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其实并没那么重要

文/蔡朝阳

语文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出了修订版，其中有两个比较引起人们关注的点。

一个是，该社称，一些优秀的传统篇目得到了保留。比如，保留了体现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篇目《小英雄王二小》、《国旗和太阳一同升起》、《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等。“对于一年级的孩子们，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一点哗然的声音比较大，但是当下无解，我不予置评。

第二个则是：内容向传统文化倾斜。这一点我不甚支持，但理解为何这么做。近年来的思想领域，因为外来和尚念的那个经不灵了，只好回到老祖宗那里讨一点残羹冷炙，以捡拾起文化自信。我觉得这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同时，我们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这样一种重回传统的文化环境里。

但我要说的是，其实，在当下，语文教材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的地位了。所以不必要将教材修订看得那么重，好像孩子们插翅难飞逃不出这个教材的罗网那样。当然，影响是有的，教材确实重要，我们自然希望能编的更好。但我要说的是，即便现在我们不满意，也可以放松一点，不至于作出天之将倾的样子。你看，60年代70年代的语文教材启蒙之下，我们还是活得蛮有人样的，更遑论当下。

 

因为，时代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孩子与家长也换了一批又一批。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妄图以一套语文教材教化天下，每个人都长成机智勇敢的潘冬子那样的诉求，已经变成刻舟求剑那么可笑了。

在清末民初，有两套国文教材令我们现在称赞，一套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套是《共和国教科书》。这两套书之所以得到赞许，一则是确实好，一则是，这两套教材发行之时，出版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大程度上小学生确实只能读到教材，而无课外读物。

所以傅国涌先生说小学语文教材奠定了一个民族的基线，这在清末民初是准确的，在1970年代乃至1980年代初期，也是准确的。但当下，就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孩子，他们的阅读视野普遍开阔，在他们海量的阅读中，语文教材仅仅占了一点点百分比而已。

当然，我没数据分析，至少在我家，语文书每年只有两本，而课外书已经多到我叫虫妈买新房子的地步了——并且还在急速增长——出版界有句话，说近10年，是儿童阅读爆发的10年。

哦液~

 

我说语文书其实一点也不重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是一个信息时代。O2O啊，互联网+啊，反正概念一大堆，我也不懂，但核心只有一点，就是信息的获取渠道越来越丰富了。所谓民智，无非就是信息的获取而已。当年一代新锐诗人读白皮书黄皮书黑皮书的时候，俺们乡野小孩还在读《闪闪的红星》，当然我们成了红小鬼（请注意，是纵做鬼，亦幸福的鬼），他们成了大诗人喽。朱学勤当年有名文《省军级与娘希匹》，还有一个人，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叫《灰皮书黄皮书》，讲这段历史。现在呢，这个壁垒被极大地打破了，于是，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成为红小鬼啦。集权的社会控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信息的控制。信息控制不了，社会控制堪忧。真替人家北朝鲜捉急。

第二点，就是上文说的，出版业繁荣，读物众多，语文书被稀释了。这是一个实然的情况。2013年我在一席有个演讲，里面也讲到了这一点。人的脑子就是一个比特之海，可以存储的信息无限量大。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读书是一个正向的过程，越读书则越聪明，越聪明则越读书。如此往复，基于人天生的好奇。所以我的箴言是：阅读必叫人得自由。尽管制度化的教育非常僵硬，天真烂漫进去，歇斯底里出来；巴学园毕业，衡水二中出来。但也不绝对哦。我见过衡水二中的毕业生，他们很多也有很深刻的思考。

第三点，体制内教育的语文课堂教学基本上重复低效、呆板无生气，基本上使孩子们成为了不爱，乃至不信课本的一类人。这个不怪教师个体本人，这个死板的评价制度使然。所以，在抵触的情绪之下，学习效率堪忧。这样的现状之下，用教材的价值观，去教化孩子，成效较以前大打折扣。我读过一个文，说金字塔不是奴隶造的，蛮有道理，因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只有自由人才能胜任。学习也一样，只有在爱这个事物的人那里，学习的效率才是最高的。电影《三个白痴》亦深深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点，关键在于泛70后的家长，这一届家长不行。如何不行，需要有专文详述。

第五点，自由是一种心理状态，自觉不自觉跟着人家制造的话题走，这同样是一种不自由。对于语文教材也一样，你变你的，我自巍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自由阅读。

知道小英雄雨来，王二小、小嘎子、潘冬子没关系，像1970年代那样，只知道小英雄雨来，王二小、小嘎子、潘冬子才有问题。

当下这一代孩子所追的偶像，恐怕还是以世界经典的卡通人物为主吧，小黄人啊，蓝精灵啊，彼得潘啊，哈利波特啊，美国队长啊，超人啊，蜘蛛侠啊……其实我最喜欢蝙蝠侠。这个名单可以排长长一个序列。

所以，关键在于有的选。当下，我仍抱以谨慎的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