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二年，曾国藩克复安庆，他在此开设书局，刊刻《船山遗书》。同治三年，曾国藩将办公地点转移到了南京，而书局也跟随前往此处。到了同治四年，将《船山遗书》刊刻完毕，况周仪在《蕙风丛书·蕙风簃二笔》中称：“咸丰十一年（1861），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
曾国藩辑《三十家诗钞》书牌，清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刻本
对于刊刻《船山遗书》的起因以及大略过程，曾国藩在该书的序言中写到：“道光十九年（1839），先生裔孙世全始刊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1854），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刊，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崧伯山等分任校雠，设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
曾国藩辑《三十家诗钞》牌记，清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刻本
《船山遗书》刊刻完毕之后，书板存于南京两江总督署，而当时的刻书经费则全部来自于曾氏兄弟的捐款以及募资。创局之初，曾国荃就捐款八千金，而曾国藩前后捐款额更达三万金，此事可由朱孔彰所写《曾祠百咏注》为证：“公捐廉俸三万金，设书局重刊经史，先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如此说来，金陵官书局最初也是由个人出资兴办，而后改为官办者。从经历和属性上，此后的传忠书局与之完全相仿。如此论起来，传忠书局也应当算是清代官书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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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就将《船山遗书》的板片运回了长沙，寻霖、刘志盛所著的《湖南刻书史略》中称：“曾国藩卒后，曾国荃继任两江总督，并将板片运回长沙，藏于长沙上黎家坡遐龄庵传忠书局内。”由此可见，传忠书局不但在性质上跟金陵书局相仿，并且金陵书局所刻的板片，曾经也有一度归了传忠书局，只是后来这些板片又从传忠书局运出，转归了船山书院：“光绪四年（1878），衡阳知县张宪和于衡阳城南创船山书院，光绪八年（1882）建成开讲，十年（1884）曾国荃将《船山遗书》板片全部捐赠船山书院。清光绪十三年（1887）船山书院重印《船山遗书》时，将张宪和所搜访到的船山佚稿《龙源夜话》一卷、《姜斋诗剩稿》一卷、《忆得》一卷、《姜斋诗编年稿》一卷、《姜斋诗分体稿》四卷、《姜斋文集补遗》二卷，共六种十卷补刻于遗书中。”（《湖南刻书史略》）
到了民国年间，《船山遗书》的板片又遗藏于衡阳图书馆，而今这部数量巨大的板片仅有少量藏在了衡阳市博物馆内。虽然这些板片仅是同治之后的清末刻本，从文物性角度来论，定级的等级并不高，然而这却是中国清代的特殊现象——官书局的实物证据，而官书局刻书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此论起来，这些残余的板片就有了重要的标本意义。
传忠书局的来由也跟曾国藩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咸丰十一年，有大臣向皇帝提议，应当将为抗击太平天国而牺牲的烈士事迹搜集起来，皇帝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且让各省都如此照办。当时的湖南巡抚毛鸿宾就在长沙抚署附近设立了褒忠局，同时聘请郭嵩焘做主编来编写《湖南褒忠录》一书，郭嵩焘在给刘蓉的信中称：“《忠义录》一书，不难于编纂，而难于采访。在局数月，规模略定，而颇苦于采访之难，其人顷已属之罗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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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当时郭嵩焘编辑此书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采访相关的当事人。为了能够将此事进行下去，郭嵩焘又聘请了数位助手，其中主要有左宗植、罗汝怀和曹耀湘。左宗植是左宗棠的二哥，其也曾是一位饱学士，曾任衡阳石鼓书院主讲，并在湖南一地也颇有诗名，跟魏源、汤鹏、陈起诗并称为“湖南四杰”。而罗汝怀也是有名的经生，他是邓显鹤的弟子，从经学观念上来论，他属于调和派，因为他反对汉学与理学之争。当年曾国藩在江西带兵时，罗汝怀曾入曾国藩幕，但罗却提出只做事不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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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耀湘跟曾国藩也有密切的关系。咸丰七年，曾国藩生病，经欧阳兆熊推荐，曹耀湘前往营中给曾看病，因为曹的医术高明，曾很快痊愈。在行事方式上，罗曾经劝曾要改变严厉的作风，实行怀柔政策，而后曾听从了曹的建议。曹耀湘对佛学也有研究。同治五年，杨仁山在南京见到了曹耀湘。杨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书，而曹耀湘而回长沙创立了长沙刻经处，《湖南刻书史略》中称：“清光绪二年（1876），曾参与创立金陵刻经处的长沙曹耀湘又于长沙创办长沙刻经处。
《曾文正公全集》书牌，清同治光绪间传忠书局刻本
曹耀湘同治年间曾主持设于长沙黎家坡遐龄庵之传忠书局，专事刊印《曾文正公全集》，至光绪二年，《曾文正公全集》已基本刻竟。虽至光绪十七年（1891）与思贤讲舍合并之前，传忠书局仍有少许刻书活动，但曹耀湘主要精力已转至刻经处事务。刻经处亦即设于遐龄庵内，其刻书一直持续至民国间，所刻经典版式与金陵所刻相同，一般为十行二十字。”
《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刊刻牌记，清同治光绪间传忠书局刻本
看来，曹耀湘除了创办长沙刻经处，同时还主持传忠书局，而当年长沙刻经处的经费，也有不少是曾国藩所捐者，有可能曾是以此来感谢当年曹治愈了自己的病吧：“长沙刻经处刻书之费，多由僧、俗二界捐资，其中又以湘乡曾氏捐资最多。曹耀湘善医，曾国藩未显时，曹氏曾为其开方疗病，后又入曾氏幕，襄赞校刊《船山遗书》。归湘后主持传忠书局，刊刻《曾文正公全集》，故与湘乡曾氏数世皆过从甚密。长沙刻经处所刊书，多有镌‘龙城曾氏施资敬刊’字样者。”（《湖南刻书史略》）
曾国藩辑《三十家诗钞》卷首，清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刻本
郭嵩焘所编的《湖南褒忠录》完成之后，由裴荫森写了篇序言，此序中讲述了该书的来由：“咸丰十一年（1861），言官上议以军兴以来死节赴义之士所在有之，宜搜采纂辑为书，俾不终归湮没。于是诏下各直省悉如所议。湖南自故太傅曾文正公起家练兵讨贼，将帅之士龙搏水击，纵横四出，功最多，其以死勤事者亦最盛。是时济南毛公方摄南抚，咨商骆文忠公于西蜀，乃开设褒忠之局于省会，属湘阴郭筠仙中丞董其事。未几，筠仙中丞出莅苏松督粮任，又以属湘潭罗研生中翰偕长沙周漱安明经采辑编纂，凡六年成书，积稿四十余帙。”
《曾文正公文集》书牌，
清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
而后这部书予以了出版，但当时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并没有撤销，当地人提议在此继续编写《曾文正公全集》，《湖南刻书史略》中称：“《湖南褒忠录初稿》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木活字印行。《湖南褒忠录》编纂完成后，湖南官绅又于其址设立传忠书局，专以编辑刊刻《曾文正公全集》，后移址于城南上黎家坡遐龄庵，邀长沙曹耀湘主持局务。”
《曾文正公文集》牌记，
清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
虽然说曹耀湘是传忠书局的主持人，但实际上他也是《曾文正公全集》的真正编纂人，《史略》中称：“《曾文正公全集》虽署湖广总督李瀚章编纂，而实际编纂人则为曹耀湘。全集共十六种，除《鸣原堂论文》二卷为同治十二年励志斋所刊外，余皆为传忠书局所刻。”
《曾文正公文集》内文，
清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刻《曾文正公全集》本
传忠书局刊刻完《曾文正公全集》后，局内的这套人马并没有解散，而是接着刊刻他书，比如清光绪五年刊刻有《陶靖节集》，曹耀湘在该书的跋语中称：“安化陶文毅公澍所著《靖节先生集注》，荟萃诸家之长，纤悉毕举，考证精核，持论名通。自有陶集以来第一善本也。唯是书系文毅家藏之版，流布海内者不可多得，以为塾中读本又微苦其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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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湘不揣固陋，取坊肆流通之本校其讹脱，因即文毅公注中抄出其精要者数十则，依次增补付梓，以公同好，取便于蒙塾之课读。其中亦有为先辈论释所未及者，窃以管窥之见拾遗补阙，不下数千言搀人焉。”传忠书局还刊刻过《庄子南华真经》，此书的书牌上有：“光绪十一年乙酉岁秋七月传忠书局校刊，板存善化黎家坡遐龄庵内，段文益承刊。”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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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所见，传忠书局所刻之书的最晚时间是光绪十五年，如此说来，该书局的存在时间至少有14年。可能是后来曹耀湘的主要精力都主到了刻经处，故传忠书局的刻书数量越来越少，到了光绪十七年，传忠书局就并入进了思贤书局，《史略》中称：“传忠书局存续期间，光绪二年（1876），湖南绅民又于黎家坡遐龄庵创设长沙刻经处，专事刊刻佛经，仍由曹耀湘主持。从此以后，曹耀湘主要精力便专注于刻经处事务，传忠书局刻书日少。光绪十七年（1891），传忠书局与思贤讲舍刻书处合并组建思贤书局，传忠书局业务自此停止，传忠书局也就成为三大官书局中刻书最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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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之后，传忠书局所刻的《曾文正公全集》板片及思贤书局所刻的书板，一同移交给了湖南省图书馆。1935年，湖南省政府用这套板片又刷印了几十部书，以此来分赠给中央各要员以及国内的公共图书馆。
关于该书板片的递传，当时的图书馆馆长黄济在此书的后跋中称：“湘乡曾文正公全集坊间售本甚多，然书估鹜利，多遽检印，鲁鱼亥豕，讹谬迭见，贻误后学良非浅少。湖南思贤书局旧有文正公全集藏板，校雠精审，允称瑰宝。入民国后，书局随废，遂将局中所藏各种古籍版片移归湖南省立图书馆管理。旋图书馆迁移省教育会中山堂侧新址，旧址定王台专供藏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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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乱侵寻，军队时有入驻之事。管理困难，版片因而损坏者不少。醴陵何公芸樵既主湘政，百废俱举。济奉命筹备恢复中山图书馆。时适郴县黄公剑平、长沙曹公耔谷先后长教育厅，慨念吾湘先贤遗泽就湮，因拨款整理定王台旧藏板片，令济兼主其事，爬罗搜剔，颇费岁时，于是缺者复完，窳者复坚，……”
由此可知，传忠书局所刻之书在当今的各大图书馆内均有收藏，可见当年这些人创立此局并编书出版，虽然所出之书的品种并不多，但却对后世文献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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