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读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在《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和《五万年中国简史》两本书中的文章，对中国疆域如何形成、中国人口迁徙大势、中国大一统体制形成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根据姚大力老师的观点，中国国家建构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的三段历程，笔者对其整理总结如下。根据分子人类学的前沿成果，今天我们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四五万年前从中国南部边界地区入境的几批祖先的后裔。在通过追踪Y染色体遗传标记绘制出的全球人类系统发育树中，最早出现的人类分支都来自非洲。大约六至五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走出，后来又分化成欧洲人、亚洲人，从亚洲人中又分出澳洲人和美洲人。根据亚洲十个不同语系、七十三个群体、近六万个基因样本做成的亚洲人群进化树中，我们看到先后有四支人群进入今天的中国境内，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支是沿着印巴次大陆海岸线东行的“早亚洲人”，在大约五万年前从藏缅走廊进入中国。在南亚小黑人、白马藏人、日本虾夷人里，都留下了他们的共同遗传标记。第二支还是从同一拨“早亚洲人”里分出来的，约在三万年前进入南部中国，他们的血统较多地保留在今天的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在今天东北和俄罗斯一带）各人群中。第三和第四支进入中国的人群，属于穿越伊朗高原南部和印巴次大陆的“晚亚洲人”后代。他们大约在2.5万~1.5万年前之间一个最寒冷的时期，先后从云南和广西边境进入中国，又随着盛冰期结束和冰川消退自南向北迁徙，逐渐分布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从广西入境的一支发育出现代壮侗语各民族，从云南入境的一支则成为现代苗瑶语、藏缅语各民族和汉族的祖先。其中，“晚亚洲人”的后裔成为了今天中国人口的主体。此外，在亚洲北部，自南向北扩散的东亚人群，与从中东向西伯利亚扩散的西方人群相融合，新疆成为东西方人口迁徙的交汇地区，这对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也造成了重要影响。在“从南向北”的艰苦迁徙过程中，史前人类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和交互影响的璀璨画面。随着夏、商、西周在华北的兴起，“从南向北”的扩张过程而结束了。从这时起，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地区而真正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遥遥领先，其强大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外围辐射，尤其是南部中国。文明变迁的空间节奏开始由“从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为什么华北地区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呢？从生态环境的差异中也许可以找到最主要的原因。早期的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泛滥无常，使用石器、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较小的人口规模长期生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虽然鱼虾、蔬果、鸟禽等食物相对丰富，但要拓展生存空间却极为不易。中国河流与天然湖泊分布图（图片来自“全国生态地质环境遥感调查与检测”）在华北黄土地带（包括西部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则相反。黄土地易于垦殖，但能提供的资源相对匮乏，迫使这里的原始人群不断扩大生存空间，由此极大提高了人群内部和各人群之间的互动，推动着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和幅度都以超越其他地区的规模发展起来。适合农业耕作的华北平原（图片来自公众号“地图帝”）西周时，吴、楚就已经在长江流域立国，但直到春秋战国，他们还没有进入华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王室虽然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但面对中原诸侯时仍自称“蛮夷之君”，承认两国百姓都是蛮夷。司马迁从处于经济文化核心地位的华北俯瞰中国南方的时候，用“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在北方已经迈入秦汉高等文明的生活水平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大部分土著人群还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化。然而，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随着北方汉族的大规模南迁，汉文明开始了由北向南的大踏步迈进。这几波南迁，分别是：（1）公元3至4世纪初，从东吴立国长江流域，到“五胡乱华”引起的“永嘉南渡”；（2）8世纪50年代至唐末，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3）12世纪20年代，由金国入主中原造成的“靖康之难”。“永嘉南渡”时期人口迁移方向（图片来自公众号“地图帝”）
南迁的北方人口放弃旱地作物，开始从事产出更高的稻作农业。根据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或水稻种植，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水稻的大规模种植是南方地区不断接纳并消化大规模北方移民的重大原因。西汉末年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南北比例为1:32。而南宋后期人口与500年前相比，长江下游地区的人口增长6.43倍，闽浙等东南沿海地区增长6.95倍，长江中游增长4.83倍，而华北人口不过增加54%而已。中国水稻主要产区分布图（图片来自公众号“地道风物”）
随着中国南方的经营开发，北方汉人猛然发现南方的富庶发达已经隐隐有反超之势。尤其是“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依靠南方的税赋也足以支撑下去。韩愈甚至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直到宋室南渡后，南方开始逐步超越北方。虽然南宋依旧军事积弱，但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却在这时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北宋时期，华北的丝绸纺织技术和瓷器制造技术仍普遍高于南方。到了南宋则“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南北若不互通有无，南方所缺最多是珍稀药材之类，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就会面临危机。“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证明了长江三角洲已成为天下粮仓。伴随经济发展的是文化教育的崛起。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力中枢，也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从唐代开科取士起，南方状元的数量从南宋开始逐渐碾压北方。中国历代王朝状元籍贯表（注意南北方变化；）
汉文明自北向南的扩张过程，还局限在中国的东半部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跨越“胡焕庸线”的东西人口大迁移。“胡焕庸线”，也就是著名的“黑河-腾冲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将分别位于中国东北和西南的两个边城，即黑河和腾冲连起来，它把现代中国疆域划分为面积大概相等的东、西两个部分。图片来自公众号“地理公社”
根据“七普”常住人口数据，“胡焕庸线”以东分布着我国93.5%的人口，西侧则只分布着6.5%的人口。这条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密度分界线，它与400毫米年等降雨量带的走向基本一致，同时也和古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地区的分界相重叠。
在“胡焕庸线”以东，除了朝鲜族、壮族、侗族、傣族等几个农耕民族外，占绝大部分的是汉族人口；而“胡焕庸线”以西，则是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这条线也被大致看作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对汉民族来说，这条自然分界线是农耕文明扩展的极限。那么，中国究竟靠什么跨越了这条农牧分界线，从而建构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呢？版图庞大的大唐王朝，在农耕地区采取的是全方位治理的郡县制，而对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则采用“羁縻统治”。“羁縻统治”是一种松散的间接统治，它承认所在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原有统治权，核心是册封和朝贡制度，并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其后盾。所谓“册封”，是由朝廷颁发一个与内陆官职类似的官号给当地土著头领，允许其在承认政治上从属于朝廷的前提下，继续拥有对自己部属的统治权益，并在家族内可以世袭。所谓“朝贡”，是指接受册封者定期带着土特产，到王朝首都表示自己的恭顺，并接受以皇帝名义馈赠的“回赐”。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度包括羁縻都护府、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羁縻县四级。其百姓不向唐朝纳税，但部落首领要向唐朝纳贡。唐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东南西北各边疆，涉及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奚、契丹、高丽、羌等诸多民族，主要统辖于单于、安北、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大都护府。公元669年唐朝疆域图（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地处边疆的羁縻府州，经历从宋元土官、明清土司和清代土流并置乃至改土归流等步骤逐渐内陆化，最终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不过，中央王朝要完全“消化”边缘势力，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必须位于紧贴汉地农业社会边缘的可垦殖地区，同时规模不能过大，从而可以培育出数量足够的、由汉族农业移民和被汉化的当地人口构成的编户齐民，以便偿付治理该地区所必需的经济成本，并培育能响应郡县制治理方式的社会基础。而长期停顿在朝贡或册封关系层面的附属者，则趋向于最终脱离附属关系，甚至与原先的宗主国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国与趋向于演化为“外国”的地区之间的界限，就将位于土司建制地区和长期停留于朝贡-册封建制的地区之间。直到清政府瓦解前夕，尚未完成改土归流的土司地区的最大范围，超出“胡焕庸线”之西并不太远。这就是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所能有效统治的最大国土范围：西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显然未在其中。因此，上述国家建构模式，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中国何以能形成如此辽阔的疆域。而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则是从汉地社会边缘的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发达于清。清朝在传统朝贡体系之外，还对国家建构模式进行了创新。它把郡县制之外的朝贡地区、人群和国家分置于三个不同的治理空间——图片来自于《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
（2）二是“外藩各部”。包括内札萨克（内蒙古各盟旗）、察哈尔（内属蒙古各旗）、喀尔喀（外札萨克蒙古）、青海、西藏等地域，以及金川土司、南疆回部各伯克头人属下等部。清朝通过设立理藩院，对外藩各部实施管理，从而将家治理范围拓宽到远超出“土司”辖地之外的广袤的“朝贡”地区。清朝统治蒙古高原、新疆、藏族地区等庞大地域时，各地的最高负责人是驻防将军或办事大臣，他们既管理军队，又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3）三是“域外朝贡诸国”。清朝对其不负国家治理的责任，由礼部鸿胪寺（类似外交部）来处理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交往。由元朝和清朝所实施的对西部中国的统治，与以汉和唐为典型的处理与羁摩国家关系的治理体制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内亚边疆帝国具备的特殊管治体制，也与单纯想要通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将汉文化覆盖全部国土的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不同，它力求把有效的国家治理与保持疆域内各人群的文化多样性最大程度地统一起来。由满洲人建立的清王朝，用藏传佛教信仰来亲善信奉同一宗教的蒙古人，又进一步依靠蒙古人将西藏、青海和西域纳入国家版图。中华民国通过承认清朝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换来国际社会对其继承清朝全部版图的承认。现代国家绝大部分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从过去的旧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或者从列强建立的殖民帝国中分离出来、独立建国，而现代中国则近乎成为唯一一个完整保留帝国时代版图的国家（苏联解体后）。这与汉族以外的其他几个重要民族参与清代国家构建密切相关。
至此，中国能够“从东往西”跨越“胡焕庸线”，辽、金、元、清这几个王朝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如果没有最近1000年内“从东往西”的整合，仅继承了宋、明疆域的中国，将会比今天的辽阔版图小的多。
据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1）从四五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经历了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以后，从南部边境进入中国，“从南到北”扩张的漫长过程，这些先祖们在中国大地上如满天星斗般孕育了璀璨夺目的新石器文化；（2）公元前2000年到13世纪初：从华北孕育出早期华夏文明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晚期，是汉文化“从北到南”不断输出，中国南方不断开发乃至超越北方的发展阶段；（3）从元朝到清朝：即“从东往西”的阶段，中国决定性地超越汉文明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从而转化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五万年以来，在王朝兴替、疆域伸缩的时空变化中，逐渐凸显出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这就是中国。有些西方甚至国内民族主义者，认为元朝和清朝不是中国，但实际上，当年的蒙古人和满洲人都把自己的政权视为中国正统。西方学者中不乏将这种所谓“令人吃惊的统一”看作“中国的神话”。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说：“以西方的标准看来，今日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或查理曼时代的欧洲一直延续到当前，而它如今却又在行使着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功能。”实际上，这是他们总在以自己的国家诞生于某个帝国之分裂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民族问题，如果有什么特殊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那么它的全部特殊性的历史根源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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