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小说评论派”欺世盗名冒充“红学”35年闹剧，该收场了（之四）

 

    四、1923——1953年“考证派自传说”占主导地位时期，索隐著作仍有出版，小说评论与新、旧“红学”并列发展

 

    （一）胡、蔡争论后，“索隐”新著照旧出版与发行

    胡适与蔡元培分别作为新、旧红学的代表人物，就《红楼梦》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争论，“新红学”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不是彻底的胜利，绝对的胜利，而是一种相对胜利。在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后，蔡元培立即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序》。在“序”中自我辩护道：

 

    “况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以为必如是而后值得猜也。”为此，举了许多例子，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锦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均为胡先生所考定（见胡先生所著《吴敬梓传》及附录）。

    同时也诘难胡适：

 

    案书中既云真事隐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

    若因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接驾四次，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即曹家乎？

    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似太不留余地。

 

   正是由于“新红学”并非都正确，“旧红学”也并非都错误，这才会不断有索隐新著出版，主要有两部：

    阚铎《红楼梦抉微》，1925年天津大公报馆印行。阚铎认为：《红楼梦》乃是一部“淫书”，其人物和故事情节全从《金瓶梅》“化出”，只不过《金瓶梅》是一部粗俗的淫书，是“真小人”，而《红楼梦》则是一部文雅的淫书，是“伪君子”。

    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辩证》，1927年西京出版社出版。寿鹏飞认为：《红楼梦》一书所隐去的“本事”，乃是雍正夺嫡，他说：“《红楼梦》一书，有关政治……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无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已”。

    作为“新红学”或“考证派自传说”并未因自己的力量更大些，便对索隐派以势欺人。因而那时，在新、旧红学间，仍是保持着自由竞争，平等辩论的令人赞许的景象。

 

   （二）“评论家”可以自由评论，但人们不把“小说评论”视为“红学”

    自蔡、胡争论之后，“红学”的概念更加清晰：只是针对《红楼梦》进行“考索”而言的。人们也接受了“新红学”、“旧红学”的概念，将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称之为“旧红学”，而将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自传说”称之为“新红学”。“红学”的发展，包括“旧红学”著作仍不断出现，并不妨碍“小说评论”的发展。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多种十分精彩的评论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家有鲁迅、李辰冬、王昆仑等。

    1、鲁迅对《红楼梦》的评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二十多篇讲演、杂文和书信中都谈及《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价值，他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鲁迅认为：“对于《红楼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红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1]

    鲁迅的评论虽数量不多，没有专著，却可称睿智之言，影响深远。其中所指“红学家”，实指新、旧红学家，即“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

    2、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

    李辰冬著有《红楼梦研究》[2]。全书共五章，最后一章《红楼梦的艺术价值》[3]为人称道，其中谈了《红楼梦》的结构、风格、人物的描写、情感的表现等。书中把《红楼梦》的结构比喻为大海汹涌的波涛，在将《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比较后认为“以结构而论，前者远胜于后者”。后者如同“百数十篇前后相关的短篇小说集合而成”，前者则浑然一体，任何一段精彩的文字，“它的起，已在前数回中伏下，它的落，到后数回中还有余波。”又将《红楼梦》与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作了比较，认为两部书都描写了“整个的宇宙”，都很“伟大”，但情况有不同。巴尔札克好像“手里驾着五十匹马的御者，“使得浑身出汗”。而曹雪芹“对他的人物，一点显不出故意驾驭的神色，好像海洋对于波涛一样，任其澎湃泛滥，一点也不约束，一点也不领导，然而个个波浪，没有不是连结的，个个波浪，没有不是相关的。”他并认为：“中国整个文化的精神，都集于曹家，而曹家的灵魂，又集于曹雪芹一人；因此，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整个的灵魂。如果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那么，曹雪芹就是中国灵魂的具体化。”

    李辰冬并不将自己评论《红楼梦》的著作与“红学”联系在一起。

    3、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4]写于四十年代的重庆，署名太愚，全书共19篇文章，对《红楼梦》中19个人物作了评论。由于《红楼梦》中相当多的人物是相互对称的，如黛玉和宝钗，晴雯和袭人，迎春和探春，尤三姐和尤二姐，史太君和刘姥姥，贾政和贾敬，王夫人和邢夫人等等，作者在评论中准确地抓住了每个人的特点，利用各种人物之间的对照、比较、映衬，来概括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此外，评论所用语言也十分鲜活生动，行文夹叙夹议，很富哲理性和感染力，如说林黛玉“太幽僻难通”，薛宝钗“太冷酷枯燥”，史湘云则有“天真美”等等。

    正由于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评论得切实，因而后来再版多次，即使改革开放后亦有再版。尽管如此，他从不把自己看作“红学家”。

    4、其他人的评论

    自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之后至1954年，大约五十年间，有关评论《红楼梦》的文章至少有400篇，除王国维及上述三人的评论外，仍有一些文章曾受到人们重视，如：

    吴宓的《红楼梦新谈》[5]；

    陈独秀的《红楼梦论》[6]；

    牟宗三的《红楼梦悲剧之演成》[7]；

    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8]；

    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9]等等。

    这一时期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从内容上看，有的侧重于思想性，有的侧重于艺术性，也有全面介绍的，少量的还有涉及时代背景的（如陈觉玄的《红楼梦试论》）。

    从上述介绍来看，20世纪20年代后，《红楼梦》研究中的“小说评论”与与新、旧红学相比，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有些精彩的评论，至今为人们引用，可见生命力之强。但是他们之中不曾有一人称自己的评论为“红学”，或者自诩为“红学家”。也没有人将“红学家”的称号戴在他们头上，作为对他们的肯定。

    “小说评论”与“红学” 是并列的两种研究方式，泾渭分明，如同两条轨道上车，各行各的路，相互尊重，相互促进，都获得了相当的成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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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第419页。

[2] 该书1942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据1934年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出版的法文本重写而成。

[3] 此章收入《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

[4]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84年出版；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修订本。

[5] 该文原发表在1920年3月27日、4月3日出版的《民心周报》第一卷第17、18期，后收入《红楼梦研究参考料选辑》第3辑。

[6] 该文原刊在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出版的《红楼梦》卷首，后收入《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辑。

[7] 该文原刊于《文哲月刊》第1卷笔3期、第4期（1935年12月15日，1936年1月15日出版），后收入《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辑。

[8] 该文原刊于1948年出版的《文讯》第8卷第4期，后收入《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3辑。

[9] 该书由东南出版社1945年出版，后收入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