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个基本教育问题的思考

             　　教育经费不足，教师队伍参差不齐，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学生高分低能等长期以来困扰着我们。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我认为要丛一些基本的教育问题入手。本文就三个基本问题谈点粗浅看法，抛砖引玉。
　　一、教育的位置和分量问题
　　人的一生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教育有这么严重的依赖性，孩子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但不会不听老师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的成败会更多的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教育失败了，面对素质低下的国民，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是拿不出取胜的办法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期兴旺，党应该象管武装，组织，宣传那样管教育，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要确保教育经费，各级党的领导要象胡昭成生前的桂东县委周书记那样支持教育局抓好教学硬件的建设，抓好教师队伍的建设，以奠定高质量教育的基础。要确保党和国家的教育目的，方针的实现，防止帝国主义阴谋家的预言在我们后代身上应验。党和国家的教育目的，方针应经党代会确定，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在教育法中颁布，以形成广泛统一的认识，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而不要随意变动，乱自己的阵脚。美国社会经济很富有，教育经费充足。美国的新总统就任，总要颁布关于教育问题的第一号总统文件，就说明了美国的教育发达与国民广泛重视教育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邵东地处偏僻，资源匮乏，人多地少，可县域经济并不落后，这恐怕与邵东还在解放前就有了相对较好的教育，解放后教育一直发展较好而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有一定知识的劳动大军不无关系。确立党管教育，我们的教育就会有更好的环境，就会更有成就。
　　学校应该设立党的代表，学校党的代表为委派，应相对稳定。他不管校务，但他应确保学校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目的，方针。负责对校长的观察，而不仅仅是管学校的党务和工会。学校党代表应积极支持校长的工作，帮助校长排忧解难。学校党代表应该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要象胡昭成那样热爱教育，热爱孩子，能从民族未来大局思考教育问题。党应该培养成千上万的胡昭成式的党的教育管理者。校长负责校务工作，负责教师的建设与使用，负责学校的硬件的建设。学校经费应由政府负责供给，而不应由校长去筹措。让校长去筹措经费，是最大的教育资源浪费。确立党管教育，学校领导机构就会有更科学的设置和运行，内部管理就会得到更好的理顺学校就能更好的肩负起“科教兴国”的重任。
　　二、教育的无类问题
　　人之初，性本善。基于这一认识，二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教育无类”。“教育无类”对孔子而言是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可是个现实问题。今天的教育无类包含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贫困生的辍学问题，一是学校的平衡发展问题。
　　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而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人的事业， 基础教育又是教育的基础，基础教育不应该让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过早的辍学，要从根本上不使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九年义务教育有必要实行免费教育，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先实行免费教育。为了使优秀人才苗子都能上大学深造，贫困家庭的优秀人才苗子的高中学费应由当地政府在地方财政中解决。做不到这一点，“普九”就是一句空话，教育无类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从国家的层面讲，让一个优秀人才苗子因其家庭经济困难而不能进大学深造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因为谁能断定这个失学的孩子一定不可能成为“杂交之父袁隆平”或是“微软盖茨”呢？从个人的层面看，每个孩子都是父精母血 所成，都应当享受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看，政府不是没有能力办免费的义务教育，而是认识问题，决心问题。目前我国有些消费项目相对而言是奢侈了些，有些消费等级是高了些。而所有这些不合理消费大多是官员和实权们利用公款，职权去支付的。将这些钱节省下来是可以解决这笔教育经费的。可惜的是，现在有些地方党政因收不到该收的税而将学校做包袱甩掉（各为断奶），将负担转嫁与学校，转嫁与学生家长，结果必影响教育的发展，或造成更多的学生辍学。这种断奶行是对党不负责的行为，是阻碍教育发展的行为。
　　基础教育办重点学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有其必要性。重点学校作为同类学校的办学典范，是其他学校发展的目标。这是办重点学校的意义所在。离开这个意义，他的存在就属于不平等的教育现象，不平等的教育是不合理的。在这个意义下重点学校的数目应尽量少，多了就在客观上造成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教育不利于学校间的正当竞争，不利于教育整体效益的发挥，更不利于学生的平等发展。追踪名人历史，有几个在小时候不顽皮呢，按惯例顽皮的小孩是难以进重点学校的。追踪基础教育的重点学校的学生发展史，重点学校的学生80%以上都是拔尖录取的，而这些学校每年考上大学的不过50%。那些非重点学校，所招学生是重点中学录取后剩下的一般平平的学生，可这些学校每年仍有10%—20%的学生考上大学。两相比较，重点中学是在埋没人才，浪费尖子学生。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一株树苗放在草地上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因而可尽情的生长。一株树苗放在茂密的林中，阳光有限，甚至几乎得不到阳光，于是长的纤弱。重点中学将好苗子集中必然形成林荫，必有部分学生成为后进生。所以，办重点学校对尖子生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多元智力告诉人们：人的智力有多种，一个人不在于聪不聪明，而在于聪明什么，怎样聪明。这就是说，凭现在的考试是难以正确的判断一个学生的成材性的。一些高考落榜生后来的人生道路比大学生更宽更广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办重点学校，将高水平的教师，将教育经费全力倾斜在重点中学，那些被这种考试踢开的学生的智力就失去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平等。谁能说一般学校的学生中没有“爱迪生”没有“邓亚萍”式的苗子呢？所以，办重点学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更是一种歧视和冷遇，是绝对不可取的。
　　作为当代的国民教育，应尽可能的围绕“教育无类”来办学。否则，就不属于国民教育，属贵族教育。而贵族教育是不合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的，是不利于国家的富裕和强大的。
　　三、教师的劳动性质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是对教师的工作质量进行量化管理：评优，晋级，下岗以量化管理的数字说话。而这些量化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标准不合乎教育的性质，规律，特点；评估的过程既粗糙又轻率，有的甚至夹带私情宿怨，就愈加使评估失去了公正性。这个结果，等于将教师的工作当作了简单的体力劳动来管理了，来对待了。这就引导教师不去思考教育责任的方方面面，只考虑学生的考试分数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于是，千条万条归一条：压着学生多用时间于自己所教的科目。题海战术，疲劳战术，死记硬背，加班补课等等全是应付考试的具体表现。不管教育行政部门采用何样的修补手段，诸如硬性规定不准补课，只准布置多少作业，大掀教育改革之风，都无济于事，充其量是“教育改革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究其原因就是不科学的量化评估这个总根源没有刨掉。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刨掉这个根源，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要废止这些不科学的量化管理。
　　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不合乎教育规律的举措也并非全出于本意。一个直接原因是晋升职称的指标十分有限。一百个人符合晋升条件，可只有20个指标，给谁呢？于是量化评估应运而生。其次是高考指挥棒，评优，评先进，评优秀教师等。再次是一些领导人想吃螃蟹的心理（工作创新）和欲望使然。所以，教育行政部门搞量化管理的愿望并不是恶意的，而是不得已和善意的。
　　教师的工作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对教师的管理要更多的采用“人性化”的方式。首先要使教师的收入在中等偏上，并使他们的工作稳定，免除后顾之忧，以便全身心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要选择具有教师素质的优秀人才当教师，对教师要实行严进严出。对教师的观察，使用应由校长说了算，而不要搞争指标一类的评优，晋级等。对确实不能胜任教师工作的应妥善安排之。校长应始终重视教师的培训提高，注意帮助教师排忧解难，当然也要批评教师的懒惰和不负责任行为。如果党和政府信任校长和老师，给他们的优良环境，给他们人性的关怀，校长和老师又怎不肝脑涂地为后代贡献自己毕生的聪明才智呢？一个优秀教师的名誉不是靠行政搞评比来扶持的，而是靠自身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长期的工作实践在人民心中自然的树立。一个值得政府授牌的优秀教师，应当在一个较大的地域空间有很好的口碑，能够受到同事，同行的广泛赞誉，而且所授牌子不与薪水挂钩。政府用名利来驱动教师努力工作，愿望是好的，但容易走调变味，结果常蔽多利少。政府领导机构应当让教师从内心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本质规律的理解来努力工作，而不应当要教师怎么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