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派”欺世盗名冒充“红学”35年闹剧，该收场了（之三）
三、“红学”形成于1914—1923年
（一）1914年王梦阮和沈瓶庵《红楼梦索隐》出版
1914年出版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该书在“例言”及“提要”中写了如下一些内容：
1、认为《红楼梦》一书“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
“例言”中写道：
下走不敏，却于是书融会有年，因敢逐节加评，以见书中无一妄发之语，无一架空之事。即偶尔闲情点缀，亦非关合映带，点睛伏脉，与寻常小说演义者不同。[1]
2、对《红楼梦》中“真”与“假”关系的看法
《索隐》认为：
开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云云。可见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类。不求其真，无以见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2]
3、认为《红楼梦》是纪事之作，而非言情之作
《索隐》作者认为：
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3]
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而书中纪事不十之三，方情反十之七，宾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4]
《索隐》作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为了掩盖其纪事，从表面看，言情部分所占比例较大，占大约“十之七”，而纪事部分则少些，为“十之三”。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是因为《红楼梦》作者“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
4、《红楼梦》作者能将“真事”隐进小说中，盖因极为博学
《索隐》作者认为《红楼梦》作者集丰厚的中华文化于一身，曰：
（《红楼梦》）作者实有得于经旨处，其美剌学《诗》，其书法学《春秋》，其参互错综学《周易》，其淋漓痛快学《孟子》。[5]
正由于《红楼梦》作者中华文化的基础十分雄厚，知识极为渊博，才可能写起书来十分自如。《索隐》作者说：
作《红楼》必善作八股文，其全书皆创词造意，点题处不过数语而已。
作《红楼》人必善制灯谜，全书是一总谜，每段中又含无数小谜，智者射而出之。
全书中词曲、诗文、谜语皆关合事实者多，非漫然为诸儿女作代笔，亦非故为谶语，为假设之人卜身世也。
书中以葫芦庙开始，是作者狡猾处。言将真事隐去，全装天下后世于闷葫芦之内也。然书中于士隐未去之顷，又言庙被火焚，火化葫芦。可见作者用心，不过假设迷藏，仍留一线光明出入于闷葫芦之外。特阅者堕情网，不复问咫天中尚有何事，葫芦深处尚有何人，是以迷障相传，全不知作者本意。是非葫芦之过，但打破葫芦者无人耳！[6]
《索隐》作者认为：正是由他们“打破”了“葫芦”，解析出来《红楼梦》背后之隐。他们能够挖掘出《红楼梦》背后之隐，是由于他们了解《红楼梦》“作者本意”。
5、《红楼梦》作者以“梨园演剧法”隐写“真事”
《索隐》一书关于《红楼梦》的隐写方法，认为：
惟将真事隐去，演出一篇大文，叙述贾府上下几三百人，煞是热闹。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傥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张冠不得李戴，则全书不但人多无着而且颠倒错乱，牵合甚难。作者惟以梨园演剧法出之，说来方井井有条，亦复头头是道。盖上下数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脚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其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其下一场。如此变动不居，乃见偌大舞台佳剧迭更，名伶百出，无拥挤复杂之病。[7]
《索隐》作者认为：《红楼梦》采取“隐”写“真事”的方法是“梨园演剧法”——可以一人演数人，也可数人扮一人。
6、说明书中隐事，闻于“京师故老”，为说明隐事，采取“注经考史法”
那么，《索隐》作者认为《红楼梦》中隐写怎样的人和事呢？写道：
请试言之，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8]
《索隐》作者对于《红楼梦》中所隐写之人之事，从何得知的呢？曰：“尝闻之京师故老云”，并说：对于这些事件“虽不见于诸家记载，而传者孔多，决非虚妄。”[9]
如何来向读者说明该书是隐写的清世祖与董鄂妃之事呢？《索隐》作者云：采取的是“注经考史法”。即“有异闻，有歧说，为疑义，并著而出之，亦注经考史法也。”[10]
需要说明的是：王梦阮和沈瓶庵认为的隐事——顺治帝与董小宛之事，后来被历史学家孟森《董小宛考》批驳。孟森指出：顺治出生之年，董小宛已十五岁。“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而清太祖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11]证明王、沈的索隐是错误的。但就王、沈二人的主观态度来说，还是严肃认真的，更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将“京师故老”的传说记录下来，而且将依据什么方法推断出来的传说——也作了记录。这种解谜的方法也正是作者曹雪芹将真事隐写入“假语村言”的方法。这些“解谜之法”“京城故老”是怎样得知的？——可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吗？这就无法考证了。不管怎样，王、沈记录下来的“解谜”方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二）1917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
蔡元培于1917年出版《石头记索隐》。该书认为：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12]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行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胤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13]
关于蔡元培是如何具体索隐的，仅举几例来介绍：
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说为最合，所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金笔记》谓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以宝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是也，尤与鄙见相合。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宝玉在大观园中所居曰怡红院，即爱红之义。所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增删本书，则吊明之义也。……又曰《情僧录》及《风月宝鉴》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风明月语，以风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不独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我国古代哲学，以阴阳二字说明一切对待之事物。《易·坤卦·彖传》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阴阳也。”《石头记》即用其义。第三十一回湘云说：“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男为阳，主子亦为阳；女为阴，奴才亦为阴。本书明明揭出。[14]
对于这种索隐，通常称“康熙朝政治状态说”。蔡元培的“索隐”结论已经过验证，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所认为的书中充满了隐喻还是正确的。书中为了将“真事”“隐”于其中，比喻的确极多。
（三）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出版
胡适于1921年出版了《红楼梦考证》。这部书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附会的研究方法。他在第一部分便列举了三派索隐观点。其中第一派为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第二派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他认为：“若想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处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15]
胡适主张怎样研究《红楼梦》呢？他说：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16]
关于《红楼梦考证》的研究方法，胡适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和求证。”这实际是源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
胡适经过考证，认为：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17]
关于《红楼梦》的性质，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18]
关于《红楼梦》“本子”问题。胡适将有正书局戚序本八十回《石头记》与程伟元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作了比较，认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这是无可疑的。”[19]
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家世，得出如下六条结论：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即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则始终在江南。）[20]
（四）1923年正式冠以《红楼梦》“考索”研究以“红学”之名——称“索隐”之法为“旧红学”，“考证”之法为“新红学”
1923年出版俞平伯《红楼梦辨》一书，顾颉刚为该书写“序”。正式对“考索”冠以“红学”之名，并以“新”与“旧”二字将两者相区别。他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标识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21]
顾颉刚所指的“旧红学”，即蔡元培、王梦阮等人的索隐研究。顾颉刚所指的“新红学”则是胡适、俞平伯等人的考证派自传说。
余英时认为“新红学”与“旧红学”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努力去解开《石头记》（《红楼梦》）小说背后所隐写之“真事”（“史”）。不同点在于：“各有其立足点：前者认为《红楼梦》的背后隐藏着‘家恨’，而后者则以为它的真实背景是‘国仇’。” [22]
无论“新红学”，还是“旧红学”，都不涉及“小说评论”。当时的人们，包括《红楼梦评论》的作者王国维在内，都不认为“小说评论”可与“考索”（“红学”）相混淆，而将其排除于“红学”之外。
[1]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7]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8]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9]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 见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 孟森《董小宛考》，载于《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4] 《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7] 《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 《红楼梦辨·顾序》，载于《俞平伯论红楼梦》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2] 见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载于《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