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是一个伦理概念，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不是一个伦理概念。祖国的产生，源于中西交通之后留学生和移民的出现，同于古代中国文献中的母邦，是一个伦理概念，适用于远居离国的群体，大兴起于晚近以降。因而，这是一个晚近以来才开始流行的词汇，也是晚近以来才逐渐成为常识的一个新型词汇。
若一国之国民常居此国之内，本是一国的国民，尚未脱离一国国籍，则此国民与此国家只有政治关系，没有伦理关系，因此，假若一个居于本国内部之人不时将其国家称为祖国，并逐渐被培植超越政治概念之上的伦理概念，这一看似不值得反思的“常识现象”则在语言学上已经具有了矛盾的悖论：即通过混淆居住空间和抹杀国籍而将此政治之概念被偷换为伦理之概念。究其原因，即祖者，非亲身父母，为父母之父母也；所以称祖国者必然其人已非此国之人而居于他国之内。
国家是一政治概念，政府是一政治概念，政府可以代表国家，国家并不等于政府。中国乃一横贯三千多年之国家，但非一横贯三千多年之政府。中国历史中之所谓某朝某代，皆可称之为政府，亦可称之为国家，所以中国之概念恒久而中国政府之概念数变。如果以政府绑架国家，则是政治上的流氓伎俩和无赖手段。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区分国家与政府。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则政府即是国家机器，国家等同于政府。
中国之所以历经数代政府变更而依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原因，即在于其民族、文化和疆域的相对固定性。即其民族之血液和种类在逐渐变化，其文化之血液也在逐渐变化，其疆域之范围也在发生变化，但其民族主体成分，其文化主要特征，其疆域基本范围，则历经数代磨难而保持固定，因此可以称之为中国。
今日中国，民族扩大，文化复杂，疆域辽阔，我等国民以五十六个民族为中国之本有民族，我等国民以九十六十万国土为中国之本有疆域，这是一时政府之国民意识塑造，追究历史，恐非如此。民族与文化错综复杂，今日所言，则从疆域入手。
现代中国版图辽阔，四域极远，但并不是在秦皇汉武的时候即是如此，疆域的拓展，与一朝一代武力的强弱有直接关系，也与文明逐渐迁移有根本联系。武力愈强，疆域愈广，此不在话下。文明发展，则较为复杂。
文明发展，愈扩愈远，文明中心地之周围区域或因文化发展的本有原因，或因政治军事强加的原因，逐渐地接受此文明中心地之文明，因而周围地域与中心地域合而为更大的一个文明区域。而此地域之内凡接纳此种文化的民族，因为同一的文化基因，种族也逐渐同化，因此使得这一版图真正地归属于华夏。这种文明迁移和国家版图拓展的规律，周而复始，自古即今，因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中国。大致说来，中国的最初核心区域即是中原地区，后来拓展到关中地区和两湖吴越地区。接着纳入江南以至于岭南区域，后来纳入西南区域和西北区域，东北区域。就历史所属中央汉族政府控制时期，由于地缘政治原因，中原、江南、关中、岭南为古代中国最为稳定的区域。
西北区域由于是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必经之地，因此极不稳定，多种文明因素经常在此汇集，因此其真正属于汉族中央王朝牢固控制的时期其实极短。强盛如汉唐者，只有在极为强大的时期，如汉武贞观时期才能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的控制。而一旦国力衰弱，则周边少数民族即与中央汉族政府在此一地区博弈，此一地域之真正控制权也将发生问题，因此，中央汉族政府无法真正的长时间的在此地建立政权，进行实际有效的掌握。汉唐如是，更无论东汉、三国两晋和两宋了。迄于元，由于其本是少数民族，依据其强盛之民族性和发达的武器，横扫亚欧大陆，而将西北再次纳入中华版图。这一时期，东北和西藏也初次属于中央王朝，但这一中央王朝却是一蒙族王朝。但这三块区域由于未经华夏文明淬炼，因此极容易脱离中央王朝之管控。有明一代，则实际版图已经龟缩到中国最为稳定的区域之内，西北在永乐后期即已经失去真正控制，东北则在明末反为颠覆之源泉。有清一代，接续元的盛世，经三代努力，再次统一西北西藏。但统一不长，乾隆期实现统治，乾隆朝旋即王纲解纽，西夷侵略，全国进入军阀割据状态。而重建此种版图，则至于国朝。
基于此种文明迁移和国家版图的拓展而发生变化的，则是人才中心地。中原齐鲁两河地区，是中国第一人才基地，自古至今，未曾中断。后来关中地区在汉代崛起，经两晋南北朝，而迄于唐，是中国第二人才基地。但此后由于当地环境破坏，经济萎靡，这一人才基地也逐渐衰微。第二人才基地消失之后，恰值文明南迁，江南地区得到开发，于是江南江北地区成为中国第三人才基地，以至于今日，仍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才基地之一。在此文明发展中，由于西南区域始终安稳如初，受华夏文明滋润，因此是自两汉以来，迄于今日而影响甚大且很有特色的另一人才基地。由此可知，人杰是由于地灵，地灵则文明发达，文明发达则有助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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