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理念 | 谈谈“干体”的问题

开新理念

2024年第02期

应一些读者的反馈，是时候谈谈这个话题了，之前的文章已经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专题，所以也没说太多，往往是一带而过，下面咱们就来针对“干体”这个问题具体说几句。

什么是“干体”？

“干体”往往有两种读音，狭义来说“干”这个字读gàn，这时候“干体”这个名词，特指老干部这一群体，创作出一些歌颂、口号化的诗词作品。这样的命名方式，实际上诗词风格倒是次要的，主要是针对作者自身特点命名，即“老干部”颇有此创作倾向，因此得名而来。所以，“干”字要是读四声，这个风格特指是比较狭义的，风格本身的导向亦显而易见，为了区别我们之后把此类，称之为“老干体”。但是，文学在咱们这儿毕竟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主流有这个需要，势必有人按需创作，或谋稻粮、或求功利，由此蔚然成风。

所以，对“老干体”的粉饰也随着创作群体的扩大、创作风格的延伸、创作技法的提高，而被日益拓展，从而演变成“干体”（此处及以后读gān）这一事物。广义来看，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把“干”这个字读gān，这时候“干”的意思就类似于干枯、干燥，没有水分、干巴巴。由此不难看出，“干体”的范围被衍生了不少，特指很多枯燥无味，没有灵魂与生命的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老干部”的应制诗，但绝不仅仅于此，包括“少干体”“儒干体”“右干体”“参赛体”等风格在近年日益凸显，可悲的是随着创作水平、技法在广大群体中的普及，“干体”并未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形式潜藏在我们的诗词创作中。

关于“老干体”，不多评价，因为太明显，但凡有些审美也不必多说，说多另生事端，故不谈。我们今天，主要针对的“干体”（即gān）这类。此类“干体”之所以枯燥，并不是说它们完全不符合传统或现今的审美，而是在一定审美趋向、创作动机的包装下，伪装性很强，但实质目的亦多出于应制、功利、歌颂等色彩。当然也有一些一味模仿、拘于套路、缺乏自我的习作，被划分在“干体”的范畴，我认为这里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不能矫枉过正。

“干体”为何而出现？

“干体”其实也是自古就有，比如唐代、宋代、明代“台阁体”都曾风靡一时，清代更有乾隆一生四万首的“奇迹”，今天会出现并不奇怪。说到这你可能觉得“干体”诗词的质量和审美层次均不高，或者技法很拙劣，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但也不全是。比如下面明代杨士奇这几首五律，要论传统路数的雅正大体是没问题的，但酬唱、应制、歌功颂德的意味亦能体现其中，这三首的颈联或者颔联尤其明显。

送张鸣玉赣州知府

北阙捧恩荣，西江戒驿程。

悠悠驱五马，冉冉度双旌。

政得虔人爱，心如赣水清。

崆峒千丈碧，应勒使君名。

送给事中姚山赴河南佥宪

观风在激扬，今喜擢苏章。

袖有银台笔，衣含玉殿香。

河流明宪节，嵩岳对公堂。

想见澄清日，歌声满洛阳。

送胡元节广西宪使

骢马赤茸鞦，临岐嘶未休。

朝廷用儒雅，风纪得才猷。

天远三湘外，霜含八桂秋。

贪渔嗟薄俗，表率在名流。

放这三首也并非是刻意针对，只是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并非是所有“干体”诗词均不讲技法、没有审美，特别是针对守正路数而言。所以，是否为“干体”在不完全是审美层次的问题，也与作者身份、生活环境、创作动机、精神、个性等有着重要渊源。写诗背后的动机，对于作品的定性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事。

其实，说了这么多，也不难看出“干体”的创作动机是什么，这个话题说来说去离不开应制、酬唱、媚上、迎合等词汇，也有些人用诗词创作来说理、传道、传教等，当然也许还不止这些。总的来说，是把诗歌审美用于诗外，来工具化的创作，或多或少都是有“干体”色彩的，但由于技法、立意、表达形式、内容丰富程度等创作、审美能力存在差异，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其他人的例子，我就不举了，以我2018年9月的一首诗为例，这首绝句在今天看来便是典型的以诗说理/传道，属于此处提到的“干体”范畴。

教堂其四

礼拜虔时沐圣心，幽苔墙外听经吟。

划襟十字轻探指，怀里欲深同罪深。

再进一步剖析，无论是应制、酬唱、媚上、迎合、说理、传道、传教，在背后隐藏的核心价值便是文学需创造现世价值，服务于现实，即文学功利化。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远超文学本身的范畴了，但我还是得说，自唐代科举登上历史舞台后，文人、读书人以致仕为目标去读书、治学是很普遍的现象，也许你说四书五经对科学进步毫无作用，但它却是潜移默化教化民众的有利思想工具，正如诗教所强调的“温柔敦厚”，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作为古代诗词创作的主力军，古代的读书人把诗词创作当作什么，是一种技艺。作为一种技艺，当然可以满足抒情、叙事等日常表达需要，当然也可以去应酬、迎合、说理等。实际上，诗学、词学，能学的都是技法，刨根问底到旧学、学力这些东西，还是逃不过文学功利化的影子，因为古代的读书人，读书就是为了服务现实，做圣贤、致仕都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求的是身后名，后者求的是身前利，功利化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中是始终存在的，尽管很隐晦。

“干体”的特点

首当其冲的，就是技法、文质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此类作品，技法上都不太高。这和其创作目的有关系，为了迎合、教化，所以受众的审美，受众的广度都要考虑，写的太高古，让人看不懂是不行的，炫技太过，也是不行的。

第二，议论和说理等句法较多。为了说理，教化，也是必然。

第三，气脉、诗格普遍不高。迎合的作品，不是出于真情实感，必然缺乏独立性的立意，这也不难理解。

当然，这也不是所有的应制作品就都不好，有技法而格高者，亦不在少数，比如曹植的《铜雀台赋》，这样的作品存在，也就正好印证我前文所讲，技法、立意、表达形式、内容丰富程度等创作、审美能力存在差异，是可以淡化其“干体”定性的。因为一篇文学作品，具备了很高的审美价值，那往往就会有灵魂和个性彰显其中，是否应制便会是次要问题。当然，这样的作品毕竟是少数，像曹植这样有天赋的作者那也更是凤毛麟角。

“干体”该怎么避免？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尽量避免功利化的创作，不要把文学创作和现实功利融合到一起。其实这个话题也包括文学学术，但考虑到治学的人多以此为生，况且学术功利的问题，也根本不是文学一学科的事，自然类学科在当今环境照样躲不过，故而不谈。把诗内、诗外分清楚，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件事，诗内的东西都是内化的，创作技法、精神、个性、经历感悟、知识等等，诗外的东西，则包括功利、权力、学力等等。以功利诱人、权力学力压人，便是诗外影响诗内最典型的特点，这也是为何各种“儒干体”“参赛体”层出不穷的原因。另外，关于学人爱讲的学养等问题，我一向并不避讳，我认可多读书、了解丰富的知识，对创作是极有裨益的事，阅读诗词类、文学类的书籍也算是我的爱好，但作为一名创作者，这些请排在创作之后，这个问题主要是侧重点不同，而并非谁对谁错。即我认可读书、学识对创作有一定作用，不断增加阅读、开拓眼界，也应该是创作者该做的事，但其作用不能过分夸大，写诗就是写诗，外力的作用是要低于诗内本质的，主次很重要，不然诗人凭什么是诗人呢？岂不是全被学人同化了？学力作为一种外力是如此，其他的功利、权力也一样，只不过这些我就没法评议了，懂得也自然明白。只能说，清楚自己创作的初衷是什么，是为诗内得到的畅快与坦然，还是诗外的功名利禄，如果是前者那请思考我说的，如果是后者您也不用骂我，道不同不为谋。

其次，就是提高技法、审美、分辨力。上面这里也提到了，就是技法、审美的提高，确实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干体”的问题，虽然不治本，但起码治标。技法在于在创作中不断锻炼，不断在习作中学习、总结。而审美则是一种认知标准的提升，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学诗的路数，路数说白了就是你的阅读和创作借鉴的取向，比如律诗学杜、学义山，慢词学白石、梦窗，这就是路数，这个东西取决于自身悟性，也需要有人帮助开悟，尽量少走歪路，耗费精力，一条正确的学诗路径，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这也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关于阅读要有取舍、分辨能力，得学会辨别作者、辨别书籍的优劣，而不是去囫囵吞枣，是个古人的东西就抱着啃，道理也是显而易见，为何纳兰性德、王梵志争议那么大？因为他们的作品本身良莠不齐，是不具备成为一种固定风格去学习的价值的。对今人则更要如此，当今诗词创作的群体、作品数量并不少，要能够相对客观的评价，不同作者的审美，分辨其真实文学作品的优劣，尤其要看清一些头衔、权力话术，等诗外之力的介入，不要让诗外的东西裹挟进来，成为创作不该有的滤镜。总体说，技法是很末端的一种东西，审美则是潜移默化的，审美标准提高了，创作水平、认知自然会上来，也许过程快慢，因人悟性而有差异，但选择正确的路径去学习，坚持走下去，是每个作者的必经之路。

大概就讲这么多，关于“干体”很多东西实际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也是咱们千百年来文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的，只不过当今时代变化更多，“干体”特点也较以往时代样式不同、形式多端，很多东西本质上没变。当然，很多话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人性趋利避害，也没必要指望能从此杜绝什么。诗歌、文学不管怎么说都是小众的，按艺术审美来说如此，按照一些人“士大夫”精英文学的主张也是，所以，甭指望大众能理解，在小圈内发个文，希望能引发大家一些思考、议论，也算是意义所在。

作者：勒梅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