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5月，时年48岁的范仲淹权知开封府，他饱含着忧患之心，再次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疏《论西京事宜札子》，这个札子非常重要，以非常高的战略眼光审视了东京汴梁面临的地域危机，并提出了防备措施。所谓西京，指的是古都洛阳，那里也算是虎踞龙盘之地，自古以来，很多朝代将那里作为首都，是一处战略要地，且地理位置要比汴梁好得多。早在太祖时代，就有大臣建议迁都到洛阳，因为当时北宋王朝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开拓疆土上面，迁都的事情就搁置了下来。几十年后，由于疏于管理，洛阳城繁华不再，守备空虚，仓廪不足。因此范仲淹就建议将洛阳当成第二个汴梁去经营，厉兵秣马，做好充足准备，一旦汴梁有事，就可以暂居洛阳，实施反击。奏疏报到朝廷，宰相吕夷简兜头给范仲淹浇了一盆冷水：“此仲淹迂阔之见，务名无实。”说范仲淹提的这个建议只是空谈，借此邀名罢了。此时，距离西夏铁骑蹂躏边关还有4年，距离北宋灭亡91年。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54岁的范仲淹率领军民在陕西边关抵抗西夏入侵，在军务繁忙、旧病复发的情况下，依然在考虑国防建设，他连续两次给朝廷上奏《乞修京城札子》，建议尽快加固汴梁城池，做好军事储备，以防不测。那么，范仲淹为何如此心急火燎连续两次建议朝廷营建东京汴梁呢？这是因为，朝中有大臣出了一个主意，要求仁宗皇帝派人营建大名府，也就是北宋时期的“北京”，以此来预防契丹的不测之祸。顺便说一句，北宋时期，东京是汴梁（河南开封），西京是洛阳，南京是应天府（河南商丘），北京是大名府（邯郸大名县）。但是，范仲淹并不看重营建大名府的行为，那是因为，大名府如果作为陪都，非常不合适，因为这里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一旦敌兵南下，很快就会杀到城下。即使皇帝想避难到大名，也在敌人南下途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强烈建议加固汴梁城，并且驳斥了一些朝廷官员胡诌营建汴梁会让皇帝没面子的说法。范仲淹举了很多因为城池不完备而被敌人攻陷后亡国的例子，反问道：“此皆无备而亡，何言其体哉？臣但忧国家之患，而不暇顾其体也！”如果认为修葺城池就是丢了面子，那么丢这个面子比丧失城池到处逃命，哪个更合适？
在第二封乞修京城札子中，范仲淹重点提醒仁宗皇帝，如今不管是朝中，还是边疆，有很多名不副实的吹牛大王。在开战之前，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指天划地发誓，一定要血洒战场，结果一到临敌，英雄变成了狗熊，十个将士中会撒丫子跑掉九个，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国家靠这种吹牛皮的人护卫边疆，能好得了吗？但是，这类人往往甜言蜜语，很会迷惑人。范仲淹就担心，仁宗皇帝没经验，会被这些误国之徒蒙蔽。因此，与其听这些将士夸夸其谈，不如扎扎实实做好基础工作，加高加厚京都城墙，深挖壕沟，加强防卫，虽然属于被动防卫措施，听上去确实有点没面子，但是这可是防患于未然的百年大计啊！
奏疏报上去，毫不意外，继续杳无音信。一直到徽宗靖康年间，汴梁城依然如故，国家终至亡败。范仲淹提出这个修武备的军事措施时，西夏和北宋的战争已经打了2年时间，此时距离北宋亡国85年。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五胡之一拓跋氏的后人、党项族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王朝，以背叛大宋王朝的贡生张元为中书令，开始策划入侵北宋的军事行动。消息传到朝中，仁宗皇帝大怒，立刻取消了以前封给元昊的各种爵位，下诏让陕西、河东地区罢除与西夏的商业贸易，并且公开悬赏，如果谁能捉到李元昊的密探，赏钱十万；如果谁能生擒元昊这个逆贼，加官进爵，让他担任定难节度使。
其实在元昊称帝之前，早已经不断骚扰北宋边界，很多朝臣上书请皇帝对其采取一些抑制措施，朝廷却不闻不问，终于养虎为患，北宋和西夏迎来了命中注定的一战。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开始，一直到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在历史宋夏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一共有五次，西夏是北宋王朝近百年来货真价实的心腹大患。
如果我们想要全面了解范仲淹在国家危机时刻，以52岁高龄奔赴边疆，如何作出的一番事业，如果我们想要深刻领会范仲淹在宋夏战场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措施，就需要将第一次宋夏战争的过程脉络做一个简要回顾。
宝元元年，元昊称帝，宋仁宗一边下诏搜寻东京汴梁的西夏密探，一边张榜寻求朝野能取元昊的项上首级的勇士，同时罢免两国的贸易往来，削去元昊的官职。在朝中，仁宗皇帝让百官讨论如何应对元昊的挑衅，以宰相张士逊为代表的文官建议出兵征讨；以谏官吴育为代表的官员则建议安抚为上。最终仁宗皇帝采纳了出兵征讨的建议，便派遣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知永兴军（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让范雍知延州（陕西延安）。
元昊在大规模发动侵宋战争前，也是做了长时间谋划的，最后选择延州作为突破口。而延州知州范雍，是典型的文官，和平年代治理地方，非常有本事，但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元昊在攻打延州之前，先写信麻痹范雍，以“议和”名义让他上当，然后亲率十万大军，猛攻延州的外围，采取各种阴谋诡计，打败了守军李士彬部，攻占了延州以北的金明寨，对延州形成了包围之势。范雍惊慌失措，连续写信求援，驻守在庆州（甘肃庆阳）的刘平和石元孙率领部队赶来解围，在三川口中了埋伏，与元昊军队拼死力战，宋军战死无数，刘平和石元孙双双被俘。
战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朝野震动。宰相张士逊立刻被罢免，仁宗重新启用吕夷简为相，紧急调遣在四川赈灾的韩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到任之后，立刻举荐范仲淹一起经略陕西。韩琦与范仲淹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虽然韩比范小十几岁，但是二人的志趣相投。韩琦认为范仲淹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在国家危难之际，就不要再计较“朋党”之论，并以全族的性命为范仲淹作保，并且郑重提出，他这次举荐完全是为了国家，而不是朋友私情。
而此时，枢密院的一把手也全部换人，由晏殊担任枢密使，他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军事的措施，那就是取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内臣监军制度，给予边关将士以充分的指挥权。这项措施的实施，为范仲淹在边关大显身手提供了保障。否则很难想象，每次排兵布阵，元帅和将军身边总是有一个不懂军事的内臣指手画脚，处处掣肘，要是打胜仗才见鬼了。
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5月，范仲淹临危受命，以天章阁待制和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代替范雍驻守人心惶惶的延州，开始了全新的军事改革，提出了“积极性防御”的御敌之策。经过艰苦努力，延州地区终于很快站稳了脚跟。关于范仲淹在此地的军事思想和采取的军事改革措施，我们稍后详谈。
同年5月，西夏占领延州附近寨门寨，俘获寨主高延德；随后，再攻陷安远寨。在8月份强攻金明寨不果，9月份西夏大军开始攻打三川寨（宁夏固原县），守军将领杨宝吉战死。夏军随之围攻定川堡，宋军战死五千，乾沟、乾河、赵福三寨相继沦陷，一时间，战场上空阴云密布。
北宋频频挨打，朝中继续议兵。到底是采取进攻之策，还是防守之策？仁宗皇帝无知者无畏，在主战派朝臣的忽悠下，同意了五路大军深入西夏腹地主动进攻的计划。可悲的是，不同意贸然进攻的朝臣屈指可数，仅仅范仲淹和杜衍两人。其余的朝臣都是墙头草，没主意，哪个意见支持的人数多，他们就倒向哪方。比如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刚开始的军事思想与范仲淹是一致的，都是主张积极防御，没想到，眼看风头转变，夏竦立刻变成了铁杆的进攻派。在这种意见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范仲淹孤身言危，确实需要十足的勇气和百倍的自信。
与他一同担任安抚副使的韩琦，也属于坚决的进攻派，当然，韩琦也有自己行军打仗的一套理论，并且在出兵之前，已经做了详细部署，如果将军任福按照计划行事，不贪功冒进，中了元昊的埋伏，那么很可能此次主动进攻的计划会成功。再者，本次大宋准备组织20万的兵力进攻西夏5万兵力，以四对一，很多人认为胜算还是很大的。但是他们忘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存在很多不知可因素，人多，并不一定能打胜仗。在准备如此仓促的条件下就出兵，纯属侥幸心理。胜了，并不意味着大宋就兵强马壮；败了，那才是合情合理。韩琦因为无法说服范仲淹出兵，便动员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去游说，范仲淹不为所动，坚持意见。尹洙磨破了嘴皮子，逗留了二十多天，徒劳无功，叹道：“韩公曾经说过，用兵当置胜负于度外。范公太过小心谨慎，在这方面就不如韩公了。”范仲淹反驳道：“大军所动，万民所悬，岂能置胜负于度外？”由于朝廷责难范仲淹，他便写信辩解：“去年秋天，朝廷曾经派遣朱观等六路军马掩袭西夏军队，耗费粮草无数，结果连敌人影子都没看到，一宿而还。近来朝廷有密诏，再次派遣王仲宝等人主动进攻，差点吃了败仗。如果继续坚持主动进攻的政策，我大宋军队还会吃大亏的。臣与夏竦、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战者危事，如果出现差池，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所以再三坚持己见，并非不协同作战。”为了给仁宗皇帝吃一颗定心丸，范仲淹再次申明，待其余四路大军进攻之际，留下延州这路兵马以作接应，同时用来招抚军队。一旦其余军队出师不利，至少延州还能留点本钱。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2月，西夏元昊听取谋臣张元的计策，以渭州为突破口，谋取关中地区。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设置陷阱，诱宋军深入。韩琦以任福为总指挥，桑怿为先锋，朱观和武英断后，集结军队，发动主动进攻。韩琦告诫他们合并西进之后，绕至敌后，倚靠附近的城寨作为粮草供应，这些城寨相聚四十多里，接应方便。千万不要慑远进攻，只要埋伏在附近，断决夏兵的后路，便可一举歼灭之。并且多次重申，如果将官不听节制，擅自行动，不管功劳多大，一定给予严惩。然而，韩琦的告诫成了耳旁风，任福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便产生了轻敌之心，被敌人引诱，一路追到了好水川，在这里，宋军迎来了命中第二个劫数。元昊早已经安排了千军万马在这里以逸待劳，宋军长途跋涉，供给不足，陷入了重重包围，宋军只好背水一战，包括任福在内的十几名大将全部战死，宋军惨败，阵亡一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宋军的第二次大败的消息传到朝中，吕夷简吓得急火攻心，心惊胆战，心想皇帝若得知这消息，自己绝对会被罢免。为了保住相位，他压住军情不报，并且，只要看到谁提交宋军战败的消息，一律给予严厉打击。吕夷简就这样欺瞒了仁宗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仁宗正在化成殿里办事，忽然听到院子里一个扫地的老翁仰天悲叹：“可惜了这些死去的将军们！”仁宗听到后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老人家为何在这里独自唉声叹气？”这名老者说道：“陛下难道不知道宋军再次吃了败仗？好水川一战，死了上万人啊！”仁宗大惊：“你是怎么得知的这个消息的？”老者走上前来，将藏在腰带里的书信呈上，老泪纵横：“因为我的女婿就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了，这是家人送来的急信。”仁宗这才震惊当场，知道自己被宰臣们给蒙蔽了，不禁勃然大怒。因为连续两次惨败，让朝廷不得不改变轻敌心理，逐步采取了范仲淹坚持的“积极防御”政策，这才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战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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