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榆次“北门外”，老榆次人无人不知，这里曾是榆次最繁华的闹市，是人们购物、饮食、娱乐的天堂。然而，今天的大多数榆次人其实并没有亲眼见过北门，“北门外”对大家而言仅仅是一处大致方位指向而已，“北门外”在榆次城市格局演变中的意义已渐渐被人们遗忘。
榆次“北门”是隋代所建的榆次古城四座城门之一，因面向榆次北山而得名“望岳”。古时的北门城楼上祭祀着北方之神“真武大帝”，每到乡试揭晓日，考生们在此等待捷报，故名“望捷楼”。榆次的四座城门中，只有北门同时与京陕官道和京省官道相连，往来京城和省城的人流、车流都由此进出，是最繁忙的一座城门。
由汉故城（战国古城）缩建而成的隋榆次城，历经唐、宋、金、元各代，又被唐安史之乱的史思明、唐末叛将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河东霸主李克用以及金朝女真人、元朝蒙古人的屡次围攻，均未受到大的损坏。（详情关注本公众号《榆次风云》系列图文：隋唐五代篇、两宋金元篇）
进入明代后，榆次进入了筑城高峰，新开了西门、扩建了南关郭城，城池经多次维修更加坚固。当时，一片荒凉的北门外也陆续建成了二童祠、邑厉坛、圣母庙（又名奶奶庙）、采风亭等多处建筑。
“圣母庙”就在原晋中饭店所在的位置，建于明万历年间，殿宇规模宏大。1948年榆次解放后，圣母庙被拆除后开辟为集贸市场，起名为自由市场。1971年，自由市场改建为晋中饭店。2018年，晋中饭店被拆除。
“圣母庙”附近是“漏泽园”，其实就是官府安葬无主或贫苦者尸骨的公共墓地。“漏泽园”的祭祀、埋葬、维护管理往往需要僧众们的参与，因此才与“圣母庙”相邻。
“漏泽园”内的逝者，或生前未得善终、或死后无人祭祀，古人认为他们成鬼后会变为厉鬼作祟，于是在附近设立了“邑厉坛”来祭祀安抚这些“无主之鬼”。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在全国各地遍设“厉坛”，京城有泰厉坛、府州有郡厉坛、县有邑厉坛、乡村有乡厉坛。“厉坛之祭”也体现了古人对不幸遇难者、无后者的一种关怀。
“邑厉坛”旁的二童祠是为纪念因祈雨而死的两幼童所建。明嘉靖年间，因榆次大旱，城内的李氏和王胡的乔氏二幼童，在县城西北的社稷坛昼夜祈叩，仍未下雨。两童缢死于社稷坛后，大雨如注，人们认为是龙神被二童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官府在邑厉坛旁为二人建了祠宇。
“邑厉坛”东还有一座名为“采风亭”的建筑，民国时早已荒废，具体位置不明。我国古代有“采风”制度和传统，“采风”是指官府派专人到民间搜集诗歌，并根据这些诗歌了解民情，相当于政府官员深入群众调查民意。“采风亭”有听取民意、体恤民情的寓意，而同期建成并与之遥相呼应的南关郭门外的“劝农亭”，则有鼓励农耕、丰衣足食的寓意。
清光绪年间，榆次城的商业闹市由南关清虚阁以北、南门里一带逐渐扩展到了富户街，后又延伸至衙门街、北门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竣工通车，山西告别了没有铁路的历史。正太铁路及榆次火车站的出现，使榆次取代平遥、太谷成为省内最大的货物集散地。
民国初年，随着榆次运输贸易中心地位日渐突出，晋华纱厂、魏榆电灯厂、魏榆面粉厂等近代工商业在靠近车站的北门外开始兴起，北门外的原“漏泽园”坟墓也被迁移。今百货大楼附近曾有一片民国县政府的苗圃地，因去往北关火车站的人抄近路，在这片树林内踩出了一条小土路，后来这里形成的街道被取名“树林街”（百货广场向西扩延时拆除）。一些有实力的商号从南关、富户街、南大街等处向北门外转移，逐渐形成了栈房街、粮店街，北门外成为榆次工商业的聚集区。
中国古城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防御性建筑。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津保卫战中，守城清军和义和团凭借城墙工事，使八国联军伤亡惨重。可惜，冷兵器时代的防御神器抵挡不住工业革命造就的洋枪洋炮。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迅即成立殖民军政府“都统衙门”并下令拆毁城墙。他们对外宣称城墙影响城内外交通、墙根垃圾太多不卫生。其实，站在城墙可以俯瞰租界，威胁洋人的安全才是城墙非拆不可的主因。天津人多番请愿试图阻止，可惜最终失败了。
八国联军的入侵，使天津成了中国第一座被拆除城墙的城市。天津城的拆除是一段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见证，却也无意间收获了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成果。原先的城墙所在地被扩建为四条马路，天津老城建成了发电厂，为老城安装了路灯，建立起全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老城也因此焕发了新的活力。天津城的变化引发了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潮流——汉口、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相继“破墙而出”，城墙纷纷倒掉。“城墙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降低，限制人们出入自由，不利于城市的扩张”，这种城建新思潮也很快波及榆次。
民国19年（1930）时，榆次县城早已突破了古城池的束缚，向北门外扩展到了正太铁路北，但古城墙、城门却一直比较完整的保留着，北门及瓮城尤其严重影响新旧城区间的交通。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决策者们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派建议像天津、上海那样拆除城墙，建设现代城市；另一派坚持保留城池，认为城墙并非完全无用，山西大同、河北涿州、湖北武昌均有因城墙防御而保全的经验。最终决策者们采取了折中方案：保留城墙但拆除北门瓮城，并在北门东侧（今府兴路北口中国移动大厦东侧）新开交通门（俗称小北门）。北门瓮城被拆除后，北门外形成了一片开阔地。为点缀风景，人们选择空隙处（大致在今购物中心南侧、顺城街道路中央）建成一座八角亭，仍沿用早已消失的明代建筑“采风亭”之名，以示对这一古迹的纪念。（本文北门老照片素材来自网友“天马行空”）
北门瓮城的拆除和小北门的开通，极大地缓解了城内外的交通压力，更加快了北门外的商业发展。
1936年，在顺城街北侧（现在购物中心楼东侧），建于1928年的戏园改造成了仿照西方舞台形式，内分池座与包厢，开买票看戏先例的“群英舞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群英舞台又更名“胜利电影院”。榆次解放后，再次更名为“新华电影院”。1952年，“新华电影院”由私转公，取名“榆次电影院”。1965年，北门广场西、顺城街南侧新建的榆次电影院开业。2003年，榆次电影院被拆除，原址建成了中国建设银行。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全国范围开始了城市改造。在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始人梁思成的极力反对下，北京依然于1952年开始拆除城楼，1956年开始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如今的人们会设想，如果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北京古城墙留到今日，也许北京城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它将是与紫禁城交相辉映的中国古代建筑奇迹。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这种设想本身也是后知后觉，更可能低估了当时拆城墙派的“正当性”。阻挠现代化城区建设只是拆除古城墙的众多原因之一，当时的古城墙并不是完好无损的，部分城墙已经出现了严重损毁，如果不拆除就需要进行修缮。以当时的国家经济实力，选择花费巨资修缮古城墙还是修建人民生活急需的城市基建设施，显然并不需要考虑太久。首都北京古城墙的拆除对全国各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榆次城楼和城墙的拆除大致开始于1955年，废弃的城墙砖铺设了顺城街路面。1966年的榆次卫星图显示，这时的榆次北城墙已荡然无存，东南西及南关郭城的城墙土遗迹依然断续残存。
榆次老城墙的拆除，使北门外新城与旧城彻底融为一体。1955年 6月顺城街首次安装了白炽路灯。1956年后，国营商业逐步兴起，粮店街商场、百货大楼、人民饭店、大型菜场等相继在北门外新建开业，整个北门外百货、五金、杂货、家具、饮食等行业众多，之后的几十年，榆次的商业闹市主要集中在此处。始建于1958年的百货大楼，是上世纪60年代初榆次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店，在榆次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2005年，百货广场在百货大楼原址的基础上向西扩延后重新开业，成为现代化商业大厦。原位于文化中心广场西北的人民饭店，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成的榆次百姓熟知的去处。20世纪80年代，人民饭店易名“萃香楼”，该饭店消失于文化中心广场建设中。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邮电大楼，它被拆除后建成了君豪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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