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把课程搬到线上，取名“黄明哲正解《道德经》”。
一直以来，“正解”两字，引来一些人的质疑：凭什么说黄明哲解读《道德经》就是正解？难道其他人的解读就都是歪解、曲解吗？
这实在是个大误会。
那些质疑者对“正解”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误差。
我所说的正解，是一种态度，一种追求，正心诚意，正本清源，正面解读经典，把中国的经典当成好东西，拒绝轻率调笑，摈弃曲解臆测，也不过分拔高，但绝对要有文化自信。
什么是正？健全人格，独立判断就是正。
在培养人上，《道德经》提倡的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就是能够自己去合道、“独贵食母”的领导者。不论是某个组织的领导者，还是自我人生的领导者。他们关心与社会最根本的枢纽结合到一起，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我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这样来解读、学习《道德经》。
从这维度上说，我要把“正解”进行到底。
学习《道德经》，我个人体会，有两个层面，要做到：
其一，对文字本身的认知，要对世传本和出土本综合把握。
尤其重要的是，以经解经，要在道德经框架内去解释主要概念，在道德经的社会背景之内去理解它的思路，而不要对概念进行无限制的引申。
其二，结合现代的社会变迁去理解和应用道德经的原理。道德经的问题域异常宽广，尤其是关于演化、造化的问题，和当今社会对组织演变、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息息相通。
我们应该从现实考察中去理解道德经的原理，真正掌握其万变玄同的精神内核，去打开思路，更加开放地面对未来。
传世本的《道德经》注本难以统计，但影响最大的有两个：王弼注本与河上公注本。
王弼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天才，他的注本是思辨的，玄学的，较少落实于治世。
河上公是汉代的隐士，其注本侧重修真，讲修身治世一以贯之之道，有些地方甚至涉及帝王心术。
河上公注本在出发点上更贴近《道德经》的原旨，因此不少学者评价其实际价值高于王弼注本。
现代出土有两个重要版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和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楚墓出土的楚简老子。
帛书本分甲乙两个独立抄本，对比补缺之后，可以得到一部基本完整的《道德经》。
帛书本的排序与世传本不同，它是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这种排序，先讲社会实践而后谈思维方式，很可能是法家所传。法家与道家有很深的渊源，最早解读《道德经》的，就是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
帛书甲乙两本均早于河上公注本，而河上公注本又早于王弼注本。
郭店本比帛书本更古老。它有甲、乙、丙三个抄本，残缺不全，但传承有序，按每个抄本成文相距50年计，楚简老子的成文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500年，相当于老子晚年的时间。
历代帝王大多读《道德经》，有四位皇帝留下了完整的注本，甚至于还颁行天下。他们是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和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从帝王家的注解中，我们难得地窥见了古代最高统治者的真实心态。比如，朱元璋在注解里说，为了整顿吏治，杀了很多人，情况却不见好转，自己心里也感到恐惧。后来看到《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知道靠滥杀于事无补，于是减少了杀戮，内心也逐渐安定下来。
帝王家身在金字塔最高峰，具备真实的治世经验，对社会状况有旁人难以假设的全局性视角，说话也甚少忌讳，故而，他们对《道德经》的注解有某种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解读《道德经》，参照了以上最具影响力的世传本和出土本，并以历代帝王家《道德经》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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