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 | 土地改革（上）

西北革命历史网 黄土情联谊会 2022-01-20 09:36

 土 地 革 命

李维汉

彻底改变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必须完成。采取什么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则因时而异，几经变化。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解决土地问题，经历了三个时期，采取过三种政策。这就是十年内战时期，采取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采取多种方式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此问题当时是一个中外瞩目、影响深远的大问题。由于我党策略运用灵活，既坚持原则，又因时制宜，不仅得到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多数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进行得十分顺利。现根据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对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解决过程作一综合回忆。三个时期，三种政策都谈，重点谈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多种方式的土地改革政策。

一、十年内战时期

进行土地革命，实行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叛变革命，血腥镇压工农群众之后采取的。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把没收地主土地作为尔后革命总方针之一规定下来，并在赤色根据地开始实行。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政策，即“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同样执行了这一政策。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共辖二十七个县，其中就有十几个县，即延安直属分区的大部分，三边、陇东、绥德和关中分区的一部分，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打倒了封建势力，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剥夺了地主在农村中的政治经济特权，基本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在这部分地区，农民土地问题获得基本解决。

二、抗日战争时期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党即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向他们提出了四项保证，其中一项就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即“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陕甘宁边区经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十几个县不复存在减租减息问题。但还有十来个县如延安直属分区的小部分，陇东、绥德分区的大部分，三边、关中分区的一部分，约占边区一半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过土地革命，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地主在农村中的政治经济特权未经触动，他们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仍然是农村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因之，在这些地区，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农民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现将历史情况和执行过程简述如下。

1、残酷剥削。这些地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以同宜耀县为例，全县仅有耕地六万余亩，地主即占四万二千九百余亩，达百分之七十强。土地的这种高度集中充分说明了农民受地租剥削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绥德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租额更高，最高达全部收获量的百分之四、五十，即劳和不劳，各得其半。由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旱，自然灾害多，歉收荒年多，农民经常交不足租子。一旦出现欠租现象，就会背上几辈子还不清欠租重担，农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在租佃关系上，还有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即许多佃户租种的土地、实际是他们自己的土地。过去因为生活困难，出卖或典给了地主。虽说“典地千年活”，随时都可以赎回来，但多数农民无此力量，典地实际也成了卖地，只好向地主租种原属自己的土地，祖祖辈辈挨穷受剥削。说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要发动农民的生产和抗战积极性，减租减息，势在必行。

2、顾虑重重。但是，要彻底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并非易事。边区的减租减息是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整整搞了五、六年，进行了宣传，公布了条例，动用了一切行政手段，结果或明减暗不减，或减也很不彻底。强制推行，收效甚微。其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主要是政治原因。当时这些地区叫“统战区”，存在双重政权，国民党委派县长，主持政务，我们只有驻军和群众团体，因之群众有顾虑。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主要是经济原因。当时国民党县长已经撤走，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许多农民迫切要求减租，但仍裹足不前，顾虑重重，一个重要问题是佃权无保障。他们说：“今年减租是好事，但如果明年没地种咋办？”明明想减而出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大都就是在地主威胁抽地、倒佃的情况下发生的。

3、减租高潮。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终于出现了群众减租运动为高潮。党和政府为此做了一系列工作，制订政策，组织群众。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随即作出了贯彻执行的办法，并且成立了由刘景范负责、崔田夫、张邦英、高长久、李景林等参加组成的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集中研究边区土地问题，处理边区土地纠纷。同年十月，召开西北局高干会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地主只讲团结不敢斗争的倾向，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思想。十二月，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均应按本条例所规定的减租率和减租额收租和交租，不得多收，不得少交。尤其明确规定了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创造了一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的方法。这就是说，佃权有了保障，斗争有了方向，佃农敢于面对面地同地主进行减租斗争，减租高潮起来了。

减租高潮的主要标志是：第一，有了群众基础。广大群众，主要是佃户真正发动起来了，他们成了开展减租斗争的主力军。第二，有了领导组织。佃户组成了减租会或减租小组或农会，由这些组织具体领导减租工作。第三，有了周密部署。斗争包括三个步骤：清账、退租、换约。首先是清账，就是清算一九三九、四〇年以前减租条例已公布，未执行，从而多交了的租额的账目；然后是退租，就是根据清算结果，确定应退数量，由地主将多收租子如数退回佃户；最后是换约保佃，巩固减租成果。有条不紊，成绩显著。

3、农民获益。经过减租斗争，用佃户自己的话说，他们获得了“半翻身”。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很大提高。经济上，一是当年不仅少交大量租子，而且收回大量退租，获得实际收益。据陇东地区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十七个乡在一九四二年七、八两月减租统计：共有佃户四百三十二户，承租土地二万二千五百余亩。经过减租，免去一九三九年以前欠租四百零五石，退回一九四二年以后多收租子七十一石，本年减租二百八十二石，合计纯收益达七百数十石。在当时对一般佃户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这不是个别事例，而是减租后的普遍现象。二是土地所有权发生部分转移，有一部分土地逐步从地主手里转移到了农民手里。如庆阳高迎区就有六户佃农靠减租等收入，从地主那里换得了二百亩土地，其中有四户成了自耕农；米脂民权区也有一些佃农在一九四一至四四年期间，同样用减租等收入买地一百三十三垧，使七户贫农上升为中农。这样的事例也是很多的。政治上，经过减租斗争，不仅削弱了地主经济，而且打垮了地主对乡村的政治统治。减租会和农会获得了实际统治权，农民确实扬眉吐气了。

4、地主动向。在减租減息中和减租减息后，地主有各种不同表现。在减租减息中，有三类地主，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好，积极拥护政府减租政策，自动实行减租。如李鼎铭副主席的兄弟李风雄，他是米脂桃镇区地主，表现很好，就邀请他参加减租检査会，对减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又如绥德辛店区地主王随合，过去也是苦出身，减租法令下达后，积极响应，说：“我知道穷人的困苦。八路军在前方拿命在拼，我们为啥不出公粮，不好好执行减租法令?”当时我们对这类地主的言行，在报上予以公布表扬，称之为“自动”减租，给了充分的肯定。第二种，表现坏，公开或不公开抵制减租政策，破坏减租运动。抵制和破坏的手段很多，如抽地“自种”（“自种”是借口，实际是改租），假典假卖，改变租佃形式，丈地加租，变相加租，明减暗不减等等。对这类地主，一般采用群众开会斗争方式。在群众会上，选定一、二个表现特坏的地主，进行有效的斗争。这样一来，“杀一儆百”，局面就打开了。第三种，表现不好不坏，一般对减租不公开抵制，也不积极响应，抱观望态度。这类地主居多数。对这类地主，我们大多采取主佃双方座谈，进行说理斗争的方式。经过这样的斗争，一般都能按条例规定进行减租。

在减租减息后，地主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有一部分地主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向。他们出典或出卖土地，改营工商业和合作事业。如米脂、绥德等县就有十八家地主，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三年中，共出典或出卖土地八百六十八垧，占他们原占有土地数的百分之二十，将全部所得作为资本投入了工商业或合作事业，他们经营工商业或合作事业的收益，占了他们经济总收入的一半。这种经营方向的改变，使地主经济逐步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因此，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向我们提出土地政策问题时，我就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我们现在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我们执行这个政策已经得到很好效果。地主在减租以后。有的已经开始自己劳动，有的雇人劳动，有的转办工厂、合作社，改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政府鼓励这种改变。这些经验说明，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土地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