼成的？
　　 其实这样的问题，别人也曾多次问过，老头子也曾多次谈过，他的许多自述文字都可以看作这个问题的解答，如《太阳下的风景》这样的美文一样，表面上在谈他的表叔沈从文，其实处处在谈自己，谈自己所受那位从湘西山寨中走出来的大师的影响，表面上看是在谈自己的师长友朋，其实还是在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谈自己那条无法复制的艺术之路。
　　 比如《比我老的老头》这部充满趣味的书。
　　 日本漫画家森哲郎曾出版过《中国抗战漫画史》，副标题是《中国漫画家十五年的抗日斗争历程》。尽管这部著作保留了不少中国漫画家的“史料”，但如果他看到黄永玉这本书，也许会回头重写。《比我老的老头》才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抗战漫画史，虽然黄永玉老头只想说说那些慢慢逝去的朋友们的故事，只想说说自己如何走入艺术人生的初缘。
　　 在回忆张乐平的文章中，黄永玉说，“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正是黄永玉生长的背景。尽管民国初年国内纷乱不息，但湘西却是一个少有的“偏安割据”之地：“那时候家乡的风气颇为开明进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不断鼓励年轻老师们的进取心，一波一浪地前赴后继。他们从上海、北京订来了许多进步的杂志报章互相传阅，我们这些小学高年级学生由此受益之处，那就不用提了。我们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不放，觉得它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们有可能掌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黄永玉的漫画入门书，是他12岁时得到的一本《漫画小事典》，那是他父亲送他的礼物，“这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和如何构想，把身边的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力量。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
　　 黄永玉的漫画学徒期完全是在自己的摸索中完成的，也是在抗战开始后的流浪生涯中完成的。没有完整地读过书，因为抗战，学校辗转福建山区，而他就在这颠沛流离中翻看《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良友》等杂志，与同学中的一批漫画爱好者一起组织壁画，有时也承担集会时的会场布置、游行的旌旗招牌制作，“这么一直忙碌、兴奋，为了抗战我们就这么慢慢活着，长大。”
　　 那时正规教育是没有的，但爱好总是最好的教育;也没有专门的老师指导，但动手却是真正的导师。生活也没有人照料，战乱时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但他却凭着他湘西大山里的那种机智灵活与顽强活了下来，做过瓷器小工，当过民众教育馆教员，小学教员、剧团见习美工，在福建、江西、湖南、云南、广东的大山里一路走来，一路走入中国的最高艺术殿堂——中央美术学院。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艺术家，如同民国时期许多的大师一样，执鞭中国的大学教育。
　　 没有人问过他们的学历，他们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学历证明。
　　 也没有人担心过他们的教育，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教育。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人生，每一次的选择也许都是生死抉择;每个人都必须直面自己的灵魂，每一次拷问也许都是鞭痕累累。你无法回避，也无法逃离，没有人能够替代你做选择，不仅因为连父母们都自顾不暇，更因为，那时的人们相信，人生是自己的，需要自己去面对，去走过。
　　 但黄永玉也有自己的“导师”，正如他的前辈、那些大师们一样，他有着自己心灵中最神圣的导师，但这个不是任何学校强加给你的所谓“老师”。我相信，黄永玉的这位导师就是他的表叔沈从文。
　　 正是沈从文的“读一本小书，同时再读一本大书”的心路历程，深深影响着黄永玉，而沈从文的从“长河”学习，从流水获得生活与智慧的经历与成功，给这个后来的凤凰人以范性。
　　 沈从文的时代，是一个远离学校教育的时代，是一个逃学、闹学为乐的时代，也是一个野孩子得以自由穿梭山林、田野、人间、鬼狐、神怪、传闻的世界。自然，那也是一个15岁就得自己谋生存，在战乱与饥荒中奔走的时代，有时得典当自己的棉袄，蜷缩在被窝里写作挣钱的时代，也是一个父母无法告诉你人生之路，无法告诉你谁是好人坏人的时代，你需要自己睁大眼睛，直面生活，需要自己做出抉择，没有退路，需要自己打落牙齿和血吞，刀山火海也得闯的时代。
　　 生活造就了一个作家，一个大师。
　　 沈从文如此，黄永玉也是如此。
　　 在国家博物馆，我静静驻足在一幅《咏荷》画前，凝视着黄老头画中的一段“题词”：
　　 “说起来我一生的文化起步是从社会基层开始的，那么少的正式学校教育，何况进入社会之后重点都在谋生，所幸由于家庭的那一些细微的文化影影绰绰的关系，使我在选择职业上居然显出了特殊的个性，比如打铁我放弃了，汽车帮运工只干了几天，税务局抄写员不到半月，而瓷厂小工却干了将近一年而未显厌倦情绪。直到正式进入话剧团，有了从事正式美术工作的时空好环境。
　　 “前几天听侄儿说，有领导来学校参观我的博物馆，看见我的一些作品表示感动，就问陪同参观的校长，你们大学有美术专业吗？答曰有;再问，有没有可能再培养出个这类老头子？答曰不可能;再问，为何不可能？校长曰：他根本就没上过大学。这种回答是世界级水平的，我多少年来没听过这样庖丁式的精彩对话了。解决了我前头所说过的一大堆郁闷，原来我将近一百年来的生活只是一个多能鄙事的途程和别人有点不一样而已。”
　　 每一个大师都无法复制，因为他们的人生无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