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反思

作者：皮明勇

　　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理论的发展水平低下，海军决策层对海军作战的战略、战役及战术问题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或者很少进行这方面的观念更新及学术积累。因此战争来临之际，决策层难以科学地思考并规划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使用问题，更不知道如何从全局的高度尽可能地利用近代海军的特性并发挥它的成力。由是观之甲午海战的败因，或许会引发今人更深刻的反思。

“海守陆攻”，战略指导有误

　　海军是19世纪下半叶机动性与攻击性结合最为紧密的近代化军种，这是它的根本特性。历史证明：对其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充分发挥这种特性并进行积极的海上进攻。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海军力量大体相当，当两国战争不可避免时，两国海军的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战时，日本大本营正是根据这一特定条件，制定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的“作战大方针”，把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这也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特色。而此时，北洋海军能否有所作为就显得至关重要，它与日本海军的决战更应该成为决策者高度重视的问题。
　　然而开战之前，清政府并未提出明确而完整的战略计划，只是在宣战诏书中以“布告天下”的形式，表示将在朝鲜半岛厚集陆师、迅速进剿，以拯韩民于涂炭，同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史学界据此将当初清军的战略意图概括为“海守陆攻”。依据这个战略意图，北洋海军的基本任务是固守渤海湾口，具体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并未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这种消极应战的状态，无疑将海上作战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本。
　　由于舰队机动性强，作为主动进攻者的日本侮军，可以随时在广阔的海域内搜索北洋舰队，捕捉战机。相反，北洋舰队由于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其自由度相当有限。而渤海、黄海在大的地理形势上属于一个大海湾，北洋舰队处于湾内，日本海军居于湾口外部，北洋舰队如果想回避海上决战的话，它的机动余地并不大。特别是旅顺、威海两基地是固定的，清廷陆军进入朝鲜半岛后，北洋海军为其海上运兵线提供保护的任务也是基本稳定的，因而北洋舰队的活动范围就更受局限。这样，不准备主动决战的北洋舰队，迟早会被主动求战的日本海军搜捕到，这一战也必然不是在北洋舰队所希望的，并对它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可以说，从一开始，北洋舰队便在战略上处于相对劣势。
　　在这里，还有必要就“海守陆攻”中陆海两个方面间的关系及其对北洋海军的影响做一特别分析。
　　由于清政府把陆军的主战场定在朝鲜半岛，且采取一种进攻态势，自然要在此集结大量陆军部队，这对北洋海军提出了下列两方面要求：首先，朝鲜半岛呈狭长地形，三面环海，又距日本较近，易遭受日本从海上多个方向施加的威胁，入朝清军需要北洋舰队从海上提供翼侧保护。事实上，应叶志超等人的请求，李鸿章曾多次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朝鲜西海岸大同江口等处巡弋，以策应在朝清军。其次，朝鲜半岛与环渤海地区清军原驻守重心的陆路距离较远，在当时陆上交通不发达情况下，朝鲜作战对颇为便捷的海上兵员运输存在明显依赖，而海上运兵又必须要北洋舰队进行护航。这样“陆攻”必然要牵动“海守”，北洋海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入朝清军的附属品，它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
　　毫无疑问，“海守陆攻”是以陆军为中心的，海军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丰岛海战、黄海海战，都是北洋舰队在护航过程中发生的，它在丰岛海战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在黄海海战中也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显然，北洋舰队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在这两场海战中具体地转化为战役、战斗上的被动及劣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北洋海军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接连战败，确有清政府战略指导失误的原因。而清政府的这种失误，尽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它对近代海军战略特性的认识极为肤浅。

选择横阵，制约火力发挥

　　黄海海战，中日双方参战舰队的装备互有长短。北洋舰队因其舰船航速和舰炮射速较低，影响了机动和火力，虽从总体看略居劣势，但这种劣势只是相对的，至多不过相差二到三成。然而，这场海战的结果，却是北洋舰队损失5舰，日本海军虽伤多舰，但一舰未失。就直接结果而言，无疑是中败日胜，且战绩悬殊。这种结局的出现，除了装备及技术等原因外，北洋舰队在战役战术指挥方而的诸多失误，也是重要原因。
　　对于北洋舰队使用横阵的利弊得失，长期以来颇有争议。肯定者称有利于舰艏重炮火力的发挥，否定者则指出它不利于舷侧炮火的发挥，进而也不利于舰船总体火力的发挥。争论的焦点都在舰炮火力发挥上，都有一定的道理，却又不尽然。前一种观点是肯定横阵的，然而事实上的海战效果并不理想。而后一种观点，则有用当时日本海军的舰炮特点以及20世纪以后才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新的海战理论衡量北洋舰队的倾向。应该说，北洋舰队采用横阵迎敌，是建立在它战前对海战理论的学术研究和战役战术操练严重准备不足这一特定基础上的。横阵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实现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有机结合，既难以通过机动于必要的时间内集中必要的火力密度，予敌之某一特定目标以毁灭性打击；又难以在必要时通过机动，适时转移火力，以救护我舰队中处于危急状态之舰船。横阵的弱点虽最终地表现为火力问题，但其与舰队的机动性差是紧密相关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注意到横阵对各舰舷炮和舰艉炮射击的直接影响，更要注意到横阵因机动性差所带给舰炮火力的间接的但更为严重的制约。黄海海战，如果从敌我两舰队相距3000-3500米交火起算，到北洋舰队之横阵队列线与日本舰队横过之航迹重合，前后大约经过10分钟。在这10分钟中，双方的交战实际上有2个热点——其一是，“定远”、“镇远”等主力战舰与日本联合联队本队间的炮火对攻。尽管北洋舰队在这一局部的舰船数量略居优势，阵形尚整齐，且可发挥其舰艏重炮威力，但是由于横阵的种种局限，它的各种优势未能形成真正强大的攻击力。加之舷炮和舰艉炮难以发射，而舰艏炮的发射速度又慢，几乎每艘敌舰从阵前横过时，北洋舰队各舰舰炮只能发射1-2次，且命中精度低，单位时间内对敌某一目标舰的火力打击强度达不到实际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统一横阵中之各舰，根本不可能实行局部机动，既不能延长对某一敌舰的攻击时间，也不能有重点地加大对某一敌舰的火力密度。这使得从阵前横过之敌舰虽全都挨了几炮，但均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其二是，日海军第一游击队对北洋舰队阵形右翼“超勇”、“扬威”舰的逼攻。“超勇”、“扬威”舰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居于绝对劣势，处境极其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北洋舰队指挥官理当立即进行紧急处置，相应机动其他力量前往救护。尽管当时因北洋舰队指挥中断，我们很难就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统一横阵的格局下，即使指挥不中断，丁汝昌处置起来也是极其困难的，“超勇”、“扬威”之命运终归难以改变。由此不难看出，横阵不便于机动的弱点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当敌人采用抄袭两翼、前后夹击等战术时，就更加不易应付。
　　黄海海战后不久，中外评论家就曾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并具体指出“横阵之缺点：第一，最难维持阵形；第二，不能行动自由；第三，不能发挥全舰炮火之威力”。也有人列举过日本舰队所使用的纵阵的四大优点：第一，有利于发挥全舰炮火之威力，特别是舷炮之威力；第二，由于各舰自身迎敌正面虽然较宽，但纵深较浅，在当时舰炮瞄准方向误差小，距离误差大的情况下，被敌舰炮火命中的公算较小；第三，行进中容易保持阵形，舰长可以较专心地指挥舰炮射击；第四，跟进舰可以更好地保护其前行舰。
　　综合中日战舰是役的各种对比得失，不难看到，横阵机动性差以及它给舰炮火力发挥所带来的影响，的确是研究黄海海战时需要更加重视的问题。

“不谙航事”，统帅难当重任

　　对于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个人而言，他是在什么状况下做出使用横阵的选择呢？史学界有说法认为：丁氏是依据琅威理推荐的阵形而做的决策。笔者想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丁汝昌采用横阵，无论是自出心裁还是受他人推荐之影响，都不是他对海战战法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有不少亲历过此战的中外军官，曾于战后对丁氏出任北洋海军提督的资格提出过疑问。泰莱称他“不谙航事，实际上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称“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有记载称，丁氏自己亦曾承认不懂海战。而在他周围的其他海军将领，平时同样很少讨论海战阵法与战法问题。“当平居之日，少于聚会谈论战守胜法及军中利弊，所以见闻不广也。”“军兴以来，未闻有上制胜之谋者。提督与诸将画策之时，有口是而心非者，有唯唯而退者。员弁有言，多因避嫌不敢上达。”虽说丁汝昌曾在威海召开过作战会议，并讨论过有关海战阵法等问题，但是，平时不研究、训练中不考究的战法问题，是很难在临事之际一下子解决的。
　　其次，说丁汝昌对黄海海战的阵法选择不是深思熟虑之举，并不意味着丁汝昌在甲午战前丝毫未受到西方近代海军学术的影响。甲午战前，清朝所引进的西方海军战术，还处在一种过渡形态，舰艏对敌的横阵理论受到推崇。尽管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理沦与丁汝昌选用横阵有直接联系的文字记载，但我们设想丁氏作为北洋海军提督读过《各国水师操战法》等书，似乎也是不足为奇的。不少研究者以为：丁氏在黄海海战中选用横阵，主要是为了利用舰艏重炮的威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这与丁氏受到过西方海军学术理论中“横阵优越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这种“横阵优越论”也有可能是出自于琅威理之口授。无论是从哪个渠道而来，这种理论的源泉大约都与1866年利萨海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中的猜测，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地指出：即使丁汝昌曾有意识地接触过一些近代西方海战理论，他所接受的是其中某个具体的主张，而没有把握住它的精华。北洋海军也因此未受其益，先受其害。
　　由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近代海军学术理论及其对甲午海战影响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与日本的有关情况进行对比考察。日本在战前所做的理论准备工作，尤其是将有关海战理论应用于海军教学与训练（包括海军大规模对抗演习和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方面，确实比清朝出色得多。拿战前两国海军相比，日军的装备优势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在海军制度及海军学术方面的显著优势，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往往只重视装备的比较，而忽视了制度和学术等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