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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那些混咖啡馆的文艺青年



20世纪初,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蒲原有明等人借用位于麻布龙土町的西餐馆“龙土轩”二楼开会,形成了早期自然主义派交友圈“龙土会”。这里的“法兰西料理”吸引着作家们,田山花袋认为,这恐怕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日本作家们憧憬外国文学的物化表现。


咖啡馆在日本被赋予了一个颇具中华风格的名字:喫茶店。与茶一道,“喫茶”一词也依附着禅宗佛教自中国传到了日本,就是“禅茶一味”的赵州和尚说的“吃茶去”那个“吃茶”。这个体现了曾经雄踞主流地位的外来文化的外来词,现在又被用来体呈另一种后来居上的新外来文化,简直就仿佛历史交接的象征一般。而喫茶店作为一个物质空间,同时也作为一个精神空间,它不单单是某种文化语境的产物,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物化形态。咖啡馆自西洋登陆东瀛日本,化作了喫茶店,非他,径直便可视作以肉眼可见的物质化形态昭显了西洋文化的东渐。


19世纪欧洲大陆的澎湃思潮,透过日本桥的丸善本店二楼,不舍昼夜地冲击着这远东小小的孤岛。然而事实上,汹涌袭来的西洋思想文化,不单单是通过书籍和书店这条渠道,同时还通过咖啡与咖啡馆这一通道,冲击着同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倘如说荷风朝食的“弃和取洋”还与其留洋体验密不可分,被目为“日本史上最早的café”,却是由一位从未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创建的。



留法9年的画家黑田清辉。松山省三曾在他的影响下,创办日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Café Printemps”,即“春天咖啡”。


油画家松山省三在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学画时,时常听到其恩师、曾经留法九年的大画家黑田清辉一再谈起巴黎的café,心驰神往已久,决意要在日本也创办一家像巴黎那样的café,供文人墨客艺术家们欢聚一堂谈天说地辩文论艺,于是便在1911年3月与友人携手,在银座开设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由其挚友、戏剧家小山内薰命名为Café Printemps,意为“春天咖啡”。经营上实行会员制,著名作家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诗人北原白秋,批评家、戏剧家岛村抱月等一流文士都名列会员阵营,还有一批新进气锐的青年画家。该店虽然处处以巴黎为榜样,却也有大胆创新之处:巴黎的café里,侍应生均为男性,而Café Printemps却一律使用青年女子做“女给侍”(waitress),大受顾客欢迎。毋庸赘言,那顾客么,大抵皆为男性。



剧作家小山内薰,日本第一家咖啡馆“Café Printemps”(春天咖啡)正是由他命名。


咖啡馆不独是文化传承之地,更是文化创造的现场。在这里,诗人、小说家和画家们海阔天空议论风发,激发起创作的情热,撞击出灵感的火花,催生下艺术的硕果。其实早在松山省三的Café Printemps出现之前,东京的文人们就已经自发地寻找类似的平台,定期聚会,切磋琢磨,交流思想,形成了诸多流派,将日本文坛妆点得花团锦簇、繁荣多彩。不妨说日本人不同于西洋人的最大特质之一,恐怕就在于更喜爱“拉帮结派”吧,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大概要叫作“抱团取暖”。一部日本“近代文学史”,从尾崎红叶、山田美妙的“砚友社”开始,或紧密或松散的各类作家群体层出不穷,与西洋作家大体是单枪匹马独来独往的行为风格大相径庭。这些小团体大多以“某某会”命名,著名的有以夏目漱石为中心的“木曜会”,因他的学生们每周四前往老师府上闲谈文学而得名,日语称礼拜四为“木曜日”;再如岩野泡鸣主宰的“十日会”,每月十日这天例行聚会则是会名诞生的原因。“十日会”会场起先就设在泡鸣自己家里,后来改到了神田万世桥的西洋料理店“ミカド”(mikado),“这是个轻松愉快的会,倘使吃了晚饭以后去,只须付一毛钱的红茶钱。若交纳一块钱会费的话,就可以享用一份一汤两菜的西餐。”(广津和郎《岁月的足迹》)



诗人、小说家岩野泡鸣,曾在神田万世桥的西洋料理店“ミカド”(mikado)举办“十日会”。


虽然“本格的”巴黎式咖啡馆也许当以Café Printemps为始,但咖啡却与西餐一样,早早地就已经登陆了日本列岛。早在20世纪初,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蒲原有明等人就自然形成了“龙土会”,因为是借用位于麻布龙土町的西餐馆“龙土轩”二楼开会,遂得此名。据花袋说,该店的法兰西料理味道甚美,起初是画家们时常光临,后来好像是象征派诗人蒲原有明率先探访,后来又将自然主义小说家国木田独步来了去,“料理的好吃不好吃倒在其次,相形之下,毋宁是‘法兰西料理’这个词儿,吸引了年轻的我们的兴趣”(花袋语),而这,恐怕又可以理解为“我们便是如此地憧憬着外国文学”(花袋语)的物化形态吧。



小说家田山花袋,曾与国木田独步、蒲原有明等作家一起,形成“龙土会”。


“龙土会”一般被目为早期自然主义派的交友圈,而花袋也认为该会前期的中心存在是独步,从侧面为这一看法提供了支撑材料。而“潘之会”则被看作是与之抗衡的浪漫、唯美派青年作家们的交友圈。“潘”(Pan)本是希腊神话里的牧神,被认为是及时行乐的享乐之神。该会的发起人为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长田秀雄、吉井勇等一班诗人以及石井柏亭、山本鼎、森田恒友、仓田白羊等一群画家,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他们将东京比作巴黎、将隅田川比作塞纳河,将隅田川边的西洋料理店比作塞纳河畔的café,每月聚会数次,尽情享受青春盛宴,将潘之会做成了反自然主义的“耽美派”艺术运动的力场,甚至吸引了诗人兼雕塑家高村光太郎、翻译家兼批评家上田敏、著名公知小说家永井荷风等人。

如是,其实不妨说早在Café Printemps诞生之前,东京的文人墨客们就已将各类“西洋料理店”当做巴黎式café的代用品,并运用自如地让它们发挥了后来的“喫茶店”的作用。而Café Printemps则堪称是应运而生,引领了历史的嬗变,满足了文坛的需求,并催生了大批的跟风追随者,许许多多的喫茶店随之纷纷问世,好似雨后春笋,从此开启了日本的“喫茶店时代”,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日本喫茶店文化。



小说家佐多稻子,曾在东京大学附近的喫茶店“红绿”做“咖啡女”。正是在这家喫茶店里,她结识了再此结识了后来的丈夫文艺评论家漥川鹤次郎。


喫茶店,既不同于家庭那样充满烟火气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场,又绝非超凡脱俗远离现实的虚景幻境。它浮游于纯世俗性与纯虚拟性之间。它的的确确构成了世俗生活场的一片洞天,同时又不可否认地具有鲜明的超日常性。它见证过形形色色的人生际遇,孕育过千姿百态的青春美梦,成就过不计其数的心像追求。后来成为左翼文学代表作家、在近代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的佐多稻子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于18岁时上京谋生,就在东京大学附近的café“红绿”做了个“咖啡女”。正是在这家喫茶店里,她结识了杂志《驴马》的同人、东大生中野重治、堀辰雄,和中野的高中同学、为了追求文学梦想而放弃学业边做邮局职员谋生边坚持文学活动的漥川鹤次郎,并在漥川的鼓励下开始小说创作,走上了文学之路。两人志同道合,相思相爱,结为人生伴侣,共奏了一曲文坛佳话,虽然最终未能白头偕老,毕竟也携手走过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喫茶店便是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舞台,日日上演着种种人生故事,而透过它去重新审视文学史,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


施小炜 /text

-Z-拾壹/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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