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编写这部大书，姚广孝组织了一大批相关人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总裁陈济。这位陈济本是位布衣，然而他读书十分广博，《明史》中称陈济“尝以父命如钱塘，家人赍货以从。比还，以其赀之半市书，口诵手钞。十余年，尽通经史百家之言。”陈济有钱就买书，并且记忆力超常，人称“两脚书橱”，故而被请入文渊阁来编这部大书。除此之外，姚广孝还请来了一些著名的僧人和道士，共同来参与该书的编纂，比如他所请来的僧人中有一位法名善启，朱彝尊所纂《明诗综》对善启介绍如下：“早负诗名，钱塘瞿宗吉赋牡丹诗，师与对垒，用一韵赋百首，独庵（姚广孝）南洲（溥洽）交器重之。尝被召纂修《永乐大典》，书成告归。”
因为这部大书中还有医家的内容，故姚广孝也推荐了几位这方面的人材。可见姚广孝为了编纂大书，下了很多的气力，并且他在用人方面，可以称得上不拘一格。而这部书所涉及的广博内容，《永乐大典》在凡例中明确地称：“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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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广博的涵盖，所以姚广孝才动脑筋请来各方面的人材，共同参与该书的编纂。但是编成这样一部大书，除了相应的人材，还需要大量的底本，宫中虽然藏书丰富，但也有许多未备之本，于是在永乐四年，朱棣下令由礼部尚书郑赐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征书：“（永乐四年四月）己卯，命礼部遗使购求图书。上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上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
看来，朱棣为了编这部大书可谓不惜成本，只要书好，不论多贵都可以购买，从而保证了《永乐大典》一书的质量。但是编纂这么一部大书，却非易事，对于该书所用人员，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给出的数据是：“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八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详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凡二千一百八十人。”但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却说：“时拜谒者，广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盖效力编摩者，较宋太平兴国中不啻十倍。”这个数字比《春明梦余录》所载多出近500人，但无论哪个更为正确，这都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姚广孝对这些人统筹安排，最终在永乐五年十一月，编出了该书。《明太祖实录》载：“太子少师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凡二万二千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上亲制序以冠之。”
永乐大典.卷7078至卷7080.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隆庆时期内府重写本_页面_018_页面_001
此次重编之本令朱棣大为满意，他在给该书所写的御制序中称：“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故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揭其纲而目必张，振其始而末具举。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
朱棣表彰《永乐大典》事无巨细地涵盖了古今典籍，而恰恰是姚广孝为这部大书的编纂付出了很多心血。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清乾隆年间，经过朱筠的建议，朝廷决定从《永乐大典》中辑轶出已失传的历史典籍，而后的《四库全书》中有282种、计4926卷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者。由此可见，到了清乾隆中期，《永乐大典》所记载的很多典籍都已经失传了，如果没有《永乐大典》的记载，这些书就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到如今，原本11000多册的《永乐大典》仅余了440余册留存，每一册都成为了国宝级的典籍，虽然今天偶然还会有《永乐大典》零本的发现，但每发现一册，都会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而我所知最近的一次，乃是2013年国家图书馆大约花800万买得一册零本。
姚广孝在编完《永乐大典》后的第三年，又主持了《明太祖实录》的第三次修纂。永乐十六年五月一日，《太祖实录》编纂完成时，姚广孝已在此前的一个多月去世了。他在去世前，朱棣还曾亲往探问，《明史》中记录了君臣二人的对话：“（朱棣）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广孝顿首谢。寻卒。”
朱棣问姚广孝有什么要求，姚完全不提个人的事，只是希望朱棣能够释放溥洽，因为这位溥洽是建文帝时的僧官，朱棣打入南京时，溥洽曾建议朱允炆化妆成僧人逃脱，也有人说，其实朱允炆就藏在了溥洽的住所。于是溥洽就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十年多。在此之前，虽然姚广孝跟朱棣关系十分密切，但姚也决不敢向皇帝提出把溥洽放出来，因为这涉及到了朱棣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而今面对病重的姚广孝，朱棣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下令将溥洽放出。
对于这件事，野史中都有记载。郑晓在《今言》中称：“靖难兵起，（溥洽）为建文帝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帝君削发。长陵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其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看来溥洽确实在很多方面帮过建文帝，而建文帝的逃遁也跟溥洽有一定的关系，难怪朱棣将其关入监狱十几年。溥洽被放出后，立即去见姚广孝，明确地说自己的余生乃是拜姚所赐。
姚广孝在去世前仍然惦念着自己的朋友，可见是一个重情义之人。永乐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去世，享年84岁，在那风云的变幻的年代，他能够得以善终，也确实很难得。朱棣听到消息后，“辍视朝二日，赐祭，赠推忠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命有司治丧葬，亲制碑文于墓。”（《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八）
两天之后，朱棣派人前往宣读他亲撰的祭文，朱棣在祭文中说：“曩者奸宄构祸，朕举义师以定内难，卿竭忠效谋，克殚心膂，识察天运，言屡有验，一德一心，弘济艰难，辅成家国，其绩居多。”
由这段话可见，朱棣并没有忘记姚广孝当年帮助他夺取天下的丰功伟业，而后他御赐姚广孝谥号为“恭靖”。郑永华在《姚广孝史事研究》中称此为“明代永乐朝文臣得皇帝赐谥第一”，并且：“姚广孝丧葬之仪盛况空前。朱棣亲自撰写神道碑铭，这在永乐一朝甚至整个明代都是绝无仅有的。”而《明史》中亦称：“明初，文武大臣薨逝，例请于上，命翰林官制文，立神道碑。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皆出御笔。”
可见，朱棣的确未曾忘记这位帮过自己大忙的人，故而对姚广孝的赏赐都是超规格者。姚广孝去世后，葬在了北京附近，而他的墓塔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崇各庄乡常乐寺村东。虽然身处北京，我却一直未曾探看过他的墓塔，某天我将房山区的历史遗迹作了路线上的规划，在探访完大觉寺后，转而驶上高速公路，前往寻找姚广孝墓塔。
看到了墓碑
从大觉寺重新驶上六环西路，沿此路南行40余公里，在青龙路口下道左转驶上S328省道，前行不远看到路牌，称此路又名泉湖西路。西行2公里后右转驶向良三路，再前行三公里右转是一条宽阔的无名路，穿过一座残破的小桥，进入了常乐寺村。
细节颇为精美
在村内问过几人，大多能知道墓塔所在方向，但因为附近的道路没有名称，故指路之人难以向我说清楚，如何才能开到墓塔之前。于是我边开车边打问，然而村内行人很少，每遇岔路只能停下来在那里等候。正等候间，我想到导航仪不知是否有这个具体地点，于是输入“姚广孝墓”几个字，果真显现在村东300米处。
施工之中
按着导航仪所指的方向，果真在村外看到了土路旁的一块大碑，螭首的碑额上刻着“御制荣国公神道碑”，这正是我所找的姚广孝墓碑。石碑保护完好，加上下面的石赑屃，看上去将近四米高，外面有用青砖围起的碑券，我感觉碑券的年代不会太早。碑的四周是大片的空地，在空地之后搭着几个临时的帐篷，旁边还停着挖掘机，看样子要在此处大兴土木，不知道未来的姚广孝墓塔是否又会变成面积庞大的旅游景点。
继续前行
远处的墓塔
雕造得颇为细腻
看不到塔铭
沿着碑侧边的小路向后走，前行百十余米即是姚广孝塔，塔为砖制，塔基上刻满了精美的花纹，可惜塔额与地面有十米之高，我的摄影技术又相当拙劣，无论如何都拍不清楚上面的铭文。按资料记载，姚广孝墓塔旁原本有着许多的碑刻，今日却一点痕迹也没有，只有零星的几棵枣树，看上去树龄不过百年。在大片的空地上，密密的挖着许多种树坑，看来前面的施工工地果真是要恢复姚广孝墓的景观。且不管此事的动机是否为打着保护文物的名义来搞经济，只要能够保护起来，也是一件好事。惟一的希望的是，将来在介绍姚广孝事迹时，一定要提到他对《永乐大典》的编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渐渐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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